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总说，我和我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直到翻出那张泛黄的照片——
上面有父亲和另一个眉眼如我的少年。
而日期，竟是他牺牲前三个月。
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双胞胎哥哥，
正隔着相纸对我笑。
“你呀，这眉毛，这鼻梁，跟你爸年轻时一模一样，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母亲伸出微颤的手指，虚虚点着我的脸，眼光却透着我，看到了遥远的往昔。碗里的米饭升腾着稀薄的热气，这句话，像餐桌上一道永不更换的配菜，我吃了二十多年。
我叫周宁。关于父亲周岭的记忆，是模糊背景里一个被反复描摹的符号，坚硬，光辉，带着烈士家属证书上那种不容置疑的庄严。他牺牲在那场著名的洪水救援里，在我出生前三个月。我的整个世界，就是由母亲无数个“你爸当年”的故事，和镜子里那张据说与他肖似的脸构建起来的。这相似，是我身份的注脚，也是母亲情感的锚点。
我习惯了。甚至有些倦怠。
直到那个周末，为彻底清扫母亲卧室后面积尘的储藏室，我挪开了那个沉得离谱的老樟木箱子。箱盖开启时，陈腐的樟脑与旧纸张气味扑面而来，像开启了一个被时光密封的墓穴。里面是父亲的东西：叠得整齐但已泛黄的制服，几本红皮日记本，一顶带有汗渍的救援帽。我一件件取出，动作小心，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郑重。
在箱子最底层，压在一件硬邦邦的雨衣下面，是一个深蓝色的硬纸盒。打开它，里面躺着几本厚厚的相册，以及一个孤零零的、边缘有些磨损的牛皮纸信封。
信封没有写字。我捏了捏，里面似乎只有一张照片。
我抽了出来。
是一张泛黄严重的彩色照片，色彩已黯淡，像蒙着一层岁月的灰尘。背景是某个公园，有模糊的树影和长椅。照片上是两个人，勾肩搭背，对着镜头笑。
左边那个，是年轻得让我心头一揪的父亲。没有我熟悉的那张证件照里的严肃，他笑得嘴角咧开，眼睛弯成愉快的弧度，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浓密而蓬松。他浑身散发着我从未见过的、几乎可以称之为“飞扬”的气息。
而他的手臂，搭在另一个少年的肩上。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停滞了。血液冲上头顶，嗡嗡作响。
那少年，大约十五六岁年纪，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海魂衫，理着清爽的小平头。他微微侧头，靠着父亲的方向，笑得一脸灿烂。
那张脸——那眉毛的走向，那鼻梁的线条，那笑起来嘴角微陷的弧度……
和我，一模一样。
不，甚至不能说一模一样。那是一种超越了相似的、根源上的同一。就像照镜子，但镜子里是另一个鲜活的生命。我死死盯着他，盯着他那双仿佛能穿透纸质、熠熠生辉的眼睛。一种冰冷的诡异感顺着脊椎爬上来。
我颤抖着翻过照片。
背面，用蓝色钢笔水写着一行略显潦草的字：
“与小辉游于西山公园，1985年6月2日。”
1985年，6月2日。
这个日期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几乎拿不住照片。
父亲牺牲于1985年9月3日。
这是在他牺牲前，三个月。
小辉？小辉是谁？
母亲从未提起过这个名字，从未。我的童年是孤独的，没有任何玩伴，更别提兄弟。这个眉眼口鼻无一不肖似我、也肖似父亲的少年，是谁？为什么他从不存在于母亲的话语里，不存在于这个家的任何角落，却如此亲密地出现在父亲牺牲前最后的时光里？
我拿着照片冲进厨房，母亲正在洗碗。水声哗哗。我把照片递到她眼前，声音干涩：“妈，这是谁？”
母亲的手停住了，水龙头兀自流着。她回过头，目光落在照片上，那一瞬间，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变得惨白。她嘴唇哆嗦着，像是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看着那个叫“小辉”的少年，眼神里是极度复杂的情绪——惊恐，悲伤，还有一丝我无法理解的……怨憎。
“谁让你翻出来的！”她猛地夺过照片，声音尖利得刺耳，与她平日的温和判若两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早就该扔掉了！”
“他是谁？！”我抓住她的胳膊，执拗地追问，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他为什么跟我长得那么像？小辉是谁？妈！”
