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乡土文学”，原是在二十年代特定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鲁迅曾这样界定它的特征：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因此，鲁迅并不将自己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归入“乡土文学”之列。虽然，“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获得了普遍认可，然而后来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却远远溢出了鲁迅的界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成为这种泛“乡土文学”概念的一般注脚。将鲁迅的《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视为“乡土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将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归入“乡土文学”，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由于作者对题材“用客观或主观”把握的不同，“乡土文学”，一开始就裂变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两大基本类型，同时也预告了“乡土文学”后来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向。这种区别也为沈从文所意识：

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两种笔调写文章，其一种，写乡下，则仿佛有与废名先生相似处。由自己说来，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但风致稍稍不同。因为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是只有废名先生才能那样经济的。

将沈从文与废名的乡土小说看作一个类型，对认识“乡土文学”之一支的乡土抒情小说的演变轨迹，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然而，归类法得到的只能是类特征，却无法获得作家创作的个性特征。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沈从文在另一场合，特意将自己的创作与废名进行对比：在废名笔下，“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合，非常宁静，缺少冲突”；而自己虽然“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却又力图“使人对于那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在这一方向，“似较废名为宽而且优”②。

经沈从文“注解”的那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就是他的乡土小说所展示的湘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存方式，其道德形态或人格气质，诸如纯朴、善良、诚挚、热情、雄强等，几乎立即为读者所感觉，所认识。就这一层面而言，是人的生存方式由湘西依旧得以保留的原始文化所规定，人的生存本质与自然相契合，总有一种田园诗趣弥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沈从文保持着与废名小说某种气质的一致性。然而，在废名那里，是有意割断乡村历史存在与现代社会变异的联系，因而缺少冲突。在沈从文笔下，则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边城》叙述的是一对乡村儿女的爱情故事。围绕翠翠与傩送的爱与其难于实现的冲突展开的情节线，构成小说的叙述核心，两组主要人物关系的演变组合成两大叙述序列。在由傩送一翠翠一天保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第一大序列中，傩送与天保之间对翠翠爱的竞争，是“走车路”与“走马路”的对立。“走车路”，即托人说媒提亲，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走马路”，即唱歌求爱，一切由自己做主。这在实质上，是婚姻自主与不能自主的对立。在由团总女儿—然送—翠翠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第二大序列中，由于顺顺与老船夫实际上分别充当团总女儿与翠翠利益的代表者与监护人，这一组人物关系又由顺顺—傩送—老船夫所体观。在这一序列中，团总女儿与深翠对摊送的竞争，是“碾坊”与“渡船”的竞争。团总女儿以一盛崭新碾坊作陪嫁，其收入可抵十个长工于一年；而渡船一方，除了翠翠“一个光人”，什么也没有。这在实质上，是金钱婚姻与具人本特征的爱情之间的对立。正是出于这座碾坊的介入，加上第一序列中天保死亡投射的阴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难于互相理解，综合成傩送的离家出走。很显然，“走车路”与“走马路”、“碾坊”与“渡船”的对立，是二十世纪初叶湘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一生存形态的交织冲突在小说中的被聚焦。恰恰是这种对立，为小说中人物提供了不同的应对与选择的可能。翠翠在第一序列中，拒绝了“走车路”而接受了“走马路”——“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在第二序列中，当局面终成未定状态，一切都难以预料的时候，仍然信守最初的选择，在渡口等候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傩送在第一序列中，是“走车路”的坚定实行者，在第二序列中，面对碾坊提供的新选择，也没有丝毫动摇。甚至在父亲逼他在团总女儿婚事上表态时，也认定“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般!”——小说叙述突出了人物的理性与意志的力量，在关系到人的命运的重大关口，始终把握住了生命的属人本质。既非萧萧式的蒙昧，也没有如《贵生》里的金凤和《丈夫》里的乡下妇人，性格灵魂被金钱扭曲变形。《边城》叙事所展示的文化——生存模式，无疑寄托了沈从文的理想主义渴求：即保留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抵御“现代文明”对人性的腐蚀，同时调动人的理性与意志力量，在文化变异的现代环境中，实现生命的自主自为。

也许，正由于沈从文对乡村文化—生存方式的这种近于理想主义的聚焦，以至《边城》被人误解为一种向后看的社会历史文化观。对此，沈从文回答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与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还应当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沈从文明确意识到已成为“过去”的《边城》世界的不可重返性，只是希望将边城人的生存方式，保留其本质，作为民族文化—生存方式重造的基因。作为沈从文理想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将传统的道家自然生命哲学与儒家入世的进取精神（强调人的理性与意志力量）糅合而成的一种“新道家精神”。

沈从文小说中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及其强烈的抒情色彩，往往使人忽略了这种理想主义渴求所由产生的对乡土人生的思想认识基础，从而导致对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读异。似乎沈从文着意营造一个游离现实的“桃花源”式的世界。对此，沈从文不无感慨地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基于沈从文对湘西世界把握的意义与思想焦点及情感走向，决定了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话语的基本特征——一种被热情与悲痛交织生成的乡上悲悯感所浸透的悲凉语调。无论是同故事叙述者，还是异故事叙述者，都是作者内心情绪的抒发者。在《边城》里，甚至作者—叙述者一被叙述的人物三位一体，完成着作品的抒情。以至朱光潜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而在那些近于写实的乡土小说如《柏子》、《萧萧》、《贵生》、《丈夫》等作品中，作者—叙述者又适当拉开了与对象世界的距离。这一距离由小说中明显可见的一部分具幽默与反讽色彩的叙述话语所显示，从而构成小说叙事的双重语调。这自然是一种语言与情感的历险，它可能造成读者对小说情感趋向把握的歧义性。但由于沈从文对语言的分寸感，这一历险的结果，不是冲淡而是强化了小说的悲凉气氛。

以上，我们对沈从文小说之为乡上小说，对乡土人生的独特文化把握方式，以及作为乡土文学之一支的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乡土抒情特征，作了一个大略的介绍。正是在这方面，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开启了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堪称乡土文化小说的先河。自然，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贡献并不止此。例如，他对乡土人物气质与心理状态的微妙把握，对故事人事发生的时空感觉，以及在文体与语言方面进行的探索与实验等等，都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后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所有这些，相信在阅读中都会为读者所感觉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