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ego）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认同作用中形成的，认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本我（Id）放弃的精力贯注。这些认同作用中的一种以超我的形式和自我相分离，当自我强大起来时，可能更坚决地抵抗这种认同作用的影响。
超我是当自我还很脆弱时就发生的认同作用，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把一些最重要的对象引入自我中去了。
超我很容易受后来的一切影响，但它一生仍保留着从恋父情结派成出来的特点（与自我分离，并统治自我的能力）。成熟的自我仍然受到超我的支配，它是一种对曾经虚弱和依赖性自我的纪念。就如，儿童曾经被迫服从父母一样，自我也对超我发出的命令绝对服从。
超我派生于本我的第一次对象贯注，派生于俄狄浦斯情结。自我将超我的沉淀物留在了本我中，因此超我总是和本我紧密联系，并将超我做为自我联系的代表。超我深入本我，比自我更加远离意识。
在心理治疗中，有一种人不能承受任何表扬和称赞，当治疗师对治疗进展表示满意时，他们会露出不满的神情，而且使病情更糟糕。
治疗师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对付病人的一种所谓的“道德的”因素，这是一种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并拒绝放弃受病痛的惩罚。对病人而言，这种罪疚是无声的，并没有说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觉得自己有罪，只觉得生病了。这种罪疚感表现为对身体康复的抵抗。
正常的、有意识的罪疚感（良心）以自我和超我（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基础的，由于罪疚感的批判功能而表现为自我谴责。神经症中的自卑感（the feelings of inferiority ）可能与这种有意识的罪疚感相关。
在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罪疚感竭力表现自己，又不能向自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种病人的自我（ego）反对转嫁罪责，并在否定罪疚感的同时寻求医生支持。要想发现真正位于罪疚感根基的被压抑的冲动是可能的，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的本我。
在抑郁症中，超我获得了对意识的控制。自我不敢贸然反抗，它承认有罪并甘愿受罚。
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应受斥责的冲动未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在抑郁症中被斥责的对象通过认同作用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在这两种神经症中，罪疚感始终是潜意识的。
一般来说，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进行压抑的，但是在癔症或癔症状态下，被压抑的是超我。在癔症中，自我（ego）满足于和罪疚感所涉及的材料保持距离。而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反向作用的现象占主导地位。
由于良心的根源和属于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紧密相连，大部分的罪疚感正常情况下必定是潜意识的。有人提出这样的矛盾假设，正常的人远比他所相信的更不道德，而且远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
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的加剧会使人成为罪犯。在许多罪犯中，特别是年轻的罪犯中，会发现他们在犯罪前就存在着强烈的罪疚感。罪疚感不是犯罪的结果，而罪疚感是犯罪的原因。就好像能把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施加到某种真实的和直接的东西上就是一种宽慰。
超我表现出它和有意识的自我无关，而和潜意识的本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把超我归于自我中的前意识字词记忆痕迹。假如超我是潜意识的，是否还能存在于字词表象中，如果不是潜意识的，它究竟存于何处呢？超我和自我一样，都是从听觉印象中起源的。超我是自我的一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字词表象（概念、抽象作用）而和意识想通。但是，这种贯注的能量并未达到起源于听知觉（教学、读书等）的超我的这些内容，而是触及了起源于本我的超我的内容。
罪疚感是自我中对超我的批评做出回答的知觉。超我是怎样做为一种批评来表示自己，是怎样发展到对自我的粗暴和严厉的呢？
抑郁症中，对意识获得支配权的特别强烈的超我对自我大发雷霆，好像它要竭尽全力对这个人施虐。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中，并转而反对自我。假如自我不及时通过转变成躁狂症以免受到超我的暴政统治的话，死本能就会驱使自我走向死亡。
以某种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进行良心的谴责也同样令人痛苦和烦恼。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相反，它绝不采取自我毁灭的步骤，好像它能避免自杀的危险，比癔症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免除危险。在这里我们发现，强迫性神经症之所以能够保证自我的安全，是因为保留了对象。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向前生殖器期的退行，就能够使爱的冲动转变为对对象的攻击冲动。破坏性本能在这里再次得到释放，目的在于毁灭对象。这些目的尚未被自我接纳，自我用反作用和预防措施来奋力反对这种意图，而这些意图保留在本我中。但是，超我的表现好像在说，自我应对此负责，并且在惩罚这些破坏性意图时，表明这些破坏性本能不但是由退行引起的伪装，而且用恨代表了爱。由于自我两边都孤立无援，一边防御本我的煽动，一边防御对实施惩罚的良心进行责备。结果是没完没了的自我折磨，最后在对对象做系统的折磨。
