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书籍信息:
全集分为12卷:
第一卷内容为《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第二卷内容为《朝花夕拾》《野草》《坟》《热风》
内容与介绍:
第一卷:
一.《呐喊》:
收录鲁迅于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小说集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旧时中国的制度及部分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
《狂人日记》
本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文学)创作的基础;它的深切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高度概括。文章内容浅层为一位被害妄想症“狂人”的臆想,实则深刻的揭露了传统封建社会中道德礼教“吃人”的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尤其是最后的一句:救救孩子...,更是体现出对中国未来的担忧与期待(社会思想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才能更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孔乙己》
本篇家喻户晓,小说描写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下,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戏谑中混度时日,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篇幅不长,但是深刻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如今,在当代社会,也有许多现代“孔乙己”们,尤其显得具有现实意义,笔者觉得身穿长衫的人不仅在古代,也存在于现代人们的思想中,只有不停的更新自己的知识于眼界才能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孔乙己”。
《药》
作品语言尖锐犀利,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性。此作品揭露了社会乡镇落后地区人们普遍无知封建迷信,以此反映出迫切需要革命意识的觉醒及重要性,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下的黑暗现实。其文章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却直击人心,让我们感受到尖锐的疼痛,是文学性与现实性高度结合的统一,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人文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愚昧的社会氛围是作者极力讽刺的现实状况,更加体现了作者以笔为刀,剖析社会现象,揭露社会丑恶的创作意图)
《明天》
讲述了发生在还具有一点儿古风的鲁镇上在特定的“三个晚上两白天”这个时间段的故事,故事围绕着主人公寡妇单四嫂子失去自己的儿子宝儿这个事件展开全篇的事件叙述。在人的生命必经的生死之中影射出冷酷漠然的“吃人”的世界,渗透着鲁迅最真挚的同情和最强烈的悲愤。为文中的小孩感到不幸,为旁观者们的冷漠和恶意感到愤慨。
《一件小事》
以第一人称的写法,通过对“一件小事”和“我”的思想情感前后变化的叙述,歌颂了普通劳动者人力车夫正直、善良、无私、勇于负责的高尚品质,表现出“我”勇于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进而揭示出了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深刻社会主题。全文短小精悍,情节真实可信,通过小事展现深刻的道理,是对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的成功运用。
《头发的故事》
小说以“双十节”为线索,以N先生独白的方式,围绕着男人留辫子、剪辫子,女子剪发等“头发”问题组织故事。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表达了作者鲁迅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深深同情和对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统治者或革命者的愤激。小说通过人物独白叙事抒情,生动有感染力。作者借N先生的嘴发出了愤怒的呐喊:“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就这样,小说围绕着头发问题所经历的斗争,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及“五四”前后的复辟倒退逆流。
《风波》
通过对在江南某水乡发生的一场由辫子引起的风波的描写,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示了当时封建帝制还在统治着农村、农民愚昧落后、缺乏民主和自由思想的状况;并由此说明今后的社会革命若不彻底改变民众的观念就难以成功。小说围绕“辫子”的有无展开情节,事件的起伏跌宕。人物的感情变化,在结构上完整地遵循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余波的程序演进,而且既突出主要人物,又“注彼而写此”,场面不大,个个人物鲜灵生动。小说最后写“伊裹脚”的六斤一瘸一拐的样子,更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并且留下深长的余味,其精警深刻,发人深思。
《故乡》
