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贤一辈子重男轻女，外人不理解，自己却有着很深的苦衷。一方面是地方风俗中，养儿是家人，养女是外人观念的做崇。另一方面，大儿的出生，为她争得了家庭的地位，大女儿的出生，让她觉得有所不同的小小落差。作为一个女人，切身体验了地位低下之苦，自然不会再希望下一代去经历同样的苦难。这一点，从她给几个女儿起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她们分别是老大宗德花，小名调过子，老二宗德珍，小名成过子，老三宗惠珍，小名扳过子。
宗德花出生于杨青的老土窑。那时，宗维岳常跟着驮子队外出，张连贤一手张罗家中生计。没有人帮忙照看，当娘的就用一根红绳背着娃娃，在锅台、磨道和田间地头，不停地忙乱。等到娃娃会走，会跑，又几乎成了母亲的一个小尾巴。可以说母亲辛劳的身影，是宗德花幼小心灵中一幅永远的画卷。
在张连贤身体力行引导下，宗德花早早地学会干家务。再长一点，她就成了母亲的一个小帮手，跑腿，爬高下低。看着女儿一天天懂事，关于娃娃的将来，张连贤不得不考虑。
“娃该缠脚了，不然疯跑的让人笑话呀。”邻居老婶子来串门，提说起了这档子事。“再说，不早点给缠住，再大了，缠，更受罪。”
“唉！我想再等个一半年，看看她的脚，要是疯长了，那就只能缠了。”张连贤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为这件事堵的慌。她有自己的想法：“要是长得不明显了，能不缠我真不想给她缠。不缠，还能帮我做点事，跑个腿。缠了，大人娃娃活受罪。”
张连贤心里矛盾着，女儿的脚就一直自由地生长。晚上睡着了，张连贤偷偷地观察，看过了，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有时会自言自语几句。宗维岳发现后，问她老看娃娃的脚干啥，是不是娃的脚有毛病？张连贤端着灯，心烦地说：
“调过子这个脚，你说再不缠，将来长成个大脚女子，可咋找婆家呢！”
那天晚上，宗维岳两口子为了大女儿的脚，直商量了半晚上，最后一致的意见是不缠。丈夫的意见，让张连贤长出了一口气。后来的日子里，她常跟大女儿说：
“傻女子，脚可不敢往大长了。再往大长，给你缠住了，将来受罪死呢。”
“还长，再长我拿刀给你修了。”
在母亲的威胁和愿望的作用下，调过子的脚虽然没缠，后来长得也并不大。到了十二岁，她婚姻的事就被宗维岳给定下了。婆家是黑沟河的尚家，女婿名叫尚文俊，是和宗维岳一起赶脚朋友的儿子。十五岁上，女婿上门来拜年，两个人才头一次见面。十六岁，她嫁入尚家，一双没有缠过的脚，终于没有影响到什么。
结婚后，调过子和丈夫的感情挺好。张连贤常跟邻居们说，自己女子找了好女婿。第二年头上，宗德花怀上了孩子，尚家人当一件大事看待。快到月份的时候，张连贤抽空跑去看过，见一切都好，留下了给外孙缝制的小衣裳，守了两天，家事太多，又匆忙赶了回去。临产的当天，宗德花肚子疼的厉害，婆家忙着找产婆，同时没忘了派人来叫娘家人。张连贤当时在地里劳动，撂下锄头就往去赶。半路上，噩耗传来，女儿因难产大出血而死，连孩子也没保住。
骑在驴上的张连贤，听说后身子一软摔了下来，坐在泥地上放声大哭。事后，当母亲的到女儿的坟上，蓬乱了头发，一个人坐了半天。她不停地对着坟头说话，言语却是咕咕哝哝的。
“我苦命的娃哟，妈生你时，你为啥不转成个男娃呢。你要是个男人，咋会受这样的死罪哟。你难产，是不是妈没给你缠脚的原因啊！你生娃娃，咋就不提前给妈说一声，妈要是在你身边，你就不走了。你才十八岁呀，你说你走了，妈心疼的咋活呢。你走，还不如让妈替你走呢……”
女儿死后，尚家跟宗家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断，两家人一直有来往。逢年过节，曾经的女婿还常上门来看望宗维岳。后来，尚文俊定居在陕西西安市，和宗家弟兄常有联系。
