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韬晦

中国书院的精神在哪里？由孔子开始私人讲学，便是承担文化存亡的大业。孔子是因为看见文化的存亡有危机，所以出来拨乱反正。当时大家完全忘记了礼乐的意义，为何要有修养？为可要守规矩？一般人只知道自己身份，只知道自己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如何做人、做事？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古人八岁入小学，学的就是规矩：学应对、学洒扫、学进退，全部都是礼。礼就是修养，要齐整、正衣冠，态度认真，不能嬉皮笑脸。现在的学生谁不嬉皮笑脸？现在的老师，也不理学生这一方面的表现。古人绝不姑息，读书必须有好开始，先端正自己学习的态度，所以做人的规矩要先学。到十五岁入大学，然后学成人之学、品德修养之学：什么叫义理，什么叫生命的学问，那时才明，那时理性的思维才开展，生命的感受才能挖深。

读书人的志气

所以，书院的精神从历史来说是来自民间的讲学传统。这传统首先有两个意思，首先显示读书人的志气，人不能向现实妥协、向政治妥协，或向生活妥协。从先秦到两汉，政治一步步向现实沉入，如果学术亦如此，则文化必然失去高远的理想，人亦会很局促。所以人要忠于自己的学问，如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也就是去见证自己的所信。所以人生世上，生命应该有更大的空间，人应该有高远的眼光，去成长他自己。从这一点看私人讲学，一定是长养人的志气，提升人格。孔子所谓“君子上达”，即以讲习这种生命成长的学问为主。

对文化的忧患意识

其次，书院的精神，不单只要将这种生命成长的学问讲出来，他还体会到这种文化时时处于危机之中，必须为之奋斗。你不要以为读书只讲规矩、讲修养、讲生命成长；你也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现实的压迫力太大，往往在现实的压迫下，人慢慢会忘记了或者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若是一人放弃，影响还不大；你说你喜欢庸俗，喜欢放纵那也没办法，因为这堕落是你所选择的。现代人尤其是强调这一点：人有选择的权利，但你也要为自己的堕落付代价。不过若人人如此，整个家庭、整个社会如此，没有人再承担历史文化的使命，好像现在的社会一样，那就不堪设想了。孔子担心的是文化的死亡，所以才要讲学。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这也就是《易经》的精神，《易·系辞》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就是一种对文化的忧患意识，担心理想传不下去，下一代将如何是好？即使我们懂做人，但下一代不懂；若我们不懂教，他们更不懂，哪如何是好？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这是历史的危机。读书人在这时候感到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站出来讲话，所以才讲学。

私人讲学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忧患感、危机感。社会愈黑暗、愈沉沦、愈多人迷惘，我们愈要讲学、愈要起来弘道，这是一种担当的精神，也是行义的精神，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讲学的动力亦在此处。汉代的经学大师继承这种精神，在王莽篡汉时很多读书人受笼络，但有更多的读书人不为所动，宁愿隐逸，保存节气。这种对节气的重视，形成读书人的风骨：受苦没有所谓，生活困难没有所谓，没有人雇用没有所谓，住在山林，物资贫乏没有所谓，能够如此才能显示出一种精神。当文化出现危机时，如何是好？读书人要知道，不可逃避责任，这就是书院精神。书院精神，就是对文化的忧患与承担，承担文化理想，用后来张载的话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化慧命的维系

自汉一代，私人讲学之风极盛，大师辈出，如马融、郑玄、楼望、丁恭、任安、张兴、牟长、包咸……从学者由数百人至数千人，都是“自远而至”（参看《后汉书·儒林传》）。他们讲学场所，被称为“精舍”、“精庐”。

由精舍开始有教学基地，教学场所，中国私人讲学的方式渐渐趋向制度化。因为有了精舍之后，规模渐大，须要管理，有管理则要分工。中国书院到了唐宋时期，便发展出完备的制度。例如宋代的白鹿洞设洞主，负责讲学；亦叫“主洞”，或“洞正”。又例如岳麓书院在山上，叫“山长”，下面设“主讲”，或“掌教”，掌管教学，与今天的教务主任相当。再下去有副山长、监院、助教，还有很多执役人员。因为生活上起居、管理、服务也需要不少人力，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好像白鹿洞全盛时期有过千人在读书。

除了职位上的分工之外，他们在山林选址，建筑的布局与寺院很接近。地点选在山林，靠在大自然，远离尘世，清净明洁，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亦即与世俗价值保持距离。靠近大自然能令人的生命得到净化、对内心的欲望有一种洗涤的作用；因为大自然所显示的是宇宙的生命，即是道的生命，所以在山林中读书，我们更容易体会到天地之秘密，体会生命与天地之交流，而得精神之超升。所以后来朱熹、陆九渊等，有空即带学生游学、游山，在那里饮茶、作诗、作对，互相唱和，既和谐又可以切磋学问，互相引发，互相分享。学生在这种情景中往往会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旅行、读书、生活、研究、切磋、成长，打成一片，是书院一种很有特色的教学方法。

另一方面，把书院建筑在山林，亦可以时常警示我们，要对现实社会进行反省。唯有保持距离，才能易于批判，尽读书人的责任，向历史文化交代，而不是向现实交代，如今天的大学教育，就只向现实交待，完全失去大学应有的理想。这“理想”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化慧命的继承。读书人的目标不一定是出仕、做官，当道不行时，便要守道、讲学，把理想寄于将来。这一点，才是中国书院精神的历史体现。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教育史上，真正承担教育理想的是私学，而非官学；而且都是在官学政治化、利禄化、市场化之后，不忍道统沦亡而继起的，十分伟大。但亦因为如此，私学在现实上必然受压迫，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困扰。学者们只能靠他们一己的道德良知来办学，支持者亦只能靠他们的善良的人性来赞助。其间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不但可替中国的书院精神作见证，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文化作见证。

子正书院国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