它们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个体机体内危险的死的本能的活动，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和性成分的融合而被描绘为无害的，另一部分以攻击的形式朝向外部世界，同时继续畅行无阻地从事它们的内部工作。
在抑郁症中，超我是怎样成为死的本能的一个集合结点的呢？
本我完全是非道德的，自我则力争成为道德的，而超我可能是超道德的，因此才能变得像本我那样冷酷无情。
通常我们认为，自我理想（超我）所建立的标准似乎成为压制攻击性的动机。但是还有一个事实，一个人越是控制他对别人的攻击性倾向，他在其自我理想（超我）中就越残暴（越有攻击性）。既一个人越控制他的攻击性，他的自我理想（超我）对其自我的攻击性倾向就越强烈。这是一种移置作用，一种向其自我的转向，即便是一种普通正常的道德也有一种严厉限制、残酷禁止的性质。
超我产生于把父亲作为榜样的一种认同作用。这种认同作用是去性欲化的，甚至是升华了的。升华之后，性成分再也没有力量把以前和它结合的全部破坏成分都结合起来，这些成分以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形式被释放。这种解离就是超我的严厉性和残酷性的根源。
强迫性神经症中，把爱变成攻击性未受到自我力量的影响，却是在本我中产生的一种攻击性的结果。这个过程超出了本我，扩展到了超我，超我加强了对自我的残暴统治。自我通过认同作用获得了对力比多的控制，但这样做受到了超我的惩罚。
自我依靠和知觉系统的关系而以时序来安排心理过程，使它们服从于“现实检验”。通过插入这种思维过程，自我就能保证动力释放的延迟，并控制着运动的通路。就行动而言，自我的地位就像是君主立宪的地位一样，没有他的批准，什么法律也无法通过，但是他对国会提出的任何议案行驶否决权之前，早就犹豫不决。
起源于外部的一切生活经验丰富了自我，但是本我对他来说则是另外一个外部世界。自我力图使本我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它把力比多从本我中撤回，并把本我的对象贯注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在超我的帮助下，是以我们还不清楚的方式，自我利用了储藏在本我中的过去时代的经验。
本我的内容深入自我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的，另一条是借助于自我理想（超我）的引导。自我从接受本我发展到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发展到抑制它们。在这个成就中，自我理想（超我）承担了很大一份，超我部分的是反对本我的那种本能过程的一种反向作用。
我们把自我看作是受到三个主人的支使，受到三种不同危险威胁的一个可怜的家伙，这三种危险分别来自外部、本我的力比多、超我严厉性。
焦虑是一种退出危险的表示，因此就有和这三种危险相对应的三种焦虑。自我试图做世界和本我之间的媒介，它要使本我遵照世界的愿望去做，并通过肌肉活动使得世界顺从本我的愿望。由于自我注重现实世界的力量，而把自己作为力比多对象提供给本我，目的是使本我的力比多依附于它自己。自我不仅是本我的助手，而且是向主人讨喜的一个顺从的奴隶。只要有可能，自我就试图和本我友好相处，它用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把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盖起来。自我使本我假装对现实的命令表示顺从，给本我和现实的冲突披上了伪装。如果可能，自我也会给它和超我的冲突披上伪装。
自我对两类的本能的态度并不是公平的。通过它的认同作用和升华作用，对本我的死本能掌握力比多有帮助，但这样会使自我成为死本能的对象，使自我被灭亡。自我只好用力比多来充斥自身，自我成为爱欲的代表，并渴望活下去和被人所爱。
由于自我的升华作用导致对本能的解离和攻击性本能的超我中的解放，自我对力比多的斗争面临着受虐待和死亡的危险。
自我是焦虑的真正住所。由于受到三方面的威胁，自我通过从危险知觉或从本我的危险过程中收回自己的精神贯注，并把它作为焦虑排放出来，从而使逃避反射（flight-reflex）得到发展。后来由于引入了保护性贯注（恐怖症的机制），而取代了这个原始的反应。自我所害怕的东西，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力比多的危险，都具有推翻和消灭的性质。自我只服从快乐原则的警告。自我害怕超我聚焦的核心是对阉割的恐惧。
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对外部危险的反应和一种内部过程。在抑郁症中对死亡的恐惧只承认一种解释：自我之所以放弃自己，是因为它感到自己受到超我的仇恨和迫害，而不是被超我所爱。因此，在自我看来，活着就意味着被爱---被超我所爱。此时，超我作为本我的代表出现。超我实现的是保护和拯救的功能，这是早期由父亲实现的、后来由命运实现的功能相同。但是，当自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度的危险时，它会发现自己被一切保护力量所抛弃，只有死路一条。另外，这种情境又和出生时所经历的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以及婴幼儿时期那种由于和母亲分离而产生的焦虑，处于同样的情境。
对死亡的恐惧，像对良心的恐惧一样，是对阉割恐惧的发展。通常的神经症焦虑在很严重情况下，往往被自我与超我之间产生的焦虑（对阉割、良心和死亡的恐惧）所强化。
本我没有办法向自我表示爱或恨。爱欲和死本能在本我内部进行着斗争；我们已经发现一组本能是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抵御另一种本能的。这就有可能把本我描述为受那些缄默的、但却强大的死本能的支配，死本能渴望处于平静状态，而且受快乐原则的怂恿，让爱欲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也处于平静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