近期，多地集中开展的公文抄袭专项整治活动，将“文抄文”隐蔽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
一是现象之痛，公文抄袭的普遍性与荒谬性。一份关于住宅小区充电桩的实施方案，竟与一年前另一城市的文件有98%的文字重合，甚至连地名都忘记修改。除此案例外，其他地区的抄袭行为同样触目惊心。山西省某县去年7月的县长调研稿，与同一县景区党工委副书记几天前的调研稿内容高度雷同，约390字中超过320字相同。更荒谬的是，广西省某县发布的森林防火规划中，竟与500多公里外湖南某县的介绍文本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连乡镇名称都未作修改，闹出了“平乐指导安化”的笑话。这些案例并非个例，根据各地通报，公文抄袭已成为基层工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是危害之深，侵蚀治理根基，透支政府公信。公文抄袭表面上是文字失范，实质上是对公共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侵蚀。这种行为直接削弱了政策的针对性与执行力，使公文丧失了指导实践的基本功能。抄袭而来的公文内容空洞、千篇一律，充斥着“正确的废话”和“万能模板”，严重脱离本地实际状况。这类文件层层下发的结果必然是政策在“空中打转”，无法在基层“落地生根”。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工作能力的急剧退化。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未能用于一线调查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耗费在制造毫无价值的“文字堆积”上。
三是根源之思，“拿来主义”背后的多重成因。公文抄袭禁而难止，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体系。部分干部的思想惰性与能力不足是直接诱因。一些干部习惯于“办公室调度”、“纸上谈兵”，将发文等同于落实，把材料厚度等同于工作力度。有的干部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心态，工作只求应付各种考核、评比、验收、检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文山会海”带来的沉重压力。有乡镇干部坦言：“一天要处理十几份文件，连细看材料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认真去写了。”今天发通知、明天要报告，工作刚起步就要求“出经验”；过分强调“留痕管理”，将材料报送作为督查检查主要依据。
四是治理之道，标本兼治方能清除顽疾。整治公文抄袭需要系统思维，既要雷霆治标，更要长效治本。首要任务是破除滋生形式主义的土壤，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正沉下去、摸实情、谋实策。其次是技术手段的运用也能有效提高审核效率。在人工智能时代，利用智能查重查抄工具快速检测抄袭行为，再针对固定表述、合法引用等情形进行人工复核，可以精准判定公文的原创性。再者从制度上堵住“抄袭无成本”的漏洞，从思想上破除“材料出政绩”的误区，干部才能真正从“纸面文章”中解放出来。公文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政策载体、治理工具、服务指南。当每一份公文都成为“干在实处”的真实注脚，形式主义的歪风才能真正被刹住，治理效能才能得到切实提升。(宋庆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