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庄慧华生于1925年2月12日，按照农历推算就是正月二十生。到了2025年2月12日就是母亲诞辰一百周年，我爱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可我相信，在天上的母亲也一直在关注着我们，保佑着我们。
时间过得真快啊，母亲去世那年我四十岁，今年我也七十岁了，提前了很长时间，我就开始准备写一篇纪念母亲百年诞辰的文章，可是我无数次提笔想写下些什么，笔尖却总在这个题目前凝滞。那些沉甸甸的思念，仿佛被岁月揉成了细沙，稍一触碰便从指缝间簌簌流走，再难聚成完整的词句。
母亲庄慧华是上海市松江县人，出生于上海松江县城。说来非常的惭愧，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我甚至没有为她做过一次生日，有关母亲出生的日期，我在母亲留下的档案和文字记载里都只是2月，身份证上写的是1925年2月12日，按照农历推算就是正月二十生。乙丑（牛）年、戊寅月、丁卯日。母亲于1994年5月23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合肥炮兵医院逝世，母亲是过了69周岁生日去世的，所以墓碑上我们刻上了享年七十岁。
母亲的出生地上海松江，古称华亭，那里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庄家在松江也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可能到了外公那一代已是家道中落了，也不知道祖上是干什么的。不过据亲戚们说庄家老房子位于松江县城前渚行街上，小舅舅说那是一处有五进的大院子，堂号为承德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房子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了，外公那时在上海工作，后来就把家迁到上海居住了，解放后外公把老宅的土地上交给了国家，我们在松江也就没了根。
母亲在家里排行老五，所以也叫五娣。庄礼温是我大舅舅，是家里的老大。二舅舅庄礼良在抗战初期上高三参加军训时染上伤寒于1937年8月病逝，听妈妈说过老三小时候是因为拉肚子死了，大姨庄慧中在解放前因肺结核病逝了，他们三个都没有能结婚成家。妈妈的姊妹之中，我们只见过两个舅舅，大舅舅叫庄礼温，小舅舅最小叫庄礼章，小舅舅因为是1928年生属龙大家就叫他龙弟，他参加革命后改名庄烈。母亲的家族在松江还有很多的人，由于没有家谱，而且我们从小都生活在外地，所以能认识的人很少。过去常常听到母亲说到庄礼恭，庄礼庭，庄礼彬，庄碧华这些名字，庄礼庭后来还做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这些都是妈妈同辈的堂兄妹。
在母亲的成长历史中，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淞沪抗战之前那些年应该是宁静安逸的日子，母亲家的书香门第是什么样子我也想象不出来，想必住在五进那么大的院子里肯定是衣食无忧的。那时候外公在上海工作，外婆带着孩子在松江老家生活。母亲从小个子就高，很擅长体育，在县里的小学生运动会上还获得过跳高和短跑的冠军。母亲的字写的很好，这也应该是从小学习的，有关这段时间的其他事情就都不知道了。家里关于在松江居住的那段时间没有任何图片和文字资料，可能是日本人的炸弹把它们全都付之一炬了。
1937年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期间日军飞机轰炸了松江县城，妈妈的家里挨了炸弹被烧毁，外婆带着全家人逃往金山卫吕巷镇避难，大概那里有庄家的亲戚吧。1939年2月全家迁往上海，住在闸北火车站附近的均益里。因为逃难，母亲也就中断了上学，到了上海以后，又到了西门路齐鲁小学上学，妈妈读书也就是这么读读停停，1939年8月小学毕业了。
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外公工作的华商水电公司，所有的设备全部都被日本人拆除搬迁了，上海华商水电公司关闭，外公失业了，舅舅说外公后来找了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那时候的日子很苦。1939年9月～1940年2月母亲在上海市省立松江女中读书。母亲在松江女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就上不了了，家里发生了很多的变故，我的外婆因为被火烧伤而去世，让家里的日子更加困苦。 1940年2月到1941年2月母亲失学一年，在家里做些手工贴补家用，就是做些灯罩和印花等手工劳动。外公至此没有再娶妻，一个人和孩子们一起生活。
1941年2月到1946年8月母亲在上海市绍兴七县旅沪高级中学（简称绍兴中学）上中学，这所学校原来位于闸北区安庆路330号。绍兴中学曾经是上海地下党的堡垒，乔石同志（原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当年创建和领导绍兴中学共产党地下组织，曾任学校学生自治会的指导老师，并派地下党员沈昌旭同志来校开辟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1945年8月母亲加入了上海地下党，沈昌旭也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我知道了这些之后，也就不难理解母亲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地下党员。在这个家里，抗战期间有三个人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我的大姨庄慧中，母亲庄慧华，舅舅庄礼章。
1946年8月，母亲考入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并从事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工作。这是一所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新成立的学校，记得听妈妈说过，她也是按照地下党的要求考进学校的。作为师专最初的党支部一共有四名党员，童月秋是支部书记，1947年9月至1948年8月，母亲担任了师专党支部书记。
