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蒋桂战争爆发

（1）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湖南发生的“湘案”刚过去五天，蒋介石就在暗中调兵遣将，准备给桂系军队以沉重的打击。他以长江上游形势严峻为由，密令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刘峙部、第二师顾祝同部、第四师缪培南部、第八师朱绍良部、第九师蒋鼎文部、第十师方鼎英部、第十一师曹万顺部、第十三师夏斗寅部分别从徐州、蚌埠、兖州、庐州、新蒲、南京、泰州出发，在三月三日前从芜湖、安庆到九江一线集结。

第二天，又亲自发电报给驻扎在庐州的朱绍良，命他注意探访冯玉祥的开封政治分会所辖的“鲁省府行动”，并说此次出师所需要的挑夫“应在江西派人预招，不可在鲁招夫，免泄秘密”。

所谓“鲁省府行动”，就是被日本在去年五月强行占领的济南，现在他们迫于各种压力，再加上外交谈判，要撤兵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该谁去管辖了。

蒋介石认为，那是他说了算，但是冯玉祥一直在觊觎这个地方，有可能不打招呼就提前行动。

庐州在哪里？就是后来命名的城市“合肥”。这里距开封最近，一切军事行动，肯定会被冯玉祥察觉，所以蒋介石要发此电报，强调一些细节，以免打草惊蛇。

其实，在胡宗铎、陶钧、夏威“倒鲁”的同时，在华北地区，蒋介石已开始对桂系进行了出击，他把“利刃”悄悄地伸向了东征军驻北平的总指挥部，想先把总指挥白崇禧抓起来，让他没法行动。

这是杨永泰在香港拉拢唐生智后的结果，现在唐生智已开始行动了。

当杨永泰在香港辞别唐生智后，唐生智就再也坐不住了。他悄悄北上，到了上海。这时，那个曾经在第八军当过党代表的刘文岛也亲自来找他。现在刘文岛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红人，是蒋专门派他来联络唐生智这个老长官的，随刘文岛来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曾经的第八军参谋长龚浩。

三人一见面，真是百感交集，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无从说起。因为毕竟不知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谁也不敢轻易袒露什么，只是理解性的拥抱了一下，以表达曾经是生死弟兄的情谊。

接着，就进入正题，商议如何从白崇禧手中夺得指挥权。这样一来，唐生智在第八军时代的高层将领一下就齐了。待商议好后，就从财政部长宋子文处领来一百五十万巨款，准备秘密到天津去“慰问”曾经的那些部下。

二月下旬，他们从上海坐船，秘密去了天津，然后，唐生智派龚浩拿着巨款去“召唤”他以前的旧部。

此时，白崇禧在天津的部队，驻扎在滦河以西的唐山、开平一带。

自去年六月国民党的北伐军攻占了北京后， 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也没有了立足之地，他们只好往天津以东的唐山甚至更东边的秦皇岛方向撤退，这样就来到了滦河两岸。

这时，白崇禧所带的桂系军队才刚刚进入战场。

这一下好了，剩下这个直鲁联军，蒋介石就让白崇禧去解决。于是，白崇禧就把所带的这几个军组成了东征军，去彻底消灭张宗昌、褚玉璞所带的直鲁联军残部。

从九月三日开始，白崇禧就已经在行动了，那时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征军总指挥，还任命他手下的第十七师师长王泽民为参谋长，统一指挥由唐生智部下改编过来的李品仙第八军、叶琪第十二军和廖磊第三十六军，此外还有魏益三的第三十军等。

此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就像秋后的蚂蚱，没有蹦哒多久，就在滦河两岸的会战中被消灭了大半。张宗昌、褚玉璞等想逃到东北去与张学良会合，却遭到了拒绝，同时还被东北的军队堵截在滦河以东至山海关的狭小地带，这就促成了白崇禧在这里把他们彻底消灭。

消灭了直鲁联军后，白崇禧所带的这些部队就一直驻扎在滦河以西的唐山一带。在蒋介石“编遣”全国军队时，李品仙的第八军被缩编为第五十一师，叶琪的第十二军被缩编为第五十二师，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缩编为第五十三师，魏益三的第三十军被缩编为第五十四师。

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驻扎在滦河以西唐山地区的李品仙第五十一师、廖磊的第五十三师居然领不到军饷了，情况报到白崇禧那里，白崇禧马上向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催要，但每次都没有结果，这让白崇禧头疼，同时也对何成浚这些人怀恨在心。

