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军的历史，一般认为从1917年底孙中山建立的援闽粤军开始。
早期的粤军，番号众多、关系从错综复杂，其间经历了两次大分化，一是1922年6月因“炮轰总统府”事件，孙中山和陈炯明彻底交恶，粤军分化为“拥孙派”和“拥陈派”，陈派粤军主要在1925年底被消灭。
二是1925年8-9月，粤军（“拥孙派”）因廖仲恺刺杀案被整编，只保留了李福林的第五军和李济深的第四军。
1927年底，因“广州起义”引发的内讧后，李福林的第五军被解决，自此民国的粤军各部，均为第四军的各分支（主要分为张发奎的四军系、陈铭枢的十九路军系，陈济棠的派系）。而第四军，则是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来。
第一师有着璀璨的历史，自创立起，精英荟萃，才俊辈出。这支存在时间不过四年的模范之师，在抗战时出过四个战区司令长官，将校无数，民国众多耳熟能详的的名字，如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邓演达、张发奎、薛岳、蒋光鼐、蔡廷锴、叶挺、陈诚、钱大钧等，除后面两位非粤籍人士外，其他均是第一师创立时，即在其中效力。
如此将星熠熠的一个师，放在整个民国史，或许也无出其二。
而粤军第一师的创始者、首任师长，即是邓铿（名士元，字仲元，1886年生，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广东惠阳）。
所以，称邓铿为“粤军教父”，毫不为过。
年轻有为，被誉为“一代人杰”的邓铿，却早早在1922年死于非命：1922年3月21日傍晚，邓铿从香港接友人回到广州，在大沙头广九车站被歹徒连开数枪击中，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终年38岁。
邓铿案是百年来的一宗“悬案”。其被害之际，正是孙中山和陈炯明因北伐问题明争暗斗之时，当前一般的公开资料都将邓铿案算在陈炯明头上，谓邓铿是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支持北伐，从而陈炯明派系的暗算。
但是，陈炯明在失败后，早已被定义为“军阀”和“反派”，对邓铿案的上述定论，为当权者倡，显然有迎合“胜为王、败为寇”的舆情观点。
综合人物背景与人情伦理，对这宗悬案，首先应可以确认的一个观点是：邓铿非陈炯明派系所杀。
首先，认为邓铿为陈炯明所害的观点，远忽略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陈炯明和邓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陈对邓极为信任，视其为肱股心腹。
邓铿于清末就读于广州将弁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具有正规军事学术和实操水平。
辛亥革命时，邓铿即与陈炯明相识，并接受陈的领导，在惠州组织民军起义，迫使清廷守敌投降，光复惠州。两人都是东江一带人士，在相同的革命信仰下，互敬互仰结为莫逆之交，开启了十几年的通力合作。
陈炯明是文人出身，军事终究非其所长，此后革命途中军事事宜，多交邓铿主理。如辛亥革命后，陈炯明任广东都督，即委任邓铿为陆军司司长（后任琼崖镇守使），负责整编广东的民军。
二次革命失败（1913年），邓铿逃亡日本，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副部长（部长为许崇智），邓铿自此与孙中山结识，并逐渐为孙信任。护国战争前后，邓铿奉命回国策划起义，后出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2
中华革命党时的邓铿（左一），左三为许崇智，左六孙中山
1917年底，援闽粤军成立，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两人再次合作，此后部队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一系列战斗，主要策划均出自邓铿之手。
1920年底完成驱逐桂系后，陈炯明整编部队，其中一项重要计划是新成立粤军第一师，委任邓铿兼任师长，意在将其打造成全省的模范师。
第一师组建和人事工作，则完全由邓铿负责。陈铭枢回忆，他加入第一师后，因民选县长的事，才和陈炯明第一次见面。陈铭枢团可是由敌方改编而来的部队，而总司令陈炯明对团长这个要职竟没有履行必要的面试。此细节亦足可见陈对邓的放权之宽。
1921年6月，陈炯明进军广西时，由邓铿全权代行粤军总司令职务。次年2月，也就是邓铿被害的头一个月，陈回海丰老家，仍由邓全权代行职务，足见陈对邓的信任之深。
陈炯明是秀才出身，有恪守旧道德的一面，事事讲究礼统，颇重人情世故（多个史料证明，后“炮轰总统府”的事件，并非出自陈本意，为其手下叶举等一帮军官的激进行事。陈在惠州听闻事件发生时，一向颇有修养的他，气得当众怒掷茶杯。哪怕因此事和孙中山的反目已经是木已成舟，但他还是写信给孙致歉）。
两人关系如此之深，陈对邓如此信任，在邓铿被杀的前一个月，陈还委任邓全权代行职务。而一个月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却说讲究礼统、颇重情义的陈炯明，将多年的莫逆之交邓铿杀了，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从人理伦情的正常逻辑看，这个观点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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