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说得好，“忙碌降低一个人的智商”。
我总感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智商未必降低了，智商只是一种潜力的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忙碌的压力下，我们放弃了思考，只是被动的、自动化的活着，因而也就用不上智商了。
如果有一天，你终于不再忍受生活的忙碌，忽然停下来思考生活本身，于是你就发现了Being。
Being是典型的西方思辨逻辑，总是去追问生活背后的那个绝对的、普遍的、不动的东西。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追问，美德本身到底是什么？注意，苏格拉底追问的是抽象的美德本身，而非具体的某一种美德，比如善良、勇敢。
如果你稍加留意，你会发现，在英文的语境下指称一个事物，人们会说，It is a tree, He is an engineer, 中间都有一个系词be（am, is, are）来连接主语和宾语，于是西方的哲人脑洞大开，思想到当我们给予一个事物具体的规定性之前，必须首先确认这个事物是存在的（it is, he is)，这种存在性就体现在系词be上面，于是造出一个动名词Being作为存在本身，视之为万物的本原。
落实到人的存在上，Being也就成了一个人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于是当我们穿透忙碌的生活，思考到Being的层次时，就是在问自己，我到底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然而在汉语语境中，系词并非必要的结构。我们可以说，项羽，楚人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因此，东方哲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不需要安立一个绝对的、普遍的、不动的存在。相反，他们认为，变化才是最本原的东西，如何非要描述这个变化着的本体，东方的哲人会用阴阳互补对生的结构来描述。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因此，东方哲人的思路是，人们需要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法，而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回到Being和Doing这个话题上，东方的哲人不会单独谈论Being或Doing，必须两者对举，不可分离的，没有离开Doing的Being，也没有离开Being的Doing。
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谈一个侧重的话，由于东方哲学带有“学以致用”的色彩，所以东方文化更偏重Doing一点点儿。而西方哲学带有“学以致知”的色彩，所以西方文化更偏重Being一点点。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东西方文化，都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在西方来说，是康德黑格尔之前的，在东方来说，是鸦片战争之前的。
18世纪西方哲学开始反思，他们反思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的追寻绝对的、普遍的、不动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生活世界的路子是不是走偏了，于是产生了现象学运动，现象学运动的一个口号是：回到生活本身。
海德格尔说，人与其他存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在可能性的境域中不断实现自己的存在。桌子一旦成为桌子，就不会再是椅子了。而人不同，人总是在向一个陌生的、前所未有的自我发展。不存在一个先在的模板，即便是best version of myself，也不过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虚构，如果你真是按照一个确定的模板在生活，那么你就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鲜活性，而退化为一个物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说，真正重要的是to be，而非Being。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Doing中觉知到Being，是人的第一次觉醒，第一次觉醒是对生活的超越。从Being中回到Doing，是人的第二次觉醒，第二次觉醒是回到生活本身。
如果我们卡在两次觉醒之间，即满足于停留在Being上面流连忘返，则是落入自我构造的麻醉坑中。感觉自己开悟了，其实不过是一种幻象，周围的人们只会看到你的神叨叨，而感觉不到你的实质性变化。于是想象中的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进一步撕裂，而这种撕裂的痛楚时不常就会袭上你的心头。
Being是生活的抽象，Doing才是生活本身。耕读应非两件事，一撇一捺方成人。
超越即回归，红尘真道场。伊利亚特奥德赛，此心安处是吾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