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唐生智和龚浩秘密来到了天津。之后，通过龚浩的串联，李品仙、叶琪、廖磊都秘密接受了唐生智给他们每人准备的“慰问费”五十万元，并且约定，在接到南京方面的指令时，就同时行动，脱离白崇禧的阵营，恢复以前第四集团军番号，在唐总司令的带领下，打回老家湖南去。

（2）

桂系驱逐鲁涤平的“湘案”发生后，在唐山的李品仙第五十一师的营地里，却突然出现了一些标语，其内容是：“打倒克扣军饷的新军阀”、“我们要回湖南”。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归来”等。

这时，在北平东征军的司令部里，参谋长王泽民来向白崇禧报告，在唐山李品仙的营地， 出现了许多要打倒他欢迎唐生智回来的标语。这好像是一件连锁反应的行动，因为据有人透露，他们已在天津街头看见过唐生智。

白崇禧一听，知道湖南一行动，他这里必然要遭到报复。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快，显然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他该怎么办呢？

“看来这个唐生智的旧部是没法控制了，这是蒋公在特意操纵，他把本应该给我们的军饷拿去交给唐生智了，所以何成浚要一直推诿拖拉！”白崇禧断然说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王泽民问。

“怎么办？”白崇禧叹道，“看来只有如何摆脱他们的追杀！”

“有这么严重？”王泽民说。

“我看不跑快一点，可能性命都难保！”白崇禧说。“我在这里，已经是多余，如果不跑快一点，会遭到他们的抓捕！”

“他们是谁？”王泽民问道。

“唐生智，或者蒋介石！都有这个可能。”

于是，二人商议，应该如何转移。这样，一场秘密护送白崇禧回广西的行动方案，在王泽民的策划中马上把它确定了下来。

可就在白崇禧准备逃离之时，却接到报告，说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来访。

白崇禧一听，大惊。他以为蒋介石已开始行动了，这方振武多半是来抓他的。但冷静地想了想，又觉得不可能，于是问道：“他带了多少人来？”

王泽民说：“没带人，就他一个。”

“让他进来！”白崇禧一听，心里悬着的石头马上就落了地，看来并不是来抓他的。

果然，方振武是一个人来的，赤手空拳，连武装带都没扎，显得很随便。

二人相见后，分宾主坐下。说不上几句闲话，就不自觉地谈到了眼下的局势。

白崇禧说：“由于何长官迟迟不发军饷，已逼得下面开始要造反了，听说李品仙部居然贴出了要打倒我的标语？”

“有这等事？”方振武好像有些诧异，然后说，“我来是有一件事来和你商量的，现在不是不打仗了吗？阎长官要我来遵循一下你的意见，看是否愿意到新疆去帮着治理一下那里的流民！”

“这个，是阎长官的意思，还是南京的意思？”白崇禧眼珠子一转，直截了当地问。

方振武说：“听阎长官说，是中央委托他来问一下的，我此来就是代他。还说，如果新疆不愿意去，到欧美旅游一下，还是可以的。”

“哦，知道了！”白崇禧恍然大悟，原来方振武也是受人之托，只是怕他起疑心，才一个人来，于是就说：“这个事情有些突然，让我想想，明天再答复你！”

“好吧，我就专候你的消息！”方振武说完，又凑近白崇禧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就走了。

这一下，赶紧逃亡已成了白崇禧的当务之急。但是，他的路已被中断。或者说，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几种势力监视了起来，一有异动，就有生命危险。

据说，在李品仙的军营里，有一个旅长已和驻唐山的阎锡山晋军梁鉴堂旅取得了联系，约定如果发现白崇禧要经过他们的防区，就先把他抓起来。

（3）

其实这方振武的光临，也是蒋介石的安排。

从方振武的角度来看，他虽然曾是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部下，但在第二次北伐前就离开了他，现在应该是第一集团军的人，其言行肯定是代表第一集团军的。

所以，他对白崇禧说的话也就代表了蒋介石的立场与态度，而且他还悄悄告诉白崇禧，要他最近注意自身的安全，魏益三手下的郝梦龄想要抓他。

关于方振武离开冯玉祥，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以前他并不是冯玉祥的老班底，所以那个顶头上司孙良诚一直在排挤他，这就促使他不得不另谋出路。在一次向冯玉祥索要军饷的过程中，冯却置之不理，这就让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这样就脱离了冯玉祥，而被不缺钱的蒋介石所收编。

