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八七：千头万绪背后只是一件事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人间事，千奇百怪，归结来看，千头万绪背后只是一件事。这一件事在尧、舜看来就是“允执其中”，不至于“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也就是《尚书》中所写的“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就是天下大旱，商汤求雨时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就是周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后的“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这一件事，孔子将之概括为“吾道一以贯之”。众弟子不得要领，曾子简而言之为“忠恕而已矣”。《大学》将之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讲“唯天下之至诚，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孟子讲“必有事焉”，讲“集义”，说的都是这一件事。王阳明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基础上，讲“致良知”，说的还是这一件事。
千头万绪背后只是一件事，也就是说，要应对千奇百怪、千头万绪的各种事儿，只要做好“致良知”这一件事便足够了。
孟子所讲的“必有事焉”，其实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到重点的话，说“致良知”当下就可以有切实的用功处。所以我专门强调“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踏踏实实地“致良知”，就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了，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就自然没有“助”的毛病了。因此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是针对告子的毛病所开的药方。告子主张强制人心，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解说“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会犯“助”的毛病，也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外，不知道在自己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说法。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中“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能够洞然莹彻，事非自然就能纤毫毕现，又怎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世学者大有裨益，然而这些也都是在对症下药，是从大体上说的，不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讲得更为精一简单，可以说是上下贯通的，千秋万代实践下来都没有弊病。
今天，我们讲做事情，常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究其原因，是因为用了“向外求”的办法。王阳明讲的“心外无事”，准确的意思是事是无所谓内，无所谓外的。因此，向外讲求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至于因为看到向外讲求的弊端，而向内讲求，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真正要解决好问题，首先要回到“天下万物一体同然”上来，出于“天下万物一体同然”去讲求。庄子所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说的便是这个“天下万物一体同然”之心，便是“致良知”——致内心之良知。正因为如此，陆九渊才讲“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哪里有什么内外之分？人人打着小九九，讲着分别心，怎么能解决好冲突，做好事情呢？人人打着小九九，讲着分别心，天下事怎能不千头万绪呢？
千头万绪背后只是一件事——“致良知”而已，天下事之所以千头万绪，说到底不过是“致良知”之学不兴，不过是天下人良知不能致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