以鲁迅1919年12月从北京回乡搬家的现实经历为素材,描写了一个还乡故事,是中国现代还乡叙事小说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小说在“我”的叙述中,展现了还乡者的故乡体验和对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判断。《故乡》在“还乡”的情节叙事下,呈现出维度丰富的对照性意蕴,蕴藏着作家复杂的个人感悟和思索,体现出深刻的文化诗学内涵,展现了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唤醒国民性的主题。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学生时代名句)
《阿Q正传》
该小说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保守,庸俗,腐败等社会特点,有力地揭示了旧中国人民的生活场景和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病态。《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值得细读)
《端午节》
全文语言轻松、幽默,充满讽刺意味,通过描写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方式来塑造形象,初读使人发笑,细品则令人沉思。文章以犀利的笔锋解剖了“方玄绰”这类人的灵魂,运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对“方玄绰”这类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发出了辛辣的讽刺。作者痛心于一些知识分子的颓唐,揭露了“差不多”之说其实就是无是非观,将其危害性示之于众,告诫人们要摆脱这种糊涂意识,醒悟过来,正视现实。全文语言轻松、幽默,充满讽刺意味,通过描写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方式来塑造形象,初读使人发笑,细品则令人沉思。
《白光》
通过讲述在科举考试中一个屡屡落第的文人陈士成,听信祖宗传言,受白光的启示在院子里挖银子未果,精神迷幻,到大山里寻宝却坠湖而死的故事,批判了封建社会病态的科考制度,揭示了十年苦读反而无用的读书人的悲惨命运。小说通过描写封建科举制度害死陈士成,重点批判了古代的科举制度,同时也批判了陈士成的利欲熏心。在封建社会,陈士成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子弟,只有走读书应试的道路,是封建社会做成了科举这个套子把他牢牢套住,他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小说最后写到陈士成在河中淹死,仅是肉体生命的死亡,他的精神生命早在他做科举幻梦的时候就死亡了。是精神生命的死亡导致他肉体生命的死亡,而肉体生命的死亡又加重了精神生命死亡的悲剧性。 另外,还批判了社会对陈士成之死的冷漠:“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尸亲认领”,只是由地保照章处理。如果说人的价值被毁灭是悲剧,那么漠视人的价值被毁灭是更大的悲剧。
《兔和猫》
小说写一个家庭主妇三太太在夏天给她的孩子们买了一对小白兔,小说就围绕着兔的出现和消失展开起伏曲折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弱小的同情,对随意欺凌弱小者的憎恨;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反对无原则“修善”的主张。小说文笔清丽活泼,描写近于童话,充满童趣和诗意,语言生动准确。在这篇小说里,虽然写出了“三太太”和“我”的反抗意识,然而受害者本人——白兔却仍然无动于衷,表现得不以为然,这些正反映了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观点。
《鸭的喜剧》
通过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在池中放养蝌蚪想听蛙鸣,后又收养小鸭,结果蝌蚪被鸭吃光这一鸭的喜剧,同时也是蝌蚪的悲剧的故事,揭示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生命规律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委婉表达了人间不可能无所不爱,唯有反抗强暴,才能保护弱者的思想。这篇小说在写作上有散文特色,细腻温婉,情节性不强,但语言朴实、亲切、雅致,韵味独特。在五四退潮期中,新文学阵营中的同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除去“高升”的和“退隐”的,“前进”者也有了“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便是鲁迅对当时情境的总概括,“寂寞”与“嚷嚷”是爱罗先珂和鲁迅先生对当时局势的不同角度的概括,它们相得益彰。
《社戏》
小说以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用第一人称写“我”20年来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京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绍兴乡村看社戏。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群农家少年朋友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少年时代生活的怀念,特别是对农家朋友诚挚情谊的眷念。通过“我”在京都看京戏栅在农村看社戏两种情景、两种感受的对比,表达了“我”对热诫友好、平等和谐的人情人际关系的向往。(充满人文味道的一篇文章,也是学生时期重点学习的文章)
二.《彷徨》:
《祝福》
作品叙写一个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寄寓在本家四叔(鲁四老爷)家里准备过“祝福”时,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瘁死的悲剧。该小说通过描述祥林嫂悲惨的一生,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也阐述了像文中的“我”一样的启蒙知识分子,对当时人们自私自利以及世态炎凉的这一社会现状的无动于衷和不知所措。(本章也是学生时代重点学习的一篇课文,书中祥林嫂的不幸遭遇与周围人的冷漠吃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人对封建礼教的厌恶感感同身受)