母亲性格热情大方，在她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对于她开展地下工作有利有弊，朋友赞赏母亲工作积极热情，对待同志诚恳热心，对党忠诚负责。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警告威胁，1946年9月入校不久，就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传审，罪名就是怀疑家里和解放区有联系，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在审讯中才知道是因为弟弟庄烈去解放区时，带了一个初中女同学一起走的，其家长告发了，实际警察并没有什么证据。虽然当时并未暴露身份也没有承认什么事情，在审讯记录上签字按手印就放了回来，但警备司令部约定要求与警察当局经常联系以便审查和了解。
回校读书后，母亲仍旧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并经常受特务威胁，情况紧张，于是组织上决定让母亲暂时离校一个时期。在1947年春天，母亲以春游扫墓之名和同志们一起到松江并在其家乡隐蔽了一个时期，之后返上海回校读书继续工作。母亲在她的履历表中曾写到：“其中不断离校去松江、关渡隐蔽，因白色恐怖，不能在校工作。” 在白色恐怖威胁之下，有些党员退出了党。1948年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严丽娟脱党，1948年8月张月华不听组织劝告坚持要去台湾，被除名，张月华还是母亲任师专党支部书记时的支部委员。
1948年7月母亲在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母亲在师专毕业以后，1948年8月就被派往苏州洞庭东山安定小学教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群众工作。东山支部成立以后，教师们就利用访贫问苦和办夜校的方式发动群众，帮助他们读书识字，送医送药，向农民和渔民进行政治教育，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母亲和教师们一起恢复了关闭十余年的东山图书馆，联系镇上中学的师生和广大青年，还把大批的革命书刊秘密的传递给积极分子阅读，启发青年学生寻找进步道路，使东山图书馆和莫釐中学成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
母亲在东山安定小学工作期间，由于生活艰苦工作劳累患上了肺结核病，再也无法坚持工作。1948年12月撤回上海养病。母亲的肺结核病很严重，回到上海以后的这段时间，母亲主要就是在医院住院治疗和在家里养病。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了，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进攻，隆隆的炮声在上海外围轰响，敲响了上海解放冲破黑暗的晨钟。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军警实施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开始更加疯狂的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就在上海临近解放的前一周的一个夜晚，有人称这是毁灭性的大搜捕之夜，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警车包围了母亲家的居所，警察特务前来抓捕正病重卧床不起的母亲。伪上海警备司令部以1946年的原案复发并说母亲到苏州去了一个时期搞共产党活动为由实施逮捕，后来经过闻讯赶来的邻居给母亲作证其重病卧床不起，全幢十九户房客联名作保，外公和大舅舅也将证件质押作保，才将母亲保护下来未被带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母亲的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很幸运的是，母亲的肺结核在解放不久竟然病愈了。1949年8月母亲恢复了工作，听父亲说过，当时上级领导准备让母亲去北京参加团中央的工作，但是母亲的老领导韩运先韩大姐希望母亲留在上海，帮助她做上海工人教育工作，于是母亲就留在了上海做钢铁企业职工教育工作。上海解放以后，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上海有大量的失业工人需要安置，职工教育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
母亲是一个工作热情极高的人，自尊心很强，干起工作很拼命，因此工作的成绩也很突出。她担任了上钢三厂职工业余学校的校长以后，担心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自己的工作经验不足，会影响职工教育工作的开展。于是母亲就动员她的闺蜜和她一起工作，母亲拿出自己的薪水给她发工资，把业余学校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的，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工人朋友的广泛赞扬。她的学校和教学班级被评为模范学校和模范班级，1951年母亲被评为上海市一级劳动模范，1951年9月，母亲进入上海市委党校学习。
1952年7月母亲又回到上钢三厂工作，在厂党委任党委专职委员负责工会工作并兼任上钢三厂业余学校校长。据上海通志上海钢铁工业志教育篇记载：“为了巩固扫盲成果，1950～1953年，上钢三厂、新沪钢铁厂、上钢一厂、上钢二厂和亚细亚钢铁厂等钢铁企业，相继创办了职工业余小学。上钢三厂所办的业余高小，先由市教育局直接创办，入学人数多达449人，占该厂职工662人的71.72%，按生产班次分24个班授课，1953年改由工厂领导。”母亲的工作成绩斐然。
