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住在城北一座小红砖楼里，推开后窗便能望见碣石山。它横在城北，青灰色的脊背从平原上缓缓隆起，像一头卧着的巨兽。晴天时，山脊的褶皱看得分明，连那棵著名的“碣石”大字石刻在哪处崖壁上，我也能指出来。可我从没走近过它。它离我太远了，远得不像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倒像一幅挂在天边的画，日日变换着晨昏的颜色，却与我无关。
这样的日子过了许多年。我上班、下班，从城北搬到到城东，但是上班天天经过那条通向山脚的公路，却从未拐进去过。朋友约我去爬山，我总说：“急什么，山又不会跑。”可山确实没跑，我却一天天老下去。某个秋天的凌晨，我忽然醒来，窗外还是墨蓝的，山的轮廓像一笔浓重的宿墨。我穿好登山鞋，灌了壶水，出门了。
沿着山路走到山脚，天刚蒙蒙亮。晨雾从山谷里漫出来，把整座山裹得只剩一团模糊的影子。那时山门还没有售票，我从旁边通往小香山的一条野径斜插上去。石阶湿漉漉的，长满青苔，踩上去像踩在时间的脊背上。走了大约半个时辰，雾里传来叮叮的响声，循声找去，看见一个老人蹲在路边，正用铁锤修一块松动的台阶石。他身边摆着凿子、泥铲，还有几块凿好防滑纹的花岗岩石板，沉甸甸地码在脚边。
我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看他。他头也不抬，只说：“雾大，慢点走。”我问他：“大爷，你是这山上的人？”他放下锤子，从怀里摸出个竹筒，拧开盖递给我。我晃了晃手里的水壶。他说，“喝口水坐一会吧，你喘得厉害。”壶里的水是温的，我喝了一口。他接着说：“我在这山上补了二十年的路。年轻时种果树，养花，老了没事，就上来拾掇拾掇这些台阶。”
我问他：“上面三霄娘娘殿的遗址，还好走吗？”他指了指上方：“你顺着这条道，看见一棵老松，往右拐，再走一炷香就到了。那地方风大，站一站，风会把雾吹开。”
我继续往上。石阶越来越旧，有些已经碎裂，露出底下的黄土。转过一道崖壁，果然看见那棵老松，枝干虬曲苍劲，树皮裂成鳞甲状，松针在雾中泛着暗沉的绿。它立在那里，像一尊入定的僧。往右拐，路几乎被乱石淹没，我手脚并用地爬了半个时辰，山顶向阳处豁然一片平台——几方岩石地基方正地围出殿宇的轮廓，沿着一级级残存的石阶缓缓抬高，那些石阶宽窄不一，边角被风雨磨得圆润，却依然稳稳地嵌在泥土里，一级一级引向空荡荡的台基尽头。
我拾级而上，脚下的石头冰凉而坚实。每走一步，都能看见石面上浅浅的凿痕，是当年匠人一锤一锤留下的，如今覆着暗绿的苔衣，像山写给时间的字迹。台基的最高处，三面空阔，风从东边海的方向吹来，雾缓缓散开，露出远方灰蓝的海平线，一线金光横亘在天尽头。我站在那里，四野无人，只有那些沉默的石阶。它们等了不知多少年，不为等谁，只是存在着，一级一级，像山摊开的手掌。
下山时又经过那棵老松，老人已经挪到了上方一段更陡的台阶，正在填补一处被雨水冲垮的缺口。缺口足有半尺深，他先凿平底部的碎石，再搬起一块事先凿好的石板，严丝合缝地嵌进去，又拿锤子轻轻敲实边缘。我喊他：“大爷，我看见殿基了。”他直起腰，朝我点点头：“看见了就好。”我问他：“你天天修这些路，上去过那殿基吗？”他笑了，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没上去过。路修好了，自然会有人替我去。我看路就行。”
他蹲下身，把石板周围的缝隙用碎岩屑填满。动作很慢，像在补一件穿旧了的衣裳。我站在旁边，忽然想起这么多年，我每天从窗户里看这座山，却从没想过，山上有人在用二十年，一块石板一块石板地，修着我从未踏足的路。
那天回到家，我又推开后窗。城东的平房被小东山挡着，看不见碣石山了，但我知道碣石山还在那里，暮色中变成一片深黛。可它好像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一幅画，而是我脚下那些石阶的延伸，是老人的锤声，是台基上每一道凿痕，是风把雾吹开时那一瞬间的海。山从未向我走来，它一直在城北，不动不移；可当我向它走去，它便用雾迎我，用老松指路，用那些残存的石阶告诉我：你来了，这条路才算是路。
后来，我偶尔还会去爬山，有时走那条老路，有时换一条。老人已经不在了，但那些台阶依然平整。我坐在殿基的石阶上，看海，看云，看山脚下的县城像一片微缩的棋盘。我不再觉得山远。它就在城北，现在开车到山脚，不过一十五分钟。远的从来不是山，是我迟迟不肯迈出的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