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革命浪潮滚滚而来，蔡廷锴不甘寂寞，重新入伍，在当地负责治安的部队干了三年，期间还亲自打死过一个土匪，但升职加薪仍然无望，心灰意冷下辞职回家养鸭子，期间还干过走街串乡的乡村货郎。
蔡廷锴肩宽腿长，做乡村货郎时，肩挑百余斤货物到茂名高州兜售，一鼓气走几十里山路，面虽微红气则不喘。多年后，他带的兵以疾驰耐劳著称，这不得不说与青年时期的长期磨炼息息相关。
想到自己堂堂八尺男儿，每天早出晚归奔波劳碌，也仅仅能解决一家的裹腹之忧，高佬蔡心里就很窝火。久静思动后他又投奔战友，到江门新会猪头山当了大半年兵，其后还颠簸辗转到深圳大鹏做了几个月警察，很是折腾。
男儿志在四方，高佬蔡自从当兵长过见识后，不甘心一辈子与土地和针线打交道。
1918年，蔡廷锴从深圳大鹏派出所辞职回到家，赶上了一个好机会。时当地驻兵调去了省城，镇上的富商担心土匪出来祸害，筹备出资成立商团，以维持地方治安。
高佬蔡在治安队干过几年，还有过打死土匪的光荣战绩，在镇上也算是小有名声。商会主动邀请他出任副队长，月薪二十元，差不多可以买一头牛了。
想起以前借钱买牛后的一段时间，一家老小日日喝番薯汤的煎熬，他感到很欣慰。
另一方面是，当兵多年，终于做到了军官级别，虽然并非是正规军，但也足以燃起对未来的憧憬。
不久，省长李耀汉的肇军新成立了游击营，入驻在罗定地区，专门负责剿匪。商会得知消息后，建议将商团改编到肇军，对地方来说，可以减轻军饷负担，对商团来说，加入正规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两方一拍即合，于是与肇军取得联系，主动请求收编。
有现成的人枪入伙，肇军当然表示欢迎，收编完成后，蔡廷锴任游击营中尉排长，营长则是陈铭枢，营教官邓世增。
自此，十九路军的“三股东”蔡廷锴与“大股东”首先在肇军汇合。
“二股东”蒋光鼐在1915年国内风声没那么紧时，从日本偷偷回国，回到家看了一眼已经几岁大的孩子，又和李章达、张廷辅到香港寻找革命党组织。
由于几年下来的坐吃山空，团队经费紧张，朱执信、邓铿等大佬们都到南洋搞募捐去了。三人衣食无继，无奈之下决定以卖花维持生计，李章达和张廷辅负责到批发市场拿货贩卖以维持现金流，蒋光鼐负责找地种花，谋求利润。三人各自分工，倒是搞得有声有色。
直到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蒋光鼐才加入了方声涛的部队，出任团少校参谋，1918年转投新成立的援闽粤军，仍任参谋职，参谋长则是“粤军教父”邓铿。
自1906年陆军小学二期开始，陈铭枢和蒋光鼐一直并肩成长、共同奋斗。两人一同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流亡日本、护国战争等，直到1918年短暂地奔赴不同的部队。
陈铭枢志存高远，精干老练，在革命旅程奋斗多年，他深知搞革命就像做生意，要有本钱才能一步步做大，所以一直追寻机会做带兵官。
早在辛亥革命广东北伐军时，他就拒绝了邹鲁给他安排的军需肥差，而是选择了一线带兵的连长职。
到1918年，再一次面临类似选择时，他没有和蒋光鼐一道，投奔革命党人领衔的援闽粤军。
当时援闽粤军一穷二白，扩充部队主要采取的是包工头的办法，只要你能带人马过来，则可根据人枪委任排、连、营长。所以早期的粤军军官，有不少是绿林好汉的背景。
陈铭枢没本钱，且跟陈炯明、邓铿没直接渊源关系，转投粤军的话，委任参谋的可能性较大。
谋事老练的他，肯定能看懂这点，所以转而投肇军营长职，先抓点实际的本钱比较稳妥。
蒋光鼐性格沉稳，寡言而长于思考、精于谋略，是参谋人才的好料子，从军以来则多担任参谋职。
两人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有共同的革命信仰，性格互有所长，彼此互敬互赏，为后续十几年的精诚无间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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