白崇禧听见方振武的话后，更加确信蒋介石就要动手了。很明显，要消灭桂系的军事力量，首先得消灭足智多谋的“小诸葛”，先来文的，让他去新疆，或出国留洋，这一招不行，就该来武的了，那就是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所以，离开北平也成了白崇禧十万火急的事了。当务之急，这得马上动身。于是，在参谋长王泽民的一手策划下，帮助白崇禧逃出北平潜回广西的行动也就开始了。

三月六日晚上，王泽民以庆祝他的“生日”为由，在北平城东边来顺老店大摆宴席，把手下所属的团级以上军官都邀请来聚会。

这时，他也请了白崇禧和廖磊来参加，廖磊不是唐生智那边的人吗，他怎么也来了？

原来，廖磊已知道唐生智要起事，而且还得了龚浩给的五十万元，并领受了要他去探视白崇禧的任务。

但由于廖磊一直敬慕白崇禧的军事才干，再加上刘兴走后白崇禧让他来当第三十六军军长，也算是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就起了恻隐之心，把“探视”改为“协助”。

在全场一片欢呼声中，他们把白长官灌醉后扶下了酒桌，然后送去了附近一家医院。可就在医院的门口，却停着一辆马车。他们把白崇禧送进医院挂了一个号后，找来一个大木箱，在病房里把白崇禧装了进去，然后抬上了马车，直接往火车站奔去。

到了火车站，那个大木箱被抬上了一列载着军用物资的火车，然后离开了北平，向天津方向开去。他们的目标是在天津唐山下车，然后到开平廖磊第五十三师驻地。可是刚到驻地，就发现第五十三师的军营里也贴出了“打倒白崇禧”的标语。

廖磊一想，糟糕，在他走后的这几个小时，他的军队已被唐生智谋串，这怎么办呢？万一白崇禧被他们抓住，这不是要背一个两边都不讨好的骂名吗？

情急之中，他想了一个办法，叫人把那个大箱子抬进了他的住处，他准备和自己的妻子来替白崇禧解围。他们把白崇禧从箱子里放了出来，然后对他说了外面的形势，并说需要他配合才能冲得出去。

白崇禧一听，哭笑不得。原来是廖磊要他扮着自己的太太，大摇大摆走出军营，然后送他去塘沽港搭船。

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不然在这个军营内就得被抓。

于是，白崇禧只得硬着头皮被廖磊妻子“打扮”了一番。

这样，白崇禧就穿上了她的旗袍，再笼着一绺假发，戴上墨镜，大摇大摆地和廖磊走出军营，去了塘沽。

就这样，白崇禧搭上了一艘外国邮轮，然后南下上海。

（4）

暗地里在对桂系进行不同角度的制裁，明地里却是风平浪静，这就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他不能大动干戈，要为全党造成一种“团结”的气氛。

果然，三月十五日那天，这个“三全”大会终于在南京开幕了。

蒋介石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把他们刚刚“大一统”的中国带向繁荣与富强，而是为了“夺权”。

在蒋介石的眼里，把军权、政权抓到手，那是仅仅不够的，因为在国民党中还有一批凌驾于他之上的人，这些人其资历都比他深，如果把“党权”落在他们手里，那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了。所以，他还得抓这个“党权”。

但是，蒋介石要想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原因是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这些人，别看他们不会拿枪，其嘴巴就是武器，而且各有各的说词，各有各的道理，其宗旨都在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国民党的正统，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而不惜压倒反对派以争夺相应的权力。

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改组派”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正处于关键阶段的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这个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组织在上海诞生了，他们创办杂志《革命评论》、《前进》等，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相号召，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其成员主要有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等。

胡汉民、孙科回国后，有人马上把他们也当着了精神领袖，于是一个“再造派”终于又问世了。他们反对“改组派”，认为国民党已处于危机之中，必须“再造一番”，其成员有钟天心、谌小岑等。

剩下的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反共急先锋”西山会议派，他们以林森、邹鲁为代表，既反共，也反汪，还反蒋。在他们的眼里，国民党不是目前这个样子，而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样子，说具体一点，就是像“南京特别委员会”那样把他们全都吸纳进去的模式。

这个西山会议派，其成员大都是从封建帝王时代走过来的有产阶级，封建时代已经过去，留给他们的就是对世界各种各样的解释，这就产生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态的思想萌动。年轻的时候，他们鉴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主张对他们有利，这才加入了那时的同盟会，这样也就把那些大大小小的想法带了进来，并作为反对他人的武器。

在目前的国民党内，要说“统一思想”的话，只有两点他们是做到了的，其余就不敢说了。哪两点呢？第一，主张“反共”；第二，必须“反蒋”。

其实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他们真正信的不是什么“三民主义”，而是信的他们自己。为了压倒反对他们的人，只得拿着孙中山的某些言论形成教条，然后到处压人，而真实的意图却是想压倒对方，给自己开辟出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

