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城头泣悲歌---明前御史李应荐
南雁北望/文
明中晚期，社会开始出现不安定性，在经过“万历三役”之后，明朝虽然胜利，但国库已经空虚，豪强地主阶级不断兼并土地，人民更是生活艰难，或卖身或背井离乡，也就更好理解《平原县志》记载的人口在正德、嘉靖、万历三朝期间不断减少的原因。恩县人口虽没有减少，但赋税不断加重，社会基础稳定性很差。崇祯年，虽然皇帝想励精图治，但天灾瘟疫相继频发，几乎年年都有，使得国家财政更加困难。还有士族官僚集团为自己利益的“党同伐异”越发严重，东北与后金战争不断持续，榨干财政，不得已“精简人员”，结果引发了崇祯二年即1629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崇祯皇帝整天是与天祈祷、与官僚斗心、与满清抗争、与农民镇压，十几年来崇祯朝在摇晃中挣扎。期间，东北满清骑兵时常也能突破长城防线，直接逼近京畿，后二次直接深入山东，饮马黄河两岸，“打劫”完就走。对当时社会产生极大震撼力，今天讲的也是在第三次满清骑兵“扣关”掠夺本地时的悲壮故事。
时间为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秋，东北满清骑兵借道内蒙，从北京密云卫所翻越长城，绕开北京，从通州沿运河南下，十一月达德州、临清州，紧逼东昌府，同时攻陷沿岸县城，恩县保卫战在其中，只是悲壮惨烈，结果城破人亡，被俘虏者不计其数。进士门第前巡按御史、革职在家李应荐战死，血然城墙，悲歌千古。在《大明实录》与《恩县志》都有对他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做了记载：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12月满清兵骑兵突袭转入山东内地，原督察御史李应荐被革职在家，但关键时刻士大夫尽忠报国情怀，使得他积极地捐资募兵，助恩县令王应元守城，比城陷，李应荐身中一枪，犹率家丁格斗。城破，厉声大骂，身被数刃、断一指后而砍杀。清朝编撰的《明史》之中，并列入“忠烈祠”。借此个人观点：一、清政府能认可抗清的“忠烈”之士，已实属不易，并以褒奖前朝之“忠烈”，应可见“抗击”之惨烈而悲壮。二、李应荐依附阉党，这暂不论证，阉党与东林党之争，毕竟为政见党派之争，皆属于内政。然在国难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尽忠，为民尽義，不屈而亡，此为“忠烈”之士。这就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所展示“大義、大忠”的气节。自古至今，这种精神都是我们华夏民族的“脊梁”与“气节”，也是冀鲁之交多“铿锵悲歌之儒士”的传统。
根据《恩县志》与《恩县续志》记载：李应荐，恩县庞营村人，家族为世代书香门第，其父李辉光，《恩县续志》载：邑庠生，安贫、守道義、方训子。共四子，李应存排行第三。明万历三十七年（即1609年）己酉科中举人，万历四十一年（即1613年）癸丑科第一百二十九名进士，任河南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御史、太仆寺卿。因受“东林党”排挤，齐鲁士子被迫多依附魏忠贤边缘。崇祯初，以附魏忠贤入阉党逆案，被削职在家。崇祯十一年（即1639年），在恩城保卫战中，为国捐躯。被崇祯帝列入为“国家捐躯阵亡”名单，接受祭祀。
恩城保卫战可谓“悲壮”，但同样时间，在相距二十多里外平原县，却在县城保卫战中取得成功。通过两县的两部《县志》，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恩城保卫战”失败的原因：
其一，战略上忽视。整个明王朝都犯一个认识错误，认为作为中原腹地，后金满清兵不可能长驱直入，这是兵家大忌。所以明崇祯时军队多部署在辽东山海关一线以及长城一线，内地兵力空虚，也是农民起义军的“火苗”在开始没有被及时“扑灭”。这时满清骑兵充分发挥机动灵活性，主动把战火引入中原腹地，让明军自乱阵脚，首尾难顾，如同解放战争时“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一样。恩县与平原两处官员认识上都是一样，没有区别。