二女儿宗德珍与姐姐不同，听话，胆小，人老实本份，但心灵手巧，属于内秀型人。她在家里像一只小猫咪一样，婚姻完全由父亲安排，走的是一种换婚的老路子。对此，我们在前面已经交待过。也就是说，宗德珍的丈夫张树平和自己的大嫂张淑芳是亲姐弟俩。这种现象在山区很多，两家儿女亲上套亲，成为了胜过一般的双姑舅关系。
张家住在土豁子，距杨青有四十来里路，祖上也曾兴旺过，衰落后沦为普通百姓。宗德珍嫁过去时，婆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中间有一个秘密。据说，民国年间，张家出了两个憨儿子，几乎不懂人事，整日在山里乱跑。父母对两个儿不离不弃，一门心事培养聪明的小儿子，为此，全家人日子过得很苦。
忽然一日，雷鸣电闪，天降大雨，两个憨人被困在山上，回来时浑身湿漉漉，每人抱着几个“灯扑灿灿”。这是一种形状类似古人用的油灯器具，两个人拿着在灯下耍，父亲要过来一细看，发现是老辈人用过的元宝圪瘩。再一细问，两个憨儿说不清在哪拾的。父亲撂下农活，一天天在山里寻找，终于在一处水冲的沟里，发现了更多的宝贝。
用祖上埋下的这些宝贝，张家的父亲置买了土地，全家日子又过了起来。两个憨儿不知因为啥，从此后却没了精神，先后相继死了。人们纷纷说，他们因为不能人事，苦累了父母，用这种方式报答过后才走的。这听上去像是一种宽慰的说法。
再说张家那一个聪明的儿子，在外面闯世界，听说参加了国民党的队伍，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其妻是个有能耐的女人，拉扯一群儿女长大。不幸的是两个儿子又都早逝，两个媳妇，一个留下了几个儿女，一个刚过门不久。老人为了留住后一个媳妇，把家里掌柜的权力交了出来。新过门的媳妇一生没改嫁，主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自己名下过继了一个侄儿，便是张树平。
宗德珍一进门，上面就有两代婆婆要伺候，一个是奶奶婆，一个是妈妈婆。她凭着在娘家学下的本事，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在灯下做针线，起五更睡半夜，推辗子拉磨，从没有怨言。两辈老人都是高寿之人，对这个任劳任怨的媳妇，再满意不过了。有一年张连贤去二女儿家，那位妈妈婆拉住亲家母的手说：
“结了你们这一门好亲家，是我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事。你给我们家生养了一个好媳妇，自进门没跟我们家里任何人红过脸。这都是你们教子有方，是老天爷让她来安慰我这个苦命人的。我这个好媳妇，还给我生了五个好孙子，一个比一个过日子强。我这一辈子的寡没白守哟。”
宗德珍的丈夫张树平，是个本分农民，没文化，人忠厚。他常坐在油灯前抽着旱烟，看婆姨做针线活，听她有一句没一句说些家长里短的话，脸上流露出平和幸福的光泽。到了后来，他几乎唯婆姨的话是听，老夫妻俩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神仙一般。
在张家劳苦功高的宗德珍，对上，孝敬过了两代婆婆，并一一为老人送终；对下，育有五子一女，并将他们一一培养成人。他们分别是，老大张寅，小名血义儿；老二张宽，小名宽宽；老三张杰，小名对对；老四张军，小名整整；老五张军，小名小宁；一女张玲。
令人叹息的是，由于劳累过度，宗德珍六十二岁上便因病辞世而去，给一个个欲孝无母的儿女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以至多年之后，小儿张军说起此事时，还当众失声痛哭。
两个姐姐人生普通，到了老三宗惠珍，来了一个大转折。这一切还得从她出生时的情形说开。
宗惠珍生于1939年9月10日，正是地里秋收季节。张连贤从下午就觉得不对劲，便一个人从地里回了家。生过了几个孩子，已经有了经验，她知道这个时候人们都忙，就开始自己挣扎做准备工作。疼痛的间隙，她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把一个古铜钱在炕上抛来抛去。按她的心意，每一回测出都是一个男娃，觉得安慰，倒有几分迫切地等待着那一刻的验证。