在“宁汉合流”的时候，如果不是孙科提出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他们是不会来加入现在这个已被右化了的国民党的。

这个西山会议派人数众多，其思想意识也非常复杂，在对待其他派别的态度上，非常苛刻，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其主要成员有居正、叶楚伧、覃振、石青阳、石瑛、张继、谢持等，连理论家戴季陶也曾参与过他们的活动。

国民党“三大”，就是要把以上这些派别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意志，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它完得成吗？可不敢说。

这个“三全”大会本来原计划是一月一日就要召开的，但由于张学良那边宣布“易帜”，许多事就多了起来，连“编遣”会议都要往后推迟。所以，这个“三大”，也只能往后推，现在“编遣”会议已结束，编遣结果也出来了，似乎该轮到了要召开这个会议了。

可是，就在这个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也就是三月十一日，改组派首领汪精卫却不满蒋介石把自己及改组派排斥在外，他联合陈公博、顾孟余、柏文蔚、王法勤等十四人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的宣言，反对由蒋介石一人操纵下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

说到这个改组派，它的全称叫“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去年五、六月间萌发成立以来，在以陈公博、顾孟余为骨干的带领下，就在私下里进行了大量活动。

那时，蒋介石正忙于接收北京，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而此时，构成反对他的政治团体却在潜滋暗长了。

汪精卫已出国，陈公博就以他为精神领袖发起了这个“改组同志会”。他们编杂志，办学校，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进行大力宣传。

五月七日，陈公博主办的《革命评论》在上海创刊，六月一日，顾孟余也主办《前进》相呼应。他们把这两种杂志以“周刊”的形式展示在国人的面前，来阐述他们“改组国民党”的理论，以赢得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与支持。

陈公博在《今后的国民党》一文中说：

“国民党的工作，就它的纲领来说，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民权主义和封建势力斗争，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惟是到了现在，因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主义降低了；因封建势力的反攻，民权主义湮灭了；因资本主义的挟持，民生主义埋没了。中国薄弱的力量更做不得国民党的背景，于是党便动摇，由动摇而分裂，更由分裂而破碎。就抽象方面来说，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精神；就具体来说，形成了左倾、右倾、腐倾、恶倾四派……”

陈公博在分析了国民党目前变质的过程与原因后，还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革命评论》第十期上发表的《党的改组原则》，其要点是：

一、相信实现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的。二、巩固党的工农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三、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四、促现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的独裁。五、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六、建设三民主义的民族国际。七、实行三民主义的法制。八、扫除政府机关中一切昏庸老朽及投机分子。九、肃清割据军阀。十、要求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十一、反对现役军人兼任省政府主席。十二、非党员不能充任政务官。十三、设立监察院，造成廉洁政府，严惩贪官污吏。十四、确立革命的外交政策：甲，积极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乙，在不损害国家主权范围之内，与各国建立邦交；丙，于相当时期，有条件地与苏俄恢复邦交。十五、建立国家资本，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尽管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但由于未能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所以还是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

但是，这些主张还是吸引了许多人的支持与拥护。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对国民党表示失望的青年常常聚在酒楼、茶肆和公园，大骂以蒋介石为首的腐朽政权。有的人虽没有谩骂，但对未来却是充满迷茫与失望。在这种情况下，改组派提出的这些主张无疑是一滴凉爽清冽的兴奋剂，使人醍醐灌顶，让那些在迷惘中找不到方向的有志青年，突然之间就发现前面是有路标的。

所以《革命评论》一发行，其影响力之大，居然一次就可卖掉一万五千份。这一结果，马上就引起了《呼声》、《夹攻》、《灯塔》、《新评论》等二十几种杂志纷纷跟从，于是就形成了一股旋风般的浪潮。

这种影响力之大，究其原因，是很多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们的党魁进行“清党”后心里正苦闷着呢，因为信仰“共产主义”是要杀头的，那么又该信仰什么呢？信仰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好像是格格不入，于是“改组同志会”所倡导的恢复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改组国民党后的革命精神，一下就吸引了他们。

（6）

一看见其号召力有这么大，改组派们马上就有了信心，搞出了纲领和会章，还弄出了独立于南京国民党中央之外的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组织，并推选了一些原粤方的中央委员如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来行使这个“中央”权力。其地方组织则沿着国民党原来的地方党部去发展，结果还挺顺利，许多原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也成了他们的地方组织负责人。

