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元
No.73／第三十章／6
第三十章 得胜还朝 功过评说（之六）
自嘉庆以降，清王朝由盛转衰，边疆经略多受此影响，乃至弊政丛生。张格尔之乱是道光帝即位之初遇到的最棘手问题，前后折腾了八年之久，而此番西北用兵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清廷在治边和边防上，包括清军在作战能力等方面诸多积弊。
前面介绍过，清政府在新疆实施军府制，对回疆地区实施军府制下的伯克制，将民事委任地方伯克管理，过于轻视民事，而更侧重武力威慑。但这种威慑随着清朝国力、军力的衰落，其效力已大大减弱了。单就张格尔之乱而论，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其第一次入卡滋事时仅有300多党徒，到道光六年（1826年）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喀什噶尔全行变乱，回众响应，旬日万计，清廷在回疆的所谓军事威慑转瞬间土崩瓦解，被扫灭殆尽。
为了对付张格尔这伙乌合之众，清廷从伊犁、乌鲁木齐、陕甘、宁夏、西宁、四川、吉林、黑龙江等多地，调用了三万六千多正规军，长途远征，耗费了一千多万两白银，竭尽移山心力，才将叛乱平定下去。这表明清廷威仪尚存，亦有杨遇春等若干宿将可恃，而道光帝更是渴望着一次完胜，渴望着用胜利的光环来装点自己治理下的泱泱“天朝”，使它看上去“强盛”如故。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江河日下，嘉道中衰，道光帝在处置回疆张格尔之乱时所表现出的保守做派，远不及他爷爷乾隆帝在处置大小和卓之乱时那种雄姿英发、万国来朝之盛世气象。他只知一味守成，即使在大获全胜的情况下，清王朝却仍丧失了对境外各藩属国的控制，其境外势力范围大大萎缩，比如说浩罕，就是在这一时期最终摆脱了对清朝的藩属地位，进而野蛮生长、日渐猖披起来。而作为一个体量规模数百倍于浩罕的泱泱大国，却奈何不了一个弹丸小国，这不能不说是正处于衰落中的大清国的悲哀。而道光帝仍旧自恃天朝大国，其眼光仅仅局限于华夏九州之内，不愿再有西顾之忧。
再有就是斌静案，该案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案发，至道光八年（1828年）结案，斌静最终被赦免，前后处理时间长达八年，几乎与平定张格尔之乱相始终。斌静一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极力掩饰，而道光帝则在案发伊始就怀疑张格尔入卡作乱必有缘由，应当是“激变”所致，故而多次谕令伊犁将军庆祥严查。而庆祥欺瞒朝廷，袒护斌静，只是在道光帝的严厉督促下，斌静才被革职拿问，仅以“办理不善”，“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草草收场。直到若干年后，复由伊犁将军长龄彻查，“斌静案”这才最终真相大白，定罪为“激变良民”。
张格尔入卡作乱的原因有三，既是和卓家族这股分裂势力在回疆地区阴魂不散、野心积聚的恶果（这是内因、主因），也是浩罕、英吉利等境外敌对势力纵容支持的产物（这是外因），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情况下，发生激变还需要一个诱因，而这一时期清廷派驻回疆的地方官员日趋腐败，尤其是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作为镇守天山南路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种种不法行为，便点燃了张格尔入卡作乱的导火索，成其诱因无疑！
斌静所犯罪行，按《大清律例》都是死罪。对于斌静这等罔顾廉耻的贪官污吏，清廷本应实行严厉制裁，完全可以将其处死，以儆效尤，同时起到平息民愤、安边绥远的作用。但道光帝却在最后时刻，对斌静法外施恩，免其一死，并没有站在回疆维稳的高度上去处理“斌静案”，终究失之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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