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即公子𫸩（kou）。

    鲁隐公五年（前718年）春，鲁隐公欲往棠地观看渔民捕鱼。鲁国大夫臧僖伯秉持传统为君之道，认为国君的首要职责在于治理国家大事，且所有举措都应符合"古制"与国君行为规范，否则将导致"乱政"，而屡次"乱政"终将使国家走向衰亡。基于这一认识，臧僖伯出于对国君与国家的责任感，进谏隐公，劝阻其前往棠地观鱼。此篇散文即记载了这一事件。

    开篇臧僖伯即表明“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的治国理念，强调国君应当以国家大事为重，任何行为都必须符合“轨物”的规范，否则就是“乱政”。他指出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等狩猎活动都应在农闲时进行，目的是“讲事以度轨量”“取材以章物采”，使人民能够“昭文章，明贵贱，辦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对于“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等不符合礼制的行为，臧僖伯明确表示“非君所及也”，体现了他对礼制的坚守。

    面对臧僖伯的谏言，鲁隐公却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执意前往，这种知错不改的态度在“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的记载中得到了批判。文章通过臧僖伯有理有据的谏言与鲁隐公固执己行的对比，塑造了一个头脑清醒、坚持原则的忠臣形象，同时也揭示了鲁隐公贪图逸乐、荒废国政的性格缺陷。

    全文说理层层递进，逻辑严密，语言简洁有力，充分展现了《左传》“微言大义”的叙事特色和“以史为鉴”的创作目的。文中“不轨不物，谓之乱政”等论断，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古代政治家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认识。

      文章言简意赅，论证环环相扣，直指要害，不容置疑。面对臧僖伯的劝谏，鲁隐公虽心知理屈，却仍固执己见，拒不采纳。读者从臧僖伯这番谏言中，可见一位明辨是非、恪守原则、忠心为国的贤臣形象。相比之下，“吾将略地焉”一语，活灵活现地刻画出鲁隐公执迷不悟的性情。故而文章虽未直接描写人物形貌与性格，却通过其言行举止，使读者得以窥见其独特风貌与内心世界。这正是《左传》行文的精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