1954年7月母亲从上海钢铁三厂调到了沈阳国营一一二厂，在生产机关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担任总支副书记。母亲去沈阳就是为了和父亲结婚，当时父母亲的恋爱关系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由于父亲在抗战时期就读的大定航空发动机技术学校是一所空军学校，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毕业以后就成了国民党空军少尉，所以他的历史上就有了这样一段抹不去的经历。尽管父亲在解放前就投奔了解放区，也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官，当母亲向党组织汇报与父亲的恋爱关系时，组织上表示反对，上级领导和朋友们都不赞成他们的婚姻。1954年的春天，母亲带着上海方面党组织的介绍信专程来到沈阳，去了一一二厂党委组织部，母亲要亲自来沈阳调查，以取得父亲单位组织部门对于他的评价。 当时沈飞党委副书记贾素萍接待了母亲，党委对父亲的工作和为人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贾书记希望母亲不要再迟疑了，一一二厂党委欢迎你。 在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之后，母亲很快就办理了调动手续。
1954年9月1日母亲和父亲正式登记结婚，住在沈阳三台子一一二厂的家属区。三台子位于沈阳市市区北侧，那里基本上就是一一二厂的独立体系，整个工厂和家属区都是按照苏联风格构建的，两百多栋楼房的建筑群在沈阳独具一格十分壮观。父亲说，那时候工作非常忙，结婚的当天父亲也没休息，在工厂忙了一整天。在沈阳，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妹四个，但是繁重的工作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食物短缺营养不良，母亲患上了肝炎，并迁延不愈，最终成为肝癌，因此过早地就离开了我们。
1960年12月，母亲离开一一二厂，调到了河南新乡一三四厂。父亲参加一个新的航空工厂建设调到了河南新乡，母亲也就跟着调了过来。客观的说，母亲和父亲的婚姻直接影响了母亲的政治前途。但是母亲临终前对父亲说过，自己从来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而父亲则坚定地相信只有自己才会给母亲真正的幸福。
1960年到新乡之后，遇到困难时期，新的工厂停建，父母亲只好暂时转到一一六厂工作，直到1963年一三四厂恢复再建，他们才开始了一三四厂的工作，而原来的组织调动安排全都不作数了，我的父母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服从组织的安排，绝不会挑肥拣瘦讲价钱。从1960年到1980年，这二十年母亲就在新乡这个北方小城工作至离休，期间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波涛汹涌的政治运动，母亲一直在其中沉沉浮浮，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打倒四人邦，改革开放。这也是我记忆最多的二十年，是母亲保护着我们成长，维护这个家庭安全稳定，但是这里面很多的事情，作为一段历史，现在都是不能评说的。
母亲一直都是一个坚定地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即使一生历经磨难却矢志不移，不管是经历了文革，还是离休以后，她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都是坚定不移的，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在上海母亲老朋友的孩子们都称她是马列主义老太太。母亲还是一个热情洋溢慷慨热忱的人，父亲曾回忆说，当她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帮助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同学，甚至向父亲求援资助，那种热心助人的古道热肠让父亲深受感动。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母亲的身边总是聚集着很多的朋友，母亲这一辈子帮助过很多人，有亲戚朋友，有同事邻居，有学生工人，有患难挚友，即使在她去世很多年后，大家还都记着她曾给与的扶助。文革期间母亲被当成叛徒审查，整整六年下放劳动，可是当她知道一个原来地下党的朋友全家被赶到盐城农村劳改，一贫如洗生活无助的时候，尽管当时父母亲都在被审查之中，父亲也停发了工资，可母亲马上就给他们寄去了钱。母亲在离休之后，还经常去一位老朋友的遗孀家里，照顾患病老太太的生活起居，直到去世，老太太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一直都非常感谢，当知道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还不远千里赶到医院来看望母亲。
1980年12月，母亲离职休养回归了家庭。母亲是那么的热爱生活，即使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只要条件允许她就会把家里收拾的干净整洁趣味高雅，每年冬天里花瓶中插着几枝腊梅，那是母亲从工厂荒芜的树丛中折来的，很少有人知道那树长在那里，腊梅那种独特的美丽和悠远的暗香和母亲的形象一样永远印在我的心中。夏日里多姿多彩的玫瑰花会把房间里熏染的芬芳醉人，那也是妈妈的杰作，妈妈还会把玫瑰花瓣用糖渍起来给我们包糖包吃。在那些年代里，即使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和装饰品，由于母亲的打理在别人的眼里总是具有独特的品味。母亲离休以后，她的四个孩子终于都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了，母亲似乎应该松一口气了，可是我们成家以后，每逢星期天节假日常常都会回到家里看看，而母亲就要尽力的给我们改善生活。家里的人口增多，最多的时候，我们全家十四口人在家里吃饭，家里祖孙三代热闹非凡，母亲和父亲为了做这顿饭会很辛苦，常常需要提前一天就开始准备。
