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大妹也上学了，和我上的一个学校，也是后福盈小学。
我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上学时要带着刚上一年级的大妹。记得大妹放学后，就在院里唱：“老公公出来了，白胡子白眉毛，点点头，弯弯腰，滑一滑，摔了一跤，乐得大家哈哈笑”，也不知是老师教的，还是跟着同学学的。
大妹上学后，有了自己的主意，不再听我指挥，有时我们就闹意见。闹意见之后，大妹一般不跟母亲告状，而是等父亲休息回家时，跟他告状。而父亲不管真假对错，都会训斥我。我感觉父亲偏向，事事处处都向着大妹。同样的事，她干了没事，我干了就不行。这让我很憋气，可又无可奈何。
我们开学不久，父亲的工作有了变化。父亲所在的保定市第二炼焦厂下马，职工从哪儿抽调来的还回哪儿，父亲是从商业局下属单位调来的，还要回归商业，父亲对此有个专用名词，叫“商业归队”。父亲去焦厂之前，在国光文具店工作，可他却没有回到国光文具店，而被分配到了保定市供销所属供应站。
听父亲说，供销社是解放初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后与商业部门合并，1961年才重新恢复。由于保定市供销社是个新恢复的单位，更需要人手，父亲被分配到其下属的供应站前屯中心店大汲店供销社当了售货员。
那时物资紧缺，好多日用品凭票供应，父亲当了商店售货员，买东西方便多了，我家近水楼台，邻居也沾光，什么布匹针织品啦，什么肥皂香皂牙膏啦，一些市面紧俏的日用品，父亲都能买到，他也因此受到邻居欢迎。
当时最牛职业的流行说法是：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
我一直盼着父亲能回市区上班，这样我就可以少干一些家务活，可没想到父亲这次去的单位还在郊区。大汲店离我们家有20多华里，父亲无法步行上下班，平时就住在商店，一般休息时才回来。他回来时多骑一辆很旧的自行车，这辆车是商店的公用自行车，我猜测可能是大家轮流骑着它回家。
1962年中秋节，保定市破天荒地发了月饼票，一人一块。看着母亲买回了月饼，我高兴得不得了，恨不能马上就吃一口。可母亲不同意，非要等父亲回来一块儿吃。
我感觉，在母亲眼里，我远远不如父亲重要，比如吃饭的时候，我挟菜一旦过于频繁，母亲就会用她的筷子敲我的筷子，说：“让你爸爸先吃！”我只好停下筷子，干吃窝头。不过我心里并不服气，你就炒那么点儿菜，还好意思限制别人吃。
由于不服气，我决定瞒着母亲吃月饼。第二天一放学，我就偷偷打开了月饼包儿，可面对诱惑我又胆怯了，觉得为吃口月饼挨顿说，甚至挨顿打，太不值了，传出去也不好听，所以决定收手。不过包回去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抠下一点儿放在嘴里。这月饼很软，抠完再按一按就能恢复原状，根本看不出被人动过手脚。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甜食，味蕾高度敏感，感觉这月饼太好吃了，不由就盼着父亲快点儿回来。
这个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基本结束，副食供应开始逐步改善。此前仅有少数人能享受的“特需供应”，也不再那么引人眼红。但在困难时期人们曾非常不满，记得当时就有童谣编排此事，如“高级饼干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老头放个高级屁，高级稀屎抹上墙”，“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可惜没有高级纸，弄了老头一手屎”，“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茅房没有高级灯，吓得老太掉茅坑。”
1962年冬，母亲又生了个男孩，就是我的小弟。
小弟出生后，父母给他订了牛奶，印象中牛奶是保定畜牧场生产的。母亲1960年生三妹时，婴儿还订不到牛奶，只能买定量供应的代乳粉和炼乳。这也说明，当时的经济形势确实已大为好转。
税务角还出现了炸油条的私人小摊，只是贵得要命，不过买的人也不少，毕竟是两三年没吃上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人们咬着牙也想开开斋。
另外，还记得父母让我给小弟洗粑粑褯子。母亲一再声明，小娃娃拉的粑粑不臭，可我看着还是恶心。那会儿正是冬天，净用凉水，洗得我的手都红肿了。
