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县八渡知青的回忆
作者：陈国保
队长
队长姓张，叫长贵，在张姓家族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队长，本名反而很少有人叫起，只有我们知识青年有事寻他的时候叫张队长，以示敬重。
在农村要想当干部，一是要有势力，还有要实力。势力是家大业大，家里有劳力，还得有族人的支持，实力就是个人要身强力壮，要能降得住人，办事要基本公平让人服气，脑筋灵活，要能为村人谋福利。平心而论这个队长还是很能干的，大家也都服他，夏天交公粮，一米五六高的粮食桩子横着扛起来，晃悠悠的走上粮站粮食囤子的跳板，一手抓住袋口，一手抓住袋底，缓缓的把一百七八十斤粮食倒进囤子，就这功夫，村里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还有就是种地的时候，脖子上驮起装满粪土的笆斗，稳稳地倒进犁沟，一笆斗粪要倒多少米长的犁沟，分毫不差，而且粪土也不会灌到脖子里。
说起队长的精明，村民们更是津津乐道，我们队里没有副业，大部分现金收入要靠卖粮食，队长能在夏收以前驻队干部和大队干部下队里定产的时候，哭穷耍赖装傻充愣想尽一切办法把产量定的比合理更低一些。收了麦子，先把苜蓿地里的紫麦好麦分给大家，缴粮的时候更是把成色差一些的交上去，一溜几个口袋哪个先验哪个后验队长都有安排，而且少有失手。由于缴粮少，现金收入就少，工分价值就少，大部分年底算账干一天工分只有一毛二三，年年拖大队的后腿。我们觉得很划不来，村里人却觉得很好，只要能保住粮食不饿肚子，就是最大的胜利。那时候瞒产私分，是一项重罪，队长敢这么干，是冒着天大的风险的，大家心知肚明，也都极力维护，万幸一直到我们走的时候还没有出过事。
对于接收知识青年，许多村队是非常抵触的，土地有限，收成有限，多一张嘴就多分一份口粮，极不愿意外人入队。队长却不这样想，他看上的是我们的安家费。当时我们下乡每个人有二百七十块钱的安家费，还有每月有30斤商品粮，我们队有五个知青， 安家费就有一千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在农村盖房子，除了出力，几乎不花啥钱，木材椽子檩条是有指标在山里砍的， 瓦是叫瓦匠箍个窑烧的，墙是胡基土坯垒的，黄泥麦草村里有的是，只要出力气，所有的钱都是队里的收入。况且这些娃伙吃的是商品粮， 说不定有个啥变化就走了，人走了房走不了，到头来还是队里落下了。后来果如队长所愿，过了三年多，招工的招工并队的并队，人去楼空，昔日的恩怨情仇，都成了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再精的猴也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即使精明如队长也有算计不到的时候。
有一年，县上要办糖厂，本地又不产甘蔗，于是派下任务，要求各队种甜萝卜，国家统一收购。队长有点动心，又觉得没有把握，就领了任务，在坡坎沟卡不成形的地里种了一些。山地又浇不上水，等收的时候挖出来长的只有指头那么粗，大家都没有见过甜萝卜，尝尝也觉得有一丝甜味，于是挖出来整理好，择日套了两头牲口兴呼呼驮到县城。到了糖厂，才知道叫甜菜的是什么样子，而且当时糖厂做萝卜糖的工艺也不过关，正在试验中。队长软磨硬泡据理力争，人家坚决不收，而且嘲笑他说，即使收，你也得看看人家的，你去收购站试试吧，他们那里收人参，说不定能蒙过去。把队长气的，出了南河桥，就把驮子揭到河里，边抽烟边骂：日弄人哩么，搭了地搭了功夫种了收了，今天又搭了两个牲口工两个人工，以后再不能弄这日把歘事了。想想还是不甘心，又把那瘦似人参的甜萝卜驮上，回到队长在场院里支了个锅，准备土法炼糖。烧了两捆硬柴，才把一锅萝卜汤煮成一点黑褐色的液体，尝了尝，苦涩不能入口，这才死了心，叫人扔到沟里，那个人懒，没有朝沟里头走，过了很久，经过那里都能闻见一股腐烂的臭气。
还有一次也是和上级领导的瞎指挥有关，县上准备扩大酒厂生产，派下任务，要种高粱，当时正在推广一种俗名叫三尺三的品种，整株只有一米高，不费地力，但是产量很高，我们队也种了好多，等收的时候，产量确实不错，后来酒厂说这种高粱不达标，不能做酒，只收了很少一部分。开始大家无所谓，觉得好歹都是粮食，每家分了好多，等到吃的时候才发现问题，那高粱粗涩不能入口，而且还拉不下大便，痛苦不堪。根本和歌里唱的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不是一回事，碾成饲料喂猪，猪都不吃。我们也分了许多，又没有其他办法，硬着头皮吃了好几个月。我们比农民更不幸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往年的积累库存粮食，分了麦子天天吃麦子，分了玉米天天吃玉米，分了高粱只能吃高粱，又不会做花样，只会蒸高粱面疙瘩，煮高粱面拌汤，还有高粱面拌汤煮疙瘩。当时队里有个同学不会做饭，我们回家了他只会煮面疙瘩，我们回来时给我们学说，那疙瘩一勺一碗，一碗一个。又没有菜，不吃饿死，吃了肚子胀死，那种滋味永生不能忘记。现在养生流行吃粗粮我都是宁愿吃玉米面荞麦面，从来不吃高粱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