为培养后备人才，改组同志会还在上海戈登路创办了一所大学，由陈公博任校长，其他改组派成员担任教职员工。

这所大学，被命名为“大陆大学”。其教育的宗旨，在陈公博的开校宣言中已说明，那就是“养成建设的社会人才。务使经过本校锻炼的青年, 每个都能明了本党主义，不致流于玄想和空谈；每个都能参加革命行动，不致陷于颓废和萎靡。准备建设的材料，贡献社会，挽回中坠的革命，重整精神。”

大陆大学分为本科和专科两部, 设立经济系、社会学系和法律系，在去年八月五日和二十三日进行了两次招生考试。

此时，汪精卫身居法国巴黎，却不断通信国内，规划改组运动的方略。根据汪的意图, 改组派的组织建设也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天，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这一天也就算是“改组同志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声称：“中国国民革命业已中断, 中国国民党业已没落”，……“所以今日南京的中央, 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大会宣布，“本会继承本党孙总理的革命精神，以至诚接受孙总理的全部遗教和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

会议开了三天，没有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 只是以原第二届的粤方中央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人为改组同志会中央委员， 其他各方增补了几位候补委员，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具体事务由陈公博全权负责。

改组同志会建立以后，以陈公博、甘乃光为骨干的改组派成员四处奔走，到处发展会员。仅半年时间，就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河南、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香港等省区都相继建立了支部，海外如日本、越南、新加坡、法国也建立了组织。

其势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上万人参加。

这样，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的独裁政治相抗衡。

所以，当南京中央公布“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后，这个改组同志会就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的宣言，特别强硬地反对蒋介石召开这个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7）

蒋介石要召开的这个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改组派的反对，在全国各地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就是说，反对的声音到处都有，此起彼伏。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因为许多代表不是以选举产生，而是以蒋介石的亲自“圈定”。

有人专门统计过，参加“三大”的代表有三百五十八人，直接选举出来的只有八十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地方党部选出双倍人数后再由中央圈定的代表有一百零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三；中央直接指派的代表有一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四。

这一下，浙江、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河北还有上海、北平、天津这些省市的党部，都发电报说不能接受这个办法。

可地方党部这么一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让蒋介石的指派和圈定更坚定了。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做，会议就达不到他预期的效果，更达不到他期望的目标。

这一下，马上就激起了陈公博带头的改组派的强烈反对。他说：“大会代表被指派的比例都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六，这哪能算什么代表大会呀，只能说是蒋先生自个儿的私人会议罢了”。

所以，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何香凝、王乐平、甘乃光、王法勤，这些粤派中央委员联合发表了反对宣言。

这个宣言一发出，立马就有十多个省市党部响应。他们在上海搞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还发了通电，不接受南京中央的领导，打算让“二届中委”再召集一个“合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南京的“伪三大”给推翻。

在改组派们的鼓动下，很快就在全国，特别是中下层国民党党部和党员中间，掀起了一场很激烈的反“三全大会”运动。

据说，有十三个省党部、五个市党部和五个海外党部加入了这个办事处。下级这么大规模反抗上级，地方这么齐心抱团围攻中央，这在国民党中可是史无前例。

（8）

由于“湘案”的发生和汪精卫等发表的反对宣言，给蒋介石想要召开的“空前团结”的“三全”大会蒙上了一层迷茫的阴影，让知道内情的人心里发怵，甚至坐卧不安。

或者说，在这“空前团结”的旗帜下，极有可能出现“不团结”的危机，因为这个会议就像处在火山口，稍不注意就会引起火山爆发。

三月十五日那天，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就预测到可能不妙，所以他讲道：“今天，我们要在这庄严的时刻，隆重纪念自辛亥革命以来，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和牺牲的勇士们，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为消灭袁世凯余孽所牺牲的英雄们，他们终于使我们看见了一个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下统一了的中国！”

会场一下就热烈起来，并爆发出强烈的欢呼声，同时还有人打起了口哨。

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却说道：“中国就真的统一了吗？我看未见得。还是让我们来瞧瞧实际的情况吧，北伐结束后，表面上是统一在了一个国民政府之下，而且各地方军事首脑们也都说要服从中央，可事实上呢，却完全不是这样。地方掌控财政，买武器，私自增加兵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央一点都管不了。”

