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3
在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中，内监是极其重要的另一角色。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司礼监的崛起及其在中央新决策系统中“以内制外”功能的发挥。
司礼监设置于明洪武十七年，此后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洪武至宣德为第一阶段，主要从宦官的一般衙门，成为第一署；正统而后为第二阶段，司礼监的权力继续扩大，既通过批红制约内阁，又成为“朝廷”的代表，“掌行”国家政务。司礼监这一地位的确立，又是与当时皇位的交替、朝局的变动密切联系、互为作用的。
据作者的研究，司礼监的前身，可追溯到洪武初年设置的典礼纪察司，甚至更早的内监机构。洪武十七年，官宦机构进行了第一次全面调整，增设了司礼监，主要职掌宫廷礼仪。洪武二十八年，宦官机构作了很二次全面调整，增强了司礼监的职能，但仍然是宦官的一般衙门。
明代宦官权力的大为增长，发生在明永乐和仁宣之际。成祖朱棣以藩王起兵，夺取帝位。为了镇压建文旧臣的反抗，加强对藩王、军队和民众的监控，他起用了一批宦官担任要职。永乐、洪熙年间，宦官执掌东厂、监临京营、守备南京、出镇各地，遂成明代定制。对此，作者在页下注中，用了比正文多几倍的史料加以证实。
在此期间，虽然宦官权力迅速扩大，但司礼监在宦官机构中仍属一般衙门，不具有优越地位。司礼监成为第一署是发生在英宗朝。英宗幼冲，实际主政的太皇太后不能与内阁面议取旨，于是就有了内阁条旨票拟，司礼监参与批红。司礼监作为宦官机构第一署的地位得以确立。当然，司礼监第一署的确立，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宣宗而后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正统以后的皇帝，多日处深宫，极少召见大臣。司礼监俨然成为皇帝的代表，陆续扩大权势。据方作者研究，包括皇位交替时同受顾命、出镇内臣的派遣和调动、会同三司审录狱囚、提督京营、提督东厂等。同时，司礼监形成了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官僚机构。
接下来，书中对司礼监与内阁的“对柄机要”展开了讨论。司礼监对内阁票拟进行批红，其实质是代表皇帝，对内阁裁决的再裁决，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说内阁与司礼监“对柄机要”，其实是抬高了内阁的地位，是因为文人的“面子”思想而使他们不愿意面对司礼监压制内阁的事实。
正统时王振为首的司礼监逐渐凌驾于内阁三杨之上，明人尹直将此归咎于杨士奇的失误和徇私。对此，方先生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更深层次的原因，认为：归根到底是在皇帝不自政的情况下“以内制外”的统治方针所致。当然，作者也辩证地指出，司礼监虽然权重，但也受制于内阁及六部诸司，所以只能“为乱”而不能“为变”，它其实是维护明代君主专制国家权力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