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这本晚年思想集大成之作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文明的进步是以幸福为代价，文明对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应引起足够的审视。其创作背景是20世纪初爆发的一战，促使他开始反思文明的价值。

正如一体终有两面，好与坏。弗洛伊德冷静地阐述道：

人类在享受文明带来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时，也在受其制约，抑或会成为人性的枷锁，逐步演变为精神类疾病。

因为，文明最主要的目标是从人类个体中创造出一个统一共同体，个体的幸福并不是它首先要考虑的。

因此，个体的欲望和攻击性无法释放，会感到压抑、痛苦。负罪感又会给人带来不安和内耗。

弗洛伊德被称为“精神分析之父”，在书中他也将“潜意识”“俄狄浦斯情结”和“自我”“本我”“超我”等核心理念贯穿始终，用以支撑主旨。

“文明”指的是使我们的生活有别于动物祖先的所有成就和制度的总和。它有两个目的：保护人类不受自然的侵害，以及调节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避免痛苦。痛苦来自三方面：身体的衰老和死亡、外部世界的规训以及人际关系的互动。

改善痛苦的方式：在心中扼杀攻击性的本能，或将此升华到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研究，又或是在宗教中寻找庇护。

然而，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又与一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有关，只有少数人才能踏上升华之路。

文明人也通过良心和负罪感抑制人的攻击性本能，超我和自我之间的较量由之产生。本能被压抑，文明人得到“安全”，但同时也因为本能得不到释放，而失去幸福之感。

“爱”是文明的基础。家庭的建立是文明的起源，人们合作有利，满足性和繁衍需求。家庭之爱在增强家庭成员之间凝聚力的同时，也约束了个人的自由，带来痛苦。

文明通过禁忌、法律和习俗对人们的日常进行限制。个体要求和群体要求之间如何达到幸福的平衡，也是文明程度高低的判别方式之一。

如此，文明就好比“超我”，对人的“自我”不断进行抑制。当“文明超我”对一个正常人的“自我”抑制超出了其能承受的限度，个体就会患病。

书中，弗洛伊德还驳斥了“敌视文明”的论调，也质疑了“爱邻如爱己”这一诫命的合理性和可实行性。同时他还指出“恰恰是那些品德方面超凡入圣的人指责自己的罪孽深重”。颇具启发性。

此外，这位大师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课题：“群体病理学”研究。即，更为深入地探讨文明进步的优与劣，以及如何辩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