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教育，他并没有完全陷于哲学思考的概念旋涡，而是在对概念理论的多重审视中进行发问，从而表达深刻见解。在理论与实践联系上，他看到理论的力量、肯定理论的现实作用且注重理论与现实的联系。一方面，抽象的概念帮助我们看清事物的真相，空谈实际事物会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封闭在抽象世界中会导致和实际的脱节，因而也需要将目光投向现实。在时间层面上，雅氏在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张力中思考着教育，如果仅仅通过坚持和重复过去与传统，甚至仅仅通过关于过去的、可被人们理解的那些知识，以及通过服务未来，通过出卖过去之物和未来之物，那这种教育在雅氏看来便不是本真的教育，现实的、真实的事物不能作为最终的证明，而一切表象的东西，一切已知的和成为目的的东西，过去的东西和未来的东西，都将成为每一个历史上的当下之物的维度[1]31，因而雅氏指出要专注于当下之物，而当下的执行，有自己负责的自由来行动。
雅氏对教育的构想体现他的人类精神的密切关心，也激发着我们对当下教育的具体问题进行再思考，例如如何在发展知识学习同时不忽略精神陶冶，如何把握教育的计划性的有效限度，如何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实现自我思考，如何定义教师的权威的边界，如何看待知识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导致的后果，如何让学生获得对世界的整体映像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片段，等等。许多学者将雅斯贝尔斯视为一个楷模、一个权威，敬佩他对精神价值的崇尚和对社会人生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且雅氏许多观点为各个时代所通用的，是亘古不变的原则，例如强调对教育要有虔敬之心，任教者应对教育充满热爱和忠诚，在爱的交往中达到人的实现，尊重学生的自由，不滥用权威，等等。
当然，对于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国内部分学者也存在不同见解，许多学生对雅氏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提出了批判，例如荀振芳在《教育：对生命本源的追问和超越——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述评》中认为，雅氏的教育观是对主体性的过分强调与对知识和道德客观性的忽略，属于一种反理性的教育思潮。而我们需看到，雅斯贝尔斯的思想产生于二战期间，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让雅斯贝尔斯将关注点转向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人文关怀，目的是为了将人从迷离、孤独和无助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因而他尤为强调“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雅氏的思想固然有其局限性，自然也有其生成的特殊时代原因，正是因为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精神层面的死亡状态，让雅斯贝尔斯不禁思考教育的真正本质与可能路径。面对时代的快速变革，我们也处于一个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本质的时代，基于雅氏的深刻思想以审视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