母亲剧烈地颤抖起来，她看着我，眼神涣散，像是透过我在看别的什么可怕的东西。她张了张嘴，最终却只是用力甩开我的手，紧紧攥着那张照片，踉踉跄跄地冲回了自己的卧室。
“砰”的一声，门被死死关上。
留给我的，只有水龙头无尽的哗哗声，和一屋子冰冷的、令人窒息的谜团。
从那天起，家变成了一个无声的战场。母亲绝口不提照片的事，对我异常的沉默也视而不见，只是更加细心地打点我的饮食起居，仿佛那种过分的周到能填补我们之间骤然裂开的鸿沟。她把那张照片藏了起来，我翻遍了卧室和储藏室也没找到。
但我无法当它不存在。
“小辉”两个字，和那张与我酷似的笑脸，日夜在我脑海里盘旋。一种模糊的、却无比强烈的直觉在我心中滋长：他，或许才是父亲生命最后时光里，真正的挂念。而我，周宁，这个被母亲塑造成“父亲翻版”的存在，又算什么？
我必须知道真相。
我开始了笨拙的调查。我先去了本市的档案馆，想查询1985年本地的旧报纸，尤其是关于那场洪水的报道。管理人员是个上了年纪的大爷，听我说明来意，翻了半天，找出一叠微缩胶卷。我在阅读器前坐了一下午，眼睛酸涩。报道很多，讴歌英雄的篇幅很长，配着父亲那张千篇一律的证件照。关于他的家庭，永远只有一句：“牺牲时，其妻已怀有身孕。”——那就是我。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
我又去了西山公园。几十年过去，公园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长椅和树林踪迹难觅。我拿着用手机拍下的、父亲单人照的那部分（我偷偷备份了），询问公园里一些散步的老人家。有人眯着眼看了半天，最终也只是摇摇头。
线索似乎断了。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那几本红皮日记。它们和照片一起放在那个蓝盒子里。母亲当时只抢走了照片，日记或许还在！
我再次潜入储藏室，心脏狂跳。果然，那几本日记静静躺在箱底。我拿起最上面一本，封皮上写着“1984-1985”。
我坐在尘埃里，翻开了它。
前面的内容大多是工作记录，学习心得，偶尔有对母亲怀孕的欣喜期待，笔触朴实，却充满希望。我快速翻动着，直到接近最后。
日期：1985年5月15日。
“小辉今天又考了第一。这孩子，聪明，随他妈妈。就是性子太闷，心事重。带他去吃了根冰棍，才终于笑了。看着他笑，我心里才稍微好受点。”
日期：1985年6月2日。
“和小辉去了西山公园。孩子很开心，照了张相。他靠着我，那一刻，真想时间就停住。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他妈妈……这份债，这辈子是还不清了。”
日期：1985年7月20日。
“事情越来越难了。阿英（母亲的名字）似乎有所察觉，总是偷偷哭。我不敢问。小辉那边，开销也越来越大……压力像山一样。但再难，两个孩子都是我的骨肉，我不能不管。”
日期：1985年8月10日。
“决定了。等这次抗洪任务结束，就跟阿英坦白一切。无论如何，要把小辉接回来。他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应该和宁宁一样，光明正大地叫我爸爸。”
宁宁……那是我。父亲在日记里，给我取了名字。
而“小辉”，他叫周辉。
我的双胞胎哥哥。
世界在我脚下旋转、崩塌。原来，我不是唯一的“翻版”。在父亲的生命里，早就有另一个更完美的“复制品”存在。我不是母亲唯一的儿子，甚至，可能不是父亲最初期待的那个。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挂念，是那个流落在外、不能光明正大叫他爸爸的周辉。
那场洪水，带走的不只是一个英雄，还有一个濒临破碎家庭弥合的最后希望，和一个少年认回父亲的微末祈求。
父亲牺牲的真相下，掩盖的是这样一个不堪的秘密。母亲的沉默、怨憎，都有了答案。她守护的，是一个谎言，一个被英雄光环包装起来的，关于背叛与伤害的过去。
我合上日记，浑身冰冷。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一具行尸走肉。我无法面对母亲，她那刻意维持的平静在我看来充满了表演的痕迹。我请了假，整日在外游荡，试图消化这个颠覆了我全部认知的真相。
一周后，我鬼使神差地再次来到了西山公园，坐在那张根据老照片背景、好不容易才确认大致位置的、新换的长椅上。
一个老人，牵着一条狗，慢悠悠地踱步过来。他停在我附近，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四周，像是随口感慨：“这地方，变样喽。以前这边有棵大槐树，底下椅子是木头的。”
我心中一动，抬起头。
老人打量着我，忽然眯起了眼：“咦？小伙子，我看你……有点面熟啊。”
