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铿被刺后，由第一师旅长、行伍出生的新兴人梁鸿楷继任师长。此时孙陈矛盾已公开化，粤军分化为三个没贴标签的派系：孙派、陈派、中间派。
力量最大的是拥陈派，部队主要是清末相沿下来的旧式军官以及部分反正的绿林、旧桂系军官，如洪兆麟、叶举、熊略、翁式亮（曾任陆小校长）等。
拥孙派主要是许崇智的第二军，“灯筒哥”李福林的福军以及黄大伟部；除李福林外，高级军官多为从四面八方投效的有志之士，如浙江人蒋介石、安徽人吴忠信等。
还有一部分是态度不明的观望派，计划谁胜则跟谁。
装备精良、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师由此在两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为邓铿被刺的核心原因）。
又到了选择个人和团队前途的关键时刻，这道题比之前的都要难，陈铭枢很惆怅。
论历史关系，他早年有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经历，跟拥孙派的邹鲁、吕超等熟识，理应站在拥孙派这边。
但老陈也让他很崇敬，且算是对他有知遇之恩。
一是陈炯明这人私德很高，他不敛财、不玩女人、克己慎行、勤政敬业，这样的高官让很多人肃然起敬。
其二是先前陈炯明做省长时，搞了套民选县长的制度。陈炯明首次召见陈铭枢，即是让他推荐老家合浦县的三个县长候选人。陈铭枢由此在合浦政界忙活了一番，在乡亲们面前赚足了面子。
尔后陈炯明还慷慨的批准了他的申请，送了几百支枪给合浦县做自卫用。初次谋面的省长大人如此信任，这让陈铭枢受宠若惊，对老陈也颇为拥戴。
时第一师其他三个团长（谢毅、徐汉臣、陈修爵），均与陈炯明关系较深，是铁定的拥陈派，此为另外一个有影响的因素。因此，在孙陈矛盾激化之初，陈铭枢态度倾向于拥陈。
但陈炯明毕竟只是分舵堂口的老大，总舵主还是孙中山。正在苦闷徘徊之际，孙陈两方暂时达成和谐，第一师随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征。
这下总算可暂时离开是非了，陈铭枢大舒一口气，得到命令后，第二天即率领四团溜出广州，向江西赣州开进。
1922年夏，北伐军第一师与第二军许崇智部在赣州与北军方本仁部作战。
战斗很激烈，陈铭枢旗下的同乡营长李时钦拿着望远镜在观察时被狙击阵亡。另一个营长陈济棠却在拼杀的关键时刻，误以为部队要溃退，也跟着“缩骨”逃跑，并边跑边喊“前方打败仗，后方执行李”，在粤军袍泽中留下了大笑柄。
同志们在前线搞得如火如荼时，后院却起大火了。
原来孙中山一直要搞的北伐，面上理由是北洋军政府在护国战争（1916年）后没有恢复民国建立之初约定的“临时约法”。
此前不少人对他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表示过非议，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有两个政府，孙中山曾拍着胸膛对记者说，“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恢复《临时约法》，我孙某人也立即辞职下野。”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结束后，老孙认为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还真辞职了，新上任的总统曹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下大家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看着广州了，等着孙中山的辞职声明。
大佬孙一开始有点蒙圈，后经周围谋士献策，反悔改口了，大意是北京现在说恢复临时约法是没有诚意的，说不定哪天又会破坏，动动嘴皮的事不可靠，还是得把他们都打趴下才行，方可保证“恢复约法”的可靠性以及可持续性。
舆论这下炸开了圈，蔡元培、胡适等各地名流纷纷呼吁大佬孙得说话算话，取消广州军政府并一同下野，避免内讧，保护国家元气。
孙中山陷入了被动境地，但他的“悍”可不是白来的，他并不理会，继续推行北伐大业，意以武力一统天下。
陈炯明听到徐世昌下野的消息后本来充满期待，以为一直反对的北伐会停止，如此可解除广东的军饷重负。随后又听到孙中山反悔的消息，这下气得不轻。
盛怒之下，陈炯明决定给以适当的反击，他示意部下发表《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
为这事心烦意燥的孙中山也不客气地跟陈炯明摊牌，下令他的粤军必须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就不客气了。
孙陈矛盾的再次激化使得粤军内部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陈炯明手下有个大将名叫叶举，这哥们是个狠角色，他私下要为大哥出头（多个史料证明，炮轰总统府的计划陈炯明并不知情，为叶举等一帮军官的激进行事），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于1922年6月16日下令架炮轰击大元帅府，这就是著名的“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
这一出整得大佬孙连夜登上永丰舰避难，宋庆龄受惊吓不幸小产，自此没留下后嗣。
旧恨未了，新仇又来。这么一出简单粗暴地“犯上”大讳，孙陈矛盾已无法调和，粤军内讧不可避免。前方北伐部队许崇智的第二军（拥孙派）火速调头“护驾”，与陈军在韶关地区展开激战。
北伐军中的第一师陷入了进退维谷，虽然手下的几个团长都是拥陈派。但师长梁鸿楷和参谋长李济深商量后，决定暂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下令把部队电台收起来，孙陈两边都不联系，连夜加快脚步从江西跑到河源，离开是非之地，看看局势发展的行情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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