下面听他这样一说，都瞪大了眼睛。

顿时，会场一下就鸦雀无声，气氛马上就紧张起来，好像空气被凝固了似的。

蒋介石却不顾这些，继续说：“不但地方的举动中央管不着，而且地方还经常用军事力量来威胁、逼迫中央。中央对地方要想做点什么事，都得用商量的口吻去寻求他们的同意，可地方对中央有什么要求，就用命令的方式来逼迫。中央的规定管不了地方的行动，中央的命令也没法让地方服从。这叫统一吗？这依然是我行我素，一盘散沙，依然是四分五裂，各自为政。这样下去，国民党还叫国民党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别的什么党所代替！”

蒋介石之所以敢在会场上说这样的话，那是因为他已操控了整个会场，或者说已掌控了整个中国的局势，同时也是在发表“宣言”，谁要是不听他的，想另搞一套，那就别怪他手下无情了，他可不是吃素的！

果不其然，在大会进行到第五天上，也就是三月二十日那天，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蒋桂战争”的军事行动终于爆发了。

(9)

三月二十日，驻扎在天津附近唐山、开平一带的李品仙、叶琪、廖磊等部联名发表通电，正式决定反对桂系巨头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国民政府东征军总指挥白崇禧，其电文如下：

“白崇禧自接领本军以来……野心素炽……近更明目张胆，强令本军，扰乱北方，响应武汉，袭攻徐海，进击首都……”

这个电文的最后几个字赫然在目：

“重归唐部，拥护中央”。

李品仙他们决意讨伐白崇禧的行动终于开始了，当天就密令警备部队将白崇禧逮捕，然后押往南京。可是，当他们冲进白崇禧的司令部，却不见了他的踪影。

李品仙这才知道，白崇禧使用“金蝉脱壳”之计，早就逃了。既然是这样，他马上找到龚浩与唐生智联系。

就这样，唐生智顺利地接管了旧部，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设指挥部于北平。

三月二十一日，逃到上海的白崇禧，已经和李宗仁碰了头，知道和蒋介石已势不两立，于是二人决定，分别坐船从海上去香港，然后经回广西，李宗仁让白崇禧先行。

可是，各港口已对他实行了封锁，他只好花重金买了一张英国太古公司海轮的船票。结果还是不行，因为蒋介石已有命令，要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在吴淞口外截获白崇禧。

熊式辉的秘书王又庸得知这一密令后，马上把这一消息泄露给上海市市长张定璠。

原来，张定璠和白崇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学，所以他决定救白崇禧，于是马上通过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俞星槎，急告正躲在法租界“融圃”的李宗仁。

李宗仁得之这一消息后，马上与已赋闲在上海的前陆军总长、军事部长许崇智联系，花了十万银洋买通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借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遣的快艇将白崇禧送往日本。

（10）

还是三月二十一日这天，在“三全”大会上刘文岛等人主张对“武汉政治分会”进行讨伐。此时，出席会议的李济深却站起来表示反对。他说：“这是党内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不能刀兵相见，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任潮兄，此言差矣！”刘文岛激烈反驳，“你在此主张和平解决，可武汉方面能和平解决吗？他们擅自调兵，把湖南一个堂堂的省主席都可以随便赶下台，这像什么话？这是叛逆，是谋反，对他们只能是平定、讨伐，其他别无选择！”

“你们这样大动干戈，不知又要冤枉死多少人！”李济深愤愤地说。

“李任潮在替谁说话，难道你和他们串通一气？”蒋介石厉声问道，“和平解决，这个话怎么会从你口里说出？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早告诉李宗仁？鲁涤平的事怎么不和平解决？你的屁股，不要坐歪了！”

就在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武力讨伐新桂系。

鉴于李济深的言行，当晚十一时左右，他就被蒋介石“请”到汤山软禁了起来。这里有一股温泉，被修建成了一个度假胜地，表面上看，是李济深累了，请他来休息几天，实则是限制他的言行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蔓延，不然他振臂高呼就会一呼百应，让蒋介石根本下不了台。

结果，在“三全”大会闭幕时，李济深被宣布开除他党籍。

当时，李济深并不知道。他在汤山只是每天除了读书看报、临池发呆外，还以“推敲棋谱”来聊以自慰被软禁的苦闷。实在无聊了，还赋诗一首：

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

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

李济深被“拘押”的消息传到广州时，马上引起了原第八路军将士们的义愤。他们在参谋长邓世增、师长徐景唐和多数旅长的主张下，要求“以武力救任公”，但此时，广东省主席已由陈铭枢代替，原后方第四军军长陈济棠已被蒋介石分化收买，并让他替换了李济深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所以，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是不会用武力大动干戈的，只是主张用“和平救任公”的方式来说服大家，而且还诱导只要“拥蒋”，任公就会安然无恙。