当天晚上，婴儿出生，一身汗水的张连贤，关切的问自己生了个啥？专门从石湾过来招呼她的小婆婆，实话相告。一听说是个女娃子，张连贤长出了一口气后，眼睛一闭，再没有说话。后婆婆把娃娃擦净，用小被子包裹了，放在大人身边嘱咐说：
“是个好女子，接在手里重重的，将来有自己的前程呢。你可不敢不当回事，要好好待娃。”
张连贤听进去了，又像什么也没听到。娃娃一开始还好奇那一盏油灯的光，后来就一声不罢一声的哭。她一生气，提起小被子，一把抛在了炕屹崂，嘴里骂着：
“老天爷骗人呢，明明是个小子，到头来成了女子。死女子，就爱哭。一生下就让人烦心。”
那一晚上，张连贤没有给宗惠珍喂奶，自管糊里糊涂地睡了过去。说来也奇怪，宗惠珍好像知道了自己的不是，在母亲的脚底下再没哭一声。第二天早晨，大姐宗德花稀罕娃娃，悄悄到炕角抱起妹妹。委屈的宗惠珍再一次哭了起来。张连贤阴了头脸，恨声地说了句：
“咋，还活着呢。死女子，快抱得扔了算了。”
母亲的一句话，说得两姐妹齐声大哭。宗维岳正好进来，知道了情况，把张连贤骂了两句，这才为新生的宗惠珍争得了吃奶的权利。一个婴儿，吃过了母亲第一口奶水，一切便顺理成章了。
宗惠珍是个慢性子人，从小话不多，倔犟，行为举止中，颇有父亲宗维岳的一些特点。她和两个姐姐不同之处，也是幸运之处，是生于洛河源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期。外来思想的影响，已经开始作用于人们的生活。其中，教育的兴起和婚姻自由观念的宣传，是当地青年人的一个精神支点。
宗维岳办起了羊圈窑冬学，十岁的宗惠珍突破禁区，跑进去听课。由她开始，康秀芳和另一个姑娘也加入进来。面对告状。思想开明的父亲，当时跟一群娃娃说：
“学习，谁学下的是谁的。她们学，也就是多了几双耳朵，不影响你们什么，为啥要反对呢？”
有了父亲的支持，宗惠珍对知识的渴求动力被释放出来。羊圈窑冬学撤除后，她走进了中杨青小学。这一点，从她的档案中能看到：“10岁到15岁上学，16岁到19岁在家务农。”务农的宗惠珍，是一把劳动的好手，在田间地头，常都是走在前面的人。
高级合作社前后，宗惠珍、康秀芳、宗娟子三个姑娘，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劳动团体。男人能干的活，她们都能干。很多的时候，几个人承包任务，像男人一样劳动，是远近闻名的妇女标兵
晚上回来，几个人把门从里顶住，用被子挡了窗户，偷偷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如前面所说，两人成了村里的女知识分子，并各自挣脱了由老人包办的婚姻，先后离开了杨青村，到不同的岗位参加了工作。当然了，这一切不是一步到位，中间很费了一番周折。
让宗惠珍终生难忘的两件事，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一是，1956年，作为一名革命老区的妇女代表，她到西安参加了全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领回了一张奖状。紧跟着，她又到北京学习参观，不容置疑，这样的经历成了她命运转折的一个有力支点。
接下来就要说到宗惠珍的婚姻问题。她像两个姐姐一样，也是早早地被父亲安排了婚约。对这一点，宗惠珍在懂事后没有顺从，而是进行了顽强的反抗，一度在家里进行过绝食行动。这样一件“丑闻”，被父母严密地封锁了，也让步了。最后，她成功地从中跳了出来，像一只自由的燕子一样，到外面参加了社会工作。
翻阅宗惠珍的档案，可以看出，她工作履历的大概脉络，几乎大半生都是在山区农村，干的都是最为基层的工作。可以说她把脚印踏遍了洛河源的山山水水。历历往事，一直到晚年，还被她常常说起。
“吴起县我几乎没有没去过的地方，认识的老百姓比认识的领导干部多多了。那时候，别人去村子里开展工作，老百姓放狗咬，骂脏话，顶住院门不让进。领导没办法，让我去。我站在村口，给几个娃娃说了声自己是谁，很快老百姓都自己来了。领导奇怪，问我用的什么办法？我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去了没架子，不苦害老百姓，就想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老百姓当然欢迎了。”