《在酒楼上》
故事以“我”的角度讲述了“我”与吕纬甫的故事。这里的“我”并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也不只是一个旁观的叙述者,而是参与到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我”和吕纬甫具有许多共同点“我们”曾是一起去城隍庙拔掉神像胡子的新青年;是议会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道路而打起来、激情澎湃的青年。“我们”虽然曾经都拥有激情澎湃的理想,如今却因为革命的失败以及生活的无奈而落入沮丧和彷徨中的中年人。不同的是“我”和吕纬甫同样面对生活的无聊和寂寞,他们的选择却不同。“我”坚持在寂寞和彷徨中前进、反抗,而吕纬甫却选择放弃前进,回归到世俗生活当中。鲁迅对当时社会上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心态做了深刻的探讨剖析,吕纬甫一方面人渴望与他人的联系;另一方面人又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与他人的联系中难免成为他人的傀儡。这种矛盾是人的存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与人的存在俱来的悲剧。然而,作者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绝望,还有直面人生的勇气,这种勇气正是希望所在。(这也正是阅读鲁迅的作品时所特有的性格特点)
《幸福的家庭》
本篇描写了一个处在窘迫环境中的青年作家为了糊口而创作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写作的过程不断被妻子与小贩的斤斤计较、讨价还价、金钱匮乏、床底下的劈柴、五五二十五的算计、低矮狭窄局促的房间、妻子的斥骂、孩子的啼哭等等打断,通过现实与理想的交错,展示了主人公的悲哀以及作者对他的同情。鲁迅对他是同情的、赞扬的,同时也有所批评。作者从一个特殊视角塑造的这一艺术形象,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污浊社会。(笔者认为这其中有鲁迅的个人感悟也有参考)
《肥皂》
本篇写于1924年,这时经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五四”时期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积淀在国民头脑中的封建伦理思想对于政治革命进程的巨大制约作用和发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因此反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和提倡民主主义的新道德,是思想启蒙运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文学是宣传这种运动思想的有利工具,当时的很多作家都坚守着文学的这块阵地,向封建主义不断发起猛烈的攻击,做为文学革命旗手的鲁迅也把文学作为投枪和匕首向封建主义宣战。
小说通过四铭见孝女、买肥皂的事件,以及由肥皂掀起的家庭风波,集中揭露了封建复古派政治上的极端反动、道德上的极端堕落,戳穿了他们关心世道人心、国家命运的画皮,把封建复古派的反动本质和肮脏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长明灯》
吉光屯庙里的正殿点着一盏长明灯,1000多年了都不曾灭过。在村人们看来这是传统的象征,幸福的吉照。倘若灯灭了,便会招来灾难,人人都变作泥鳅。因此,谁要想吹灭这长明灯,便会被大家视为“疯子”。但村里偏偏就出了个“疯子”,而且“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父子两代都认为熄了这灯,“使不再会有虫和病”,因此要坚决吹熄长明灯,双方的斗争非常尖锐,双方都赶到了庙门前,甚至连空气也显得紧张。“疯子”在叫看庙的老黑开门,要进去吹灯;村人们在劝阻,但都无济于事,而且“疯子”还扬言“我放火!”这一着顿时吓得人们了手脚,“都很不安”,并七嘴八舌议论着对付“疯子”的办法;有的主张打死他,有的主张关起来,最后是终于把“疯子”关在了庙门西倒的一间仅开小窗、粗木直栅的屋子里,这才天下太平。“疯子”尽管被关,但他依然精神壮旺地在呼喊;“我放火!”
疯子想要吹熄庙里的长明灯,引起了全屯人的恐慌,最后他被关押的故事。这篇小说期待着长明灯的熄灭,并塑造了一个“疯子”的艺术形象,以此再次向封建统治宣战。(本篇笔者认为是吹响向封建礼教开战的战斗号角的一篇檄文,细细读来毛骨悚然)
鲁迅深知要改造中国社会,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长明灯》中的吉光屯是鲁迅笔下虚构的微型社会,其迷信落后的当地风气反映出旧中国封建文化土壤中畸形成长的社会生态。在这里,迷信传统根深蒂固,已经渗透到日常出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饮食起居等方方面面。屯民们惧怕神明报应,平日说话行事诸多禁忌,思想封闭守旧,文化停滞不前。在这个陈腐愚昧的昏暗生态中,偏偏在社庙正殿上安置了一盏长明灯,那是封建社会时期君权与神权的产物,然而更要紧的是,屯民们心中还都点燃了另一盏“长明灯”,那象征着封建社会残留的精神文化,长期盘踞在人们心坎里,造成吉光屯居民愚昧迷信、落后无知、精神麻木。这种情况下,要想改变吉光屯的社会生态,仅仅把有形的长明灯吹熄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把人们内心中无形的“长明灯”吹熄,把封建文化的病源连根拔起。显然,相比之下,前者更“容易些”,然而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疯子”执意并且只求吹熄社庙正殿上的长明灯,倘若非要将此举看作是反封建、求变革,那么也是非常表面肤浅的,此举根本无法体现鲁迅意图“改革国民性”的文人意识。照直说,鲁迅塑造“疯子”这个胡闹的叛逆者,正是要讽刺当今一些所谓的改革者,身陷形式主义的泥潭,所作所为只是在僵化的改革框架中小修小补,未能看透并撼动国民劣根性的病源所在。
《示众》