其二，战术的轻敌。整个山东官员，都认为，骑兵突袭虽然很快，但缺乏后勤保障物质，所以只要坚守城池、坚壁清野，满清骑兵自然撤退，或者等机会还能出城打个反击，也是有可能捞个“战功”。事实是，这次满清骑兵绕过京师之地，一路沿运河南下，劫掠物资，以战养战，并没有出现后勤问题，都是先打明朝经济物资储存的命脉之地，如沧州、德州等地，都囤积了大量京畿保障物资。再深入山东入地。恩县北邻德州，西靠大运河，南接临清、东昌府，所以满清骑兵攻德州打临清，短暂修整后向山东内地进攻，也有先攻打恩县，再打平原县，其间有个很短的时间差。
其三，恩县经济状况的分散性。通两部《县志》可知，恩县虽然经济条件总体上好于平原，但恩县经济“二元制”结构，也是经济中心的分散性，一是以恩城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圈，二是以四女寺为中心的运河商贸经济圈（恩县在四女寺设有第二衙署）。这样优点很明显，但战备时缺点也很明显，不能在战备时形成集体合力。而同时的平原县，几大士绅家族都集中在县城内或县城附近，在战备时，几大士绅家族为自身家族利益，也会通力合作，誓死抵抗到底的经济基础。再有正德七年“城破人亡”惨痛，还记忆在家族血液中，所以都会拼死抵抗。
其四，人才贫乏，没有充分地方组织力和协调人员。恩县分散经济基础，导致士绅家族分散理念，还有自嘉靖以后，恩县原来“四大家族”都已经没落，科举人才直接断崖式“躺平”，也就后继无人。在整个明中后期，恩县只有进士李应荐与刘明偀二人，此时李应荐身上还有“依附阉党逆案”政治标签，而且刘明偀刚在崇祯十年得进士，在京城呢，所以人才缺乏严重。简单说：在战时，没有一个能站出来“一呼百应”的本地的士绅，号召本土士绅势力协助恩县知县。反观平原县内，有仕途资深而致仕在家的前陕西右布政使史张国柱，同时原各大家族人才济济，层层不穷，并在这次“戊寅之战役”中，踊跃出一批中年政治新秀，如董振秀、郑腾云、王化成等家族，成为明末清初绅士官僚的“新星”，特别是董路口村的董家人才辈出，更是一骑绝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暂不细说）。
其五，思想麻痹。恩县从明初建城开始，所经历正德七年“流寇”攻城的保卫战，并取得成功，没有出现平原县的“城破人亡”惨剧，所以还是用传统侥幸思想来麻痹自己。后金满清骑兵出现在京畿时，县令（包括山东所有官员）没有认识到危机在际，既没有加固年久失修的城墙和深挖护城河，也没有提前充分组织人力物力做准备，把宝贵时间浪费了。满清骑兵突袭城下时，才仓促应对，这时只有士绅李应存挺身而出，组织家兵协助守城。毕竟身经百战的满清骑兵与当年“正德流寇”的作战实力，有着天壤之别。恩城的悲壮之战，即为平原县赢得一段宝贵筹备时间，又因恩城被“破城”的惨状传来，使得平原县绅士民众摒弃“一丝幻想”，只能拼死一搏。才有平原县城保卫战中“十大士绅家族”齐心协力、拼死抵抗的局面，所以结局也就不同了。所以满清骑兵主帅见一举不能攻陷，与平原县出城代表--张狱（备注：天津参军张懋谦之子，骁勇、善韬略）达成妥协后，率领骑兵乘夜绕开平原、禹城、齐河，奇袭济南府，把济南城打一个措手不及，坚守十几天后，崇祯十二年（即1639）正月初二，济南城破，屠城十几万人，罪行罄竹难书。
另外是二个县的知县领导组织力与果敢处理力的差距很大。恩县知县王应元，只记载：通州人，崇祯七年进士，没有具体记载其能力，既没有后续记载，也没有出现在阵亡名单中，推断是被服掳走了。平原知县严云京，记载：江西分宜人。据《分宜县志》记：万历四十三（即1615）中举人，崇祯四年为太湖县教谕，崇祯十年擢升平原知县。也这次取胜后，崇祯十三年升御史，后在河南开封对付李自成起义军时杀伐果断，手段虽然不耻而论，但符合军事上“慈不掌兵”说法。
所以在明末崇祯年“戊寅之役”中，恩县是五十五个被破陷县城之一，虽不能与“济南保卫战”相比，但也是整个“戊寅之役”的组成部分，悲烈之举不能被后世遗忘。虽然国破家亡的战火年代已经远去，但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需要铭记。
本人：南雁北望，古诗文爱好者，家乡文化的整理者，乡土文化的传播者。以清代雍正版《恩县续志》以及万历版《恩县志》为基础选材，挖掘整理的本土故事，来传播本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