一个人在公家任职的经历，往往大同小异，但每个人在婚姻上的不同选择，才是个人命运的最大因子。在楼房坪工作时，宗惠珍自由恋爱，和当地学校任教的王学儒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她常背着娃娃，走乡串户开展工作。好多时候，她一边给娃喂奶，一边给社员开会。
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宗惠珍没有提自己的困难，倒是一些老百姓，为她这样的干部鸣不平，提要求。领导找宗惠珍谈话，表扬过后，却无办法可施。随着娃娃长大，宗惠珍背不动了，实在没办法，她回杨青的家里，寻求母亲的帮助。母女俩为此，有过两段对话如下：
“哎哟，快你们自己带个。家里面现在就是一堆娃娃，吵得我头都疼，累得我一天就跟活在猪儿子圈里一样。耳朵里就听见这个哭，那个喊，就没个清静地方。老天爷，养下你们这么大一堆害货，就够我累的了，这还得再替你们哄娃娃，那我多会儿是个头啊！”
“妈，你一个娃也是哄，几个娃也是带，就长圆给我帮一下吧，要不然，我连班都上不成。单位会把我辞了的。你看，一个娃我还能背上，两个我就没办法了。要不，你先替我招呼上几天，我再想办法。就几天时间，你让我先留下吧。一忙完，我就接走。”
几天之后，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宗惠珍的两个娃娃，几乎都是在外奶家渡过他们的童年时光。
等宗惠珍一家子回到县城，两口子一个在教育上工作，一个在商业局上班。这时的家里，人口不仅有自己的三个娃，又添加了二哥宗德兴的大儿子宗力文，二姐宗德珍的三儿张杰，夫家的外甥贾均安。三个人都在县城上中学，在家里吃住，好多的时候，做饭的大任落在大女儿王小环身上。
有这样一个镜头，一间屋子里，五个男娃各有样子在学习，一个女娃扎着小辫，站在凳上，一边呛得咳嗽流泪，一边炒菜做饭。烟气弥漫中，宗惠珍下班回来，手里提着几样蔬菜，放下即开始挽袖子上手。这样的情景不是杜撰，确曾出现在一个时空点上。多年之后，它还常被曾经的孩子们所津津回味。这时的他们已各自有了一定的成就。
从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走出，知道父母兄弟生活的不易，宗惠珍从工作之初，就开始了自己的一份报答。走上更高一层的领导岗位之后，除了在工作上努力的一如继往外，她对家庭中后人的扶持从未中断过。可以说她对侄儿侄女，看得比自家的孩子都重，因此，留下了无数令后人念及就忍不住泪水盈盈的感动。
一度，在吴起县城里，宗惠珍和丈夫王学儒分任商业和教育两个局的局长。这样的权力家庭，引人注目，也是夫妻二人最辉煌的日子。因为无私和正直，宗惠珍曾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为了一些不轨与不平之事，跟县长拍桌相争。因为能力和阅历，宗惠珍至今还被她曾工作过的山区老农们提及。年年岁岁，吹过吴起川的风中有一个声音说：
“她是洛河源无愧的女儿，把自己人生黄金岁月，留在了这片乡土上了。”
后来，丈夫王学儒的工作调到了陕西省一处大学里当校长，宗惠珍万般无奈，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她奉献了青春热血的洛河源。退休后，她老人家定居在临潼，窗外正对着美丽的骊山。多少次，她向这座山无声地提出过自己胸中的天问。听说康家的小女儿康秀莲当上了副县长，她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
“要是我没离开吴起，那个岗位，轮也该轮到我了。”
2004年7月5日，宗惠珍因为医学性休克，病逝于西安市医院里，享年6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