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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他乡之税》
2003 年安徽最早推行“乡财县管”，次年全省推开，而其余省份都是照此操作。安徽面临的实为税费改革的延续问题，即收入管住了，支出不规范怎么办？对乡镇的批评多集中在“乱进人、乱收费、乱花钱、乱举债”这“四乱”上，于是在一些干部提出“乡财县管”。
县级财政已承担乡镇财政大部分支出职能，同时，就必须同时管住乡镇的收入。特别是，在教师工资上划、乡镇卫生院改为县级供给后，乡镇财政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镇财政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适应乡镇政府职能扩张需要的功能完整的一级财政了。规范乡镇收支行为，从而规范乡镇的行政行为，为将来重构县乡行政管理体制创造了条件。
“乡财县管”实质上是保留一级政府一级财权的外壳，但是乡镇财权基本上是上收了。国库户由县财政局成立乡镇财务结算中心（简称乡财部）来管理，代替原来乡镇总预算会计的职责，税款入户，资金拨付都是进这个户。支出户由乡镇财政所的结算员进行具体资金收支。财政所结算员开张支票拿到镇里开支，然后到乡财中心报销发票。
有人进一步认为，“乡财乡用县管”的逻辑就是，乡镇这一级不再作为财政的实体，也没必要继续维持作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行政层级，必要时，乡镇应成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有分析说，其实中国乡镇早已在政权运作、干部任免、靠财政吃饭等方面听命于县级，成为派出机构是水到渠成的事（“乡财县管”后，很多原乡镇财政人员也列入县财政局编制，如工商、土地、公安等独立于乡镇的“所属”机构越来越多）。一位财政部专家也希望，“按照中央、省、市县三级，扁平化架构来安排财政分税分级的体制，并以此进一步带动中国行政架构的改变”。
县级政府内各部门的实际地位和说话分量其实大不一样，如发改局的中心工作就争取大项目的立项，发言权尤其大；财政局则是各项目的资金总管，并执掌预算资金分配，乡镇主要领导经常是“求上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与政府办、经贸委、民政局、公安局等重要部门可以直接参与县级重大事项决策，而农、林、水、技术监督等具有专业性质的单位因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有时也会参与到决策中来。而那些“权小势轻”的部门，如科技局、档案局等则无缘于决策圈子。资金分配和权力掌控程度是决定性因素。一县旅游局副局长表达了这种不平衡：围绕在书记、县长身边的科局长都是有权有势的。像我们这样的官就要自觉地靠后站了。你哪怕拣奉承的话说，人家都不愿答理你。你怎么说话都没分量，而人家哪怕说些狗屁不通的话，都有人洗耳恭听。实际上政府的权力就在这帮人手里。我们只是给人家捧场的。
说是“县官不如现管”，我们这样的乡镇企业办应该受乡镇政府控制多点，但也要看具体时候。其实现在的乡镇干部，包括领导，都不是做乡镇的事。他们不是在治理这个乡镇，他的管理职能都没有了！比如土地所人员的工资实际上在乡镇里开，但这个工作给哪儿做的呢？是给县土地局。类似的，司法所、企业办都是这样。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当然一些人不承认分税制的不完善和地方税收的减少是导致地方寻找非税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收入的主要原因，但资料证明二者却有内在联系，即“预算内不足预算外补”，土地出让金俨然成为很多市县的“第二财政”，同时引发大量占地和补偿纠纷。
地方政府对非税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金的热爱几乎成了“迷信”。但诡异的是，一些沿海地区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和工业企业及税收形成正向循环（当然给农民的补偿可能并不多），而西部却很难做到。 90 年代末开始，在工业开发不足的西部，城市通常以扩张方式使地方政府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开辟税源，土地出让收入在预算外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小，但其一次性的特点越来越不足以支撑地方预算外财力的增长，而因为产业升级缓慢，西部“以地补工”的招商引资策略难以奏效，尽管大片土地被圈占，但并没有带来地方以工业为主的长期税源的持续增长，地方收入仍缺乏动力。
从学校入学情况看， 90 年代平城中小学本地学生达 1 000 多人，这些学生几乎都是平城各个家庭的消费主体。但其后几年，这里中小学本地学生加起来也才几百人，家庭条件好点的学生都去县城了。平城人说：“现在人们教育观念也转变了，希望就是多花点钱也到个教学质量高的地方去。只要是自己家里有点钱，就尽量这样做，而 90 年代就是有钱人这样做的情况也少。”镇上的买卖人感觉学生少了，钱更不好赚了。
从 1976 年到 2006 年， 30 年中，平城镇农民辛勤劳作依然，他们在这里耕作收获，在这里生老病死，在这里谈天说地，也在这里欢笑或无奈，他们看着孩子们走出土地，也看着干部们来来往往。或许他们已经感觉到脚下的土地越来越和远处的人与事发生着关联，或许他们仅仅是按自己的逻辑生活着，无论如何，生生不息似乎就是他们的命运，宛如这个国家，一代又一代。
组织的出现可以说都是应对着不确定性。科斯说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哈耶克也认为只有和不确定性相联系，经济协调问题才会出现。可以说，规则、法律等约定，部落、城邦抑或政府、国家等组织都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