我的喉咙发紧，声音沙哑：“您……认识周岭吗？”
“周岭？”老人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哦！你说的是那个救人的英雄，周救援员吧！认识，怎么不认识！以前我们住一片儿。好人呐，可惜了……”他叹息着摇头。
“那……”我鼓起毕生的勇气，一字一顿地问，“您认识……周辉吗？”
“小辉？！”老人的脸色变了，他警惕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惊讶，“你……你是谁？问小辉干什么？”
“我……”我看着他的眼睛，缓慢而清晰地说，“我是周宁。周岭是我的父亲。”
老人张大了嘴，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上下下地打量我，眼神从震惊，到困惑，再到一种复杂的、带着怜悯的恍然。
“像……真像啊……”他喃喃道，“你跟小辉，当年简直……一个样。”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最终，他叹了口气，声音低沉下来，带着岁月的沙哑：
“小辉他……命苦。他妈妈去得早，周岭又不能公开认他，一直寄养在远房亲戚家，没名没分的。周岭牺牲后没多久，那孩子就……就病了。急性脑膜炎，没救过来。可怜哦，才十六岁……”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
巨大的轰鸣声在我脑子里炸开。整个世界瞬间失声，失色。
他……不在了。
那个隔着相纸对我笑的少年，那个眉眼如我、被父亲深深愧疚惦念的哥哥，早已在二十六年前，在那个父亲牺牲后不久的日子里，悄无声息地凋零了。
他甚至没有活到成年。
我所探寻的真相，我所以为的、存在于世界某个角落的另一个“我”，早已化为尘土。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推开家门，母亲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像是在等我。黄昏的光线斜照进来，给她镀上了一层脆弱的光晕。
她抬起头，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没有惊讶，没有质问。她的膝盖上，放着那张泛黄的照片。
她拍了拍身边的沙发，声音是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平静：“过来坐吧，宁宁。”
我走过去，坐下。
她拿起那张照片，目光落在那个叫小辉的少年脸上，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用一种近乎梦呓的、飘忽的声音，开始了叙述：
“我怀你们的时候，就知道是两个。你爸爸高兴坏了……后来，生的时候难产，你们是剖腹取出来的。你先出来，他……晚了几分钟。医生说，他因为在肚子里憋得久了，情况很不好，就算救活了，以后也可能……是个痴傻儿。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家里也穷……你爸爸的一个远房表姐，不能生育，愿意抱养他……”
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诡异的平静。
“我们签了协议，给了他表姐一笔钱，就当……就当没生过这个孩子。你爸爸后来后悔了，偷偷去看他，接济他们……我知道，但我没法原谅。我只要一看到他那么健康、那么聪明地活着，我就想到我们当时的决定……想到我们的残忍……我受不了……”
“你爸爸牺牲前，确实想把他接回来。他跟我谈过……可我……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后来，你爸爸走了。没多久，那孩子……也真的病了，没了。大概是命吧……我们当初以为他活不好，他却活得那么好。我们以为能补偿，却再也没了机会……”
她抬起头，泪流满面，那双苍老的眼睛里，是沉积了半生的痛苦、悔恨和绝望。
“宁宁，”她看着我，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你每次照镜子，都觉得你像你爸爸。可我知道不是……你笑起来的样子，跟他……跟你那个从来没进过这个家门的哥哥，一模一样啊……”
我怔怔地转过头，望向客厅墙壁上那面巨大的装饰镜。
镜子里，是我苍白而茫然的脸。
可恍惚间，我仿佛看到，镜中人的眉眼微微弯起，嘴角上扬，勾勒出一个灿烂的、属于一个名叫周辉的少年的笑容。
那笑容，隔着一层冰冷的镜面，隔着我整整二十六年的人生，无声地绽放着。
原来，我长得跟他一点都不像。
我，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