离休后的母亲除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她还经常回上海老家探亲访友，母亲在上海还有很多的朋友，地下党时期的十姊妹，绍兴中学，上海师专，十八民校，那些都是青少年时期共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学老朋友，还有上钢三厂的老同事。1989年父亲也离休了，老两口一起回上海老家，还去了北京，青岛，杭州等地探亲访友游览。公司的离休干部办公室也为老干部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活动，母亲参加了门球运动，每天都去门球场打门球，母亲还练习了太极拳，养生功，母亲也参加了老干部组织的文艺表演，母亲的字写的很好，离休后她又拿起来毛笔练习书法，遗憾的是我们竟然没有留下母亲一幅书法作品。总的来说，母亲的离休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一九九三年似乎很特别，现在想起来妈妈在夏天开始时就已经出现身体不适，可是我们当时都忽略了。春天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回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会见了很多的亲戚和朋友，并且到医院检查了身体，彩色B超检查肝部有一个血管瘤，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上海回来时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之后，母亲在家里接待了许多亲戚的来访，暑假，远在新疆克拉玛依的薇薇带着儿子旺旺来新乡看望我们；接着七叔叔和婶娘由乌鲁木齐到深圳旅游转道来新乡看望我们；然后孃孃也自繁昌到新乡与爸爸妈妈谈她要到香港的计划。这期间妈妈已经出现腹背疼痛的症状，我们只以为是劳累使胃和肝的老毛病犯了，一直当胃病治疗。
九月，在新乡市中心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其中CT报告结果不好，怀疑是肝癌，爸爸决定到上海看病。上海诊断结果很快就明确了是肝癌，病情发展也很快，出现低烧，肝部的肿块压迫使妈妈睡觉时翻身都困难，这时孃孃给介绍了一种中药，服用后明显减轻了疼痛。很快在小舅舅的帮助下妈妈住进了长海医院，我也请假到上海照顾妈妈。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当时的医疗技术已经没有办法了。父亲不愿意放弃一切可能，他看到一本书里介绍民间的一种中药治疗，他带着母亲住进了合肥炮兵学院的病房。初期的治疗还有效果，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母亲的病痛越来越严重，父亲一直都陪伴着母亲，照料母亲的生活治疗，。一九九四年的元旦和春节妈妈和爸爸住在合肥炮兵学院的医院里，病重的母亲给孙儿们做了圣诞贺卡，一张广告纸对折粘起来，上贴满了美丽的图案，那是妈妈用糖纸剪出来的，上面亲笔写着奶奶对孙辈的祝福。大妹妹一家和小妹妹放寒假到合肥与妈妈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病房的墙上贴满了孙儿们画的图画和新年贺卡，床头摆着鲜花，妈妈还走出病房在花园里拍了照片，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
正月十六那天，医院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爸爸在外出时，因为路面结冰滑倒摔伤，让我们立即赶到合肥炮院医院。待我赶到医院时爸爸妈妈都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邻病房的陪护告诉我，一天来他们只吃了一点稀饭，爸爸头面部严重摔伤，好几颗牙齿都脱落了，妈妈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整个人都垮掉了。正月二十是妈妈的生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妈妈过生日，我买了鲜花和生日蛋糕，请来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给妈妈在病房里过了她七十岁（69周岁）生日。很快弟弟和孃孃来到了合肥，我们一起来照顾爸爸妈妈，我很感谢孃孃，在妈妈病重的期间她一直在帮助我们。爸爸的病恢复的很慢，而妈妈的病再也没有起色，人越来越虚弱，疼痛只有靠止疼药，我们制定了分阶段定时给药的方案，直到1994年5月23日母亲与世长辞。
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一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强盛努力奋斗，为了家庭子女的健康成长呕心沥血，我很难用简单的文字来记述母亲的人生轨迹和无私奉献，也无法完整的概括她的人生贡献和精神世界。在这里我想把自己为母亲撰写的墓志铭作为她的人生概括：慈母庄慧华，一九四五年在上海市绍兴旅沪高级中学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就读于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时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后从事地下工作直至上海解放。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任上钢三厂职工学校校长、厂党委专职委员。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零年任沈阳一一二厂生产党总支书记。一九六零年调新乡，先后在一一六厂、一三四厂任厂办主任、教育科长。一九八零年十二月离休。抗日救亡投身革命，民族解放学运先锋。忠诚理想坚守信念，钢铁意志顽强人生。通情达理宽厚待人，热忱慷慨古道热肠。慈母似水育四儿女，崇高品德八方颂扬。
今天我们纪念母亲，我想只有我们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的生活，才是对母亲最大的回报与安慰。母亲对生活的那份坚韧，对别人的宽厚热诚，以及她面对苦难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天上人间，母亲始终是那盏不灭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