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周显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359年。
公孙鞅想实行变法，秦国人对即将开始实施变法政策感到不高兴。公孙鞅于是对秦孝公说：“对老百姓，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始时的计划决策，但是可以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喜悦。高尚品德的人是不会流与世俗的，能成就极大功业的人是不会和众人商议的。因此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效法过去的陈规旧制。”甘龙反驳说：“不是这样，按照法律条文来治理国家，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心满意。”公孙鞅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习，有学问的人往往局限于所知范围不能接受新知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旧章之外创新的事。智者制订新的政策，愚者受法律的约束；贤者会根据时代变更礼仪，无能的人才会死守成法。”秦孝公说：“说得好！”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最终确定制定变法的法令。将人民按照五家一伍、十家一什来编制，互相监督检举，犯法连坐。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隐匿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以同等处罚。立军功者，可以作为榜样授予高爵位；私下斗殴内讧的，以其轻重程度处以不同的刑罚。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徭役。不务正业（这里指不从事农业而从事工商业，由此可以看出重农轻商，农业为本业工商为末业。）和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官奴。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明确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分别配给应享有的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荣誉，无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功名和爵位，不能荣耀显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