母亲休完产假再上班时，回不了原来的岗位了，她所在的便衣门市部已安排了新会计。便衣门市部的母厂保定市服装厂，便安排她到厂里的缝纫车间上班。母亲在这个车间学了一手缝纫好手艺。
保定市服装厂位于市区西北部的新华村，母亲去那儿上班比便衣门市部远了不少，回来喂奶很不方便。为此，父母给小弟找了个保姆，就是斗儿的母亲。
那时一般单位都没有托儿所，自己照看不了孩子就得找私人保姆。这种保姆不到雇主家里干活儿，你得把孩子送到她的家里去。她在给你看孩子的同时，还能顺带干自己的事。一般每月给十几块钱的劳务费。我父母就循着这种模式，把小弟送到斗儿家，并参照这个标准给钱。
斗儿家家务事不多，有充分的时间照顾孩子，我父母对斗儿母亲照顾孩子非常放心。可后来，斗儿的嫂子也生了孩子，斗儿的母亲要照看亲孙子，就无法再帮我们家看孩子了。父母就只好再找保姆，再找的保姆住得离我们家不远，就住在税务角。
大概在小弟出生前后，全嫂也生了个儿子，因为排行老三，小名就叫“老三儿”。
1963年春节前，母亲他们厂发了小包袱，母亲很高兴。服装厂裁剪衣服后会剩下布头碎料，厂里就攒下来，到年底时集中给职工发放。发放时好坏大小搭配，包成一个个大包袱，可母亲却一直称呼它为“小包袱”。
那时买布要布票，而这些布，不要钱，不要布票，白送，母亲能不高兴？领了小包袱，母亲会反复掂掇怎么使用。就是那些很小的布块她也舍不得扔，要攒起来都剪成方块，最后缝成一整块儿，作被子的被面。印象我家陆陆续续添置了好多这种被面的被子。
这年过年，父亲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要和我下棋，还说我赢他一盘就给我5角钱。结果我和他连下两盘都输了，还输得很惨。没想到第三盘、第四盘我却赢了。我理直气壮地要了他的钱，但不跟他下了，我看出来他是在故意让着我。父亲有一副特大号象棋，有时会和邻居杀上几盘，可从没跟我下过，这次极有可能是找个借口给我钱。
可能在1963年春节后，王大娘的公公去世。王爷爷去世后，全哥的弟弟安哥搬入王爷爷住过的那间院子南边的小东屋。
回忆王爷爷，好像也想不起多少事，因为他上班时多住在单位，老了不上班了，才住到那间小东屋。住回来之后，也不掺和什么事，基本上显不到他。大人只有孩子落枕时才会想起他，说：“去让王爷爷给捏捏。”王爷爷会按摩。
我能想起的事，是他给我讲过义和团的故事。好像是我和什么人在院里议论义和团，王爷爷听到了，就主动跟我讲起了他小时候看过的义和团。他说，他看过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在人的肚子上绑上秫秸，然后用大刀砍，秫秸砍碎了，人的肚皮没事。还强调是他亲眼所见，绝对不会假。还说义和团不光有“红灯照”，还有“蓝灯照”，都会法术。
为核实王爷爷的说法是否准确，我特意查了一下《饶阳县志》，还真有相关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起。县民胡兰生为首领，到处设拳场，练武术，发动群众参加义和团。五月二十八日，胡兰生率团民进城，向知县索要兵器粮饷。”猜测，王爷爷看到的可能就是胡兰生的义和团。
1963年3月，全哥找我，要带我去我理发，原来市里要通过比赛评选理发业的技师，他要我给他充当比赛的“加工原料”。我不想去，可母亲发话了：“你正好该理发了，就让全哥给收拾收拾吧。”
我们院儿与理发业有缘，全哥、全嫂是理发的，张大大、张大娘是理发的，先后在我们院儿住过的谢金龙叔叔、谢金花姑姑兄妹是理发的。另外，还有一位叫张振华的也住过我们院儿，也是理发的。张振华好像与张大大、久大大是远亲，张大大、久大大名字前两个字也都是“张振”。
据说，保定的理发业最初发展时，就以饶阳人和定兴人为主，而全哥老家是饶阳，张大大家是定兴，所以理发师在我们院儿大聚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院儿虽有不少理发师，但我基本不找他们理发，要理发都去没有熟人的地儿，主要是觉得碰到熟人不自在。没想到我不找他们，他们却找了我。
全哥带我去的不是他上班的那个理发馆，而是西大街科技书店西边那个理发馆，叫甲级12馆，印象中是楼房，有几十个座位，听说是省内有名的高档理发馆。
比赛时全哥拿出浑身解数，恨不能给我把脑袋理出花儿来。我理完一看，哈，真棒，感觉是有生以来最好的发型。可4月底评选出了结果，全哥竟然没评上，评上的是张振华。
那次全市一共命名了7位行业技师，市里还专门召开了命名大会，为他们佩戴光荣花，是当时的副市长给他们戴的。
听到这么个结果，我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全哥，他要是找个大人理，没准也能评上呢，我知道全哥的理发技术确实不错。
（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