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因无力拯救祥林嫂而感到满心愧疚。当面对祥林嫂关于魂灵、地狱是否存在的追问时，“我”虽试图以模糊的话语给予她些许安慰，却终究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祥林嫂的死，让“我”陷入了更深的自责之中——既无力改变她悲惨的命运，也无法回应她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这种精神上的困境，深刻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思潮之间的撕裂感。
祥林嫂之死，也成为“我”批判封建礼教的重要契机。她的死亡，绝非单纯的个人悲剧，而是封建制度对人性、对生命进行系统性摧毁的铁证。“我”通过回忆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是如何通过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群体暴力这三重残酷机制，将一个鲜活的个体一步步逼入绝境的。这种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批判，为鲁迅后续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祥林嫂之死的深层意义是封建制度的“无声审判”。祥林嫂之死并非偶然，而是封建制度对个体生命的“无声审判”。鲁四老爷的痛骂、鲁镇人的冷漠、柳妈的调笑，共同构成了压迫她的社会网络。她的死亡，既是身体层面的消亡，更是精神层面的彻底异化——在封建礼教下，她连作为“人”的资格都被剥夺，只能以“谬种”“穷死”的标签被历史遗忘。鲁迅通过这一结局，完成了对封建制度的终极控诉：它不仅制造悲剧，更通过否定悲剧的价值，来维护自身的永恒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