后来，由于各方面的“非议”太多，蒋介石才不得不将李济深移回南京，对鼓楼李的私宅进行“监控”。待到陈济棠在广州站稳脚跟，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华中、华北失败后，李济深才被蒋介石宣布恢复“自由”，并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厅厅长，后来又被派为训练总监部任总监。

但李济深的住宅仍被封锁，那是由蒋介石的亲信武装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警卫团负责派兵在把守，名为“保护”，实为“监控”。

在此期间，凡是要找李济深的人，蒋介石规定，都要先递名片，经监管机构同意后方可进入。

李济深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的副校长，有一个叫余程万的第一期学生去看望过他，事后却被蒋介石叫去臭骂了一通。

这样，黄埔学生都不敢去了。

李济深在“软禁”期间，陆海空军总司令警卫团团长杜从戎还趁机想勒索。他对李济深的弟弟李达潮说：“你哥哥的案情非常严重，可能要花二十万元才能疏通无事，不然就悬了！”

李达潮一听大惊，马上就去问他哥哥李济深：“杜团长说要二十万才能救你，不然就没希望了。你看怎么办呢？”

李济深却说：“我稳当得很，你不用操心，他们那是敲诈，别管他！”

（11）

各地党部搞的反“三全”大会运动，可把南京国民党中央给折腾苦了，再加上桂系“反叛”，一下就把蒋介石搞得手忙脚乱。但是不管怎么乱，有一条他是不乱的，那就是只有用“钱袋子”去滋润“枪杆子”，他就可以处于不败之地。

所以，尽管改组派发了通电、宣言表示反对，由他一手操纵的国民党“三全”大会，还是按时召开，并在三月二十八日胜利闭幕。

这次大会认可了他们“反苏反共”的所谓“清党”之后的新路线，还有以蒋介石为权力中心的南京国民党新中央。

这次大会选出的新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何应钦、阎锡山、冯玉祥等三十六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王伯群、丁超五等二十四人，监察委员有吴稚晖、张静江、谷应芬等十二人，候补监察委员有陈布雷、褚民谊等八人。

在八十个中央委员中，蒋派人数有四十四人，占绝对多数。

这次大会通过了《党政决议案》，宣布开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国民党党籍。

同时，也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顾孟余被开除党籍三年，汪精卫被书面警告。

这一下，来自广东的粤方中央委员与蒋介石在二届四中全会前的“合作”，算是翻到了尽头，而新的一页，将是无休止的争论与攻讦。

开完了大会，接着又开三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等九人，被推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还兼任组织部长，而他的亲信陈果夫则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兄陈立夫却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于是，这两兄弟一下就把持了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部，由此形成后来流传的那句“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

“中央”一词的英文前一个字母是“C”，由于陈氏兄弟把持了两个中央部门，所以有人就把那些和他们走得近的人，通称为“CC系” 。

国民党“三全”大会的召开，使冯玉祥、阎锡山这两派军阀暂时被“团结”在了蒋介石周围，但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他们下一步的目标将是以“护党救国”为号召进行“反蒋”，尤其是桂系，蒋策动军事上的“反抗”。

“三全”大会使老资格的西山会议派也受到一定打击，他们和改组派都质疑这个“三全”大会的合法性，所以都主张应该重新召开，并主张“三全大会”的代表应以“二全大会”的代表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为代表来行使职权。

(12)

三月二十九日，用十万大洋逃到日本的白崇禧，又从日本坐船到香港。然后在第二天，坐上“大明”号海轮从香港穿过广州，从西江直接到达李济深的故乡梧州，算是顺利地回到了广西。

但是当他回到广西后，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都对他们不利。目前外线的部队调不回来，只能依靠黄绍竑留在广西的第十五军三个师进行抗击。

此时，桂系的外线部队，主要集中在武汉三镇沿长沙一线，被称为“武长线”。按照“编遣”方案，他们还有三个师，即夏威的第十五师、胡宗铎的第十六师、陶钧的第十七师，总兵力不下三万五千人。但是湖北籍的程汝怀第五十五师、张义纯第五十六师归武汉行营指挥。这样，加起来就有六万人左右。

但是，这五个师，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前三个师是由原桂系三个军缩编，后两个师则是从吴佩孚的北洋军收编过来的。先不说他们之间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就说这被缩编的桂系三个师，由于胡宗铎和陶钧都不是广西人，这就和夏威的第十五师有一些矛盾。

