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开始，我就和绿皮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年我都要固定往返两次，在北京和XX之间穿梭。
每次都要坐六个多小时，我们在车箱里晃啊晃，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又醒了，就这样睡睡醒醒的，好不容易总算盼到终点站了。
不管是回家还是往回返，总是绕不开中午的，一般我是舍不得买午饭的，走之前就随便买点儿什么吃的，诸如泡面、榨菜、或者面包蛋糕水果什么的，走前一晚母亲总忘不了给我煮几个鸡蛋带上。据我观察，到了饭点，火车上买饭的人很少，到了中午，吃什么零食的都有。
我最早和绿皮车的缘分还要早，那时，刘先生在北京上研究生，我和孩子在老家，发现孩子眼睛不对劲儿以后，我就开始带着孩子往北京跑了。
第一次到北京前，我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先生不能按时接站，自己不会出站，或者出了站找不到他。
我把自己坐哪趟车哪节车厢都告诉他了，就为了万无一失。
尽管我那时年纪也不小了，但平时也没有出过什么门，再加上人也比较怂，母亲的心一定也悬着。
列车缓缓到站后，我很快就发现了先生。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以后我就不那么害怕了。但我是个路痴，回回还得先生接站。
孩子每次只要听说要到北京，前一晚就兴奋得睡不着觉。
那时，孩子的眼睛是在北大妇幼医院眼科看的。因为斜视，孩子一度还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吧，但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做手术。母亲告诉我听在医学院教书的老爹说斜视即使做了手术，还有可能再一次斜了，没有太大意义。于是，我们失望的离开了那里。
到北京后，我们一度在北大的宾馆住过宿。
那时，是和一个上海人同住一屋，她是来看女儿的。
那时，我刚三十多岁，她四十八岁，先生让孩子叫她姥姥，那位大姐很不乐意，但上海人很会说话，她说我还没有那个福分当姥姥，让孩子叫她阿姨就行了。大姐人很活络，还带着孩子吃过一次早饭。
我心里也觉得先生让孩子那么叫的确不妥。也暗自佩服上海人不愧是见过世面的。
孩子第一次来北京，先生带我们吃了一次麦当劳，每人只买了一个汉堡，我其实没有吃饱，但也不好意思张嘴再要了，因为那时家里不富裕，钱都是先生勤工俭学挣的。临走前，先生带我们到一个小超市给孩子买了四连杯的原味酸奶，孩子第一次喝这种酸奶，在火车上一口气就喝了三个。
我后来又住过一次北大，这次是和一个东北大姐住一屋，她也是来看女儿的。她的性格看起来很豪放，很健谈。记得她的女儿是被惯坏了，好像对人没什么礼貌。不像那个上海大姐的孩子那么有教养，待人彬彬有礼。
两次住宿北大的经历，让我对北大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后来我曾试图想带母亲进北大校园看看，可是，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那时的北大已经不那么好进了，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了。
直到现在每次经过北大，我心里都会油然升腾起一种亲切感，可是这辈子怕无缘再踏进北大的校门了。多想再看看北大的未名湖，再听听北大的乌鸦叫，因为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时耳边不时听得乌鸦呱呱的叫声。
后来 ，先生毕业后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我们也就把家安在了北京。
刚开始我在北京还没有找到工作，于是，一年寒暑假两次和孩子一块儿回老家和父母团聚。每次一放假，我们娘儿俩就急不可耐的买票回家。因为赶上了春运，寒假的票很不好买，那时火车票有很多零散的售卖处，为了买一张票，有时得排半天队，今天买不上就明天再买。
母亲一到快放假时也开始数着指头盼着我们回去了。
我在北京找到工作后，往返的路上就成了父母亲和孩子了。
有时，我也能赶上一块儿。记得有一次，火车进站后，我下了车，随手就把手里的票扔了，扔完才想起来出站时还要看，于是，又着急得在地上到处找，终于找到后，父母和我都很欢喜。
还有一次，火车到了北京后，我让孩子和父母亲站一块儿，就在站内照了一张照片，他们的脚边还放着包裹。
那些旧照，我已经不忍再看了，因为怕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太伤感了。
悠悠岁月，绿皮车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
直到2019年吧，我的家乡和北京之间的高铁终于贯通了，我和绿皮车的缘分算是终结了。
几年不坐绿皮车了，我忽然开始怀念起绿皮车来，怀念起坐绿皮车那些平凡的岁月。
没开通高铁的时候，我日思夜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坐上高铁，尽快告别那种漫长的旅途。可是，一旦坐上高铁了，我又开始怀念起绿皮车来。
哪一天，我一定要再体验一次绿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