胡宗铎本是湖北人，只是他早年投军于广西，这才成了桂系集团的主要骨干。但是，自胡宗铎当上武汉警备司令后，其权力也就越来越大，再加上陶钧也是湖北人，其经历也是早年投军广西，所以让他们共同镇守武汉，图的是以湖北人管理湖北人，可以减少矛盾。但是，他们却搞起了“特权”。

比如说，胡宗铎的第十六师、陶钧的第十七师，其军饷月月都是保障了的，而夏威的第十五师却常常被拖欠。胡、陶所部的湖北籍军官，还利用权势走私鸦片、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而胡宗铎、陶钧二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没看见。

这就激起了驻扎在岳阳一带的夏威第十五师手下的旅长李明瑞、杨腾辉的嫉恨与不满。因为他们屡立战功而得不到优厚的福利，而胡宗铎、陶钧却霸着一个省任意挥霍，心里早就愤愤不平。

于是，在夏威第十五师中，也就流传出“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酸调子来。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早就对胡、陶二人很不满了。

这些情况被在香港隐居的俞作柏知道后，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夏威手下的两个旅长李明瑞和杨腾辉以各给三十万元给收买了。

（12）

也是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三全”大会刚闭幕，就到九江亲任讨伐桂系集团的总指挥。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早在长江沿岸集结的刘峙第一师、顾祝同第二师、谬培南第四师、朱绍良第八师、蒋鼎文第十师、方鼎英第十一师，对镇守武汉的新桂系五个师展开了进攻。

此时，桂系这边的主力第十五师，恰恰遇到师长夏威患了严重的喉疾不能上阵指挥，只好把指挥权交给旅长李明瑞代理。

当蒋介石的军队向武汉进攻时，新桂系的力量已都全部集中在了武汉外围，是准备打一场保卫战的。第十六师师长胡宗铎、第十七师师长陶钧二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准备，还拉上了程汝怀和张义纯两个师，就连在武长线的夏威第十五师，也准备来武汉集结打一场恶战，以阻击蒋介石对他们的进攻。

但是，正如白崇禧曾经说过的那样，武汉这个地方是守不住的。因为东边有蒋介石几个师的重点进攻，北部还有冯玉祥的部队可以通过武胜关从平汉线直接南下。两面夹击，腹背受敌，这是兵家之大忌，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搞掉鲁涤平占领湖南背靠广西。但是，现在的局势是，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实现，蒋介石就动手了。

但此时，他们以为何键还没有叛变，夏威守武长线，胡宗铎、陶钧、程汝怀、张义纯守武汉，实在守不住，可以逐步撤出来收缩兵力回湖南。

可是，蒋介石也看到他们会这样做，所以不等他们撤回湖南，就在这武汉三镇外围，把他们给解决了。

首先是重兵进攻武汉，以中央军六个师对付桂系四个师。这样，胡宗铎、陶钧等人受不了，只好向夏威求救。

哪知夏威已把兵权交给了李明瑞，于是李明瑞就借助他们的求救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

四月二日，李明瑞、杨腾辉通电拥护南京中央，率领其本部人马，还包括李朝芳第三十五旅梁重熙团、尹承纲第三十六旅庞汉桢团阵前倒戈，这样就使胡宗铎、陶钧他们三面被围，腹背受敌。

夏威知道这个情况后，知道完了，自己的部队百分之七十五都反叛了，只好把余下的仓皇撤离武长线，退往西边的荆州、沙市、宜昌一带。

胡宗铎、陶钧一看夏威第十五师就这么突然垮了，简直是心有余悸，知道这样抗衡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怎么办呢？

他们只好学唐生智、刘兴那一招，于四月十一日通电下野，然后化妆逃离武汉避居香港。这样，留在武汉的桂系部队，就只能被蒋介石来收编。

所以，蒋介石一到，就把这些部队改编为新编第九师，师长尹承纲，新编第十师，师长李宜煊；新编第十六师，师长李石樵；新编第十七师，师长石毓灵。第五十五师师长程汝怀，第五十六师师长张义纯，其番号还是“编遣”方案里的，原封不变。

然后，把在阵前倒戈的部队编为第十五师和第五十七师，分别由李明瑞和杨腾辉任师长。

就这样，蒋介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新桂系集团的十个师给瓦解得只剩下一个没有加入“编遣”的黄绍竑第八路军第十五军。

之后，蒋介石下令撤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

五月，留在荆州、沙市一带的夏威第十五师余部，也被围缴械，然后一部被李明瑞收编，一部被谬培南、薛岳收编。

新桂系在广西以外的部队，就这样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被蒋介石彻底给打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