“首善之区”的马路上除了两个铜盏相击的单调声和胖孩子的叫卖声外,什么扰攘也没有。当巡警和穿白背心的男人出现时,街上的人们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胖孩子“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秃头一边念着白背心上的文字,一边提防着别人占了他的好位置;小学生“向人丛中直钻进去”;长子“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赏识白背心的脸”;有一个瘦子甚至把嘴张得像一条死鲈鱼般;弥勒佛似的胖脸说道:“好快活!你妈的……”;戴硬草帽的学生离开后,紧接着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了;老妈子指点地说道:“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当秃头研究白背心上的文字时,胖孩子却像白背心一样在研究秃头,看到秃头“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边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小学生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后,他环顾四周发现了白背心、胖小孩和红鼻子胖大汉;胖孩子从胖大汉身旁钻出去时,奔向了小学生,把他推开冲出去了;巡警提起他的脚时,大家赶紧都看他的脚,而他放稳后,大家又接着去看白背心;抱着小孩的老妈子碰到了旁边车夫的鼻梁,而车夫一推却推到了孩子身上;当一个车夫跌倒后,看客们又发现了新的热闹,立即将兴趣从白背心转向车夫,向新的刺激转移。
“看客心态”是中国传统社会给中国人一笔巨大的“遗产”,是中国国民最普遍的心态之一,是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一次伟大的发现和深刻的概括,看客心态对国家、民族、社会乃至个人的危害十分恶劣,正因为看客心态是国民劣根性的渊源,所以它的发现不仅使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第一要著”是国民精神的改变,而且直接促成了鲁迅弃医从文。从此以后,鲁迅不仅在散文、杂文、书信、演讲、回忆录中不断地探讨它,十余年后,又以整篇小说《示众》艺术地再现他的思考。
鲁迅认为中国人中这种麻木、冷漠的看客几乎无处不在,他们的力量不容小觑。他们无意识的“看”的目光加剧了不幸者的不幸,甚至能够把不幸者逼上绝路,且从根本上消解了先驱者奋斗的意义。鲁迅对看客心态的一再揭示和批判,在于唤醒麻木的看客,打破那让人窒息的“铁屋子”。
《高老夫子》
热衷于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不学无术而又善于钻营的高老夫子,竟然靠了拼凑一两篇卫道的文字,被贤良女校敦请为历史教员。这天下午,他就要到学校上课了,因此上午便不得稍稍准备一下,然而,心存邪念,从早到午“工夫全费在照镜”上了,力想掩盖上疤痕,以引来女学生的青睐。下午他到得女校,距离上课还有一段时光,本想讲词,但接待他的教务长万属国也是一个和他一样的色鬼,同他大谈“谪降红生的花神”一一蕊珠仙子,说是他“最爱和名人唱和”,定会对高老夫子“大加青眼”。高老夫子上台之后,由于形象丑陋,语无伦次,女学生们便不免“嘻!”地笑将起来。高老夫子大出其丑,很快便逃出讲堂,并由先前的赞成兴女学、办女校,改为反对的态度。他标自己是“正经人”,决定辞职。晚上,他赶到黄三家里打牌,手气不坏,觉得“时移俗易,世风也终究觉得好了起来”。看来,他的辞职之意也并不坚决,他仍将会继续到女校混事。
主人公高老夫子“留心新学问,新艺术”,因仰慕俄国大文豪高尔基而改名“高尔础”,以为换了“名号”就成为了现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但他道貌岸然的外衣却被自我的不学无术,以及无意识的性冲动所撕毁。他想钻到里面去看女学生,不仅没看到东西,反而被“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联合的流动而深邃的海”,骇得“草木皆兵”。为此,他感到“无端的愤怒”,最终用道学来平复自我受挫的意识,最终在牌桌上找到了缺失的半个灵魂。
“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日益扩大和相互矛盾的日益加深,军阀混战,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则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局面。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右翼分子,进一步投靠买办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文人,前清遗老,墨客骚人等他们为了适益动政治的需要,有的打着“理想国”,提倡“复古”“发扬国粹”“崇拜道学”的旗号;有的改头换面,伪装进步,高喊“振兴女学”“顺应世界潮流”的口号,实际主张“中庸”,以“国粹”为“归宿”,有的“保古家”痛骂“革新”,有的人甚至“买些旧书和金石”,便是“动古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这些人都是妄图“使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以麻痹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力图保存中国的反动势力,阻止历史潮流向前发展。鲁迅以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和理解,看到了这些国林派和复古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和危害,及时写了共有强烈战斗性的杂文,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
《孤独者》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魏连殳被众人视为异端,并在祖母大殓时受到众人联手的压制和逼迫,他是孤独的。第二部分,他傲世蔑俗、孑然独立,却有着一副同情弱者、希望未来的热心肠。可是,当他对儿童的希望被唆使儿童贪占抢夺的现实击碎后,他陷入了茫然失望的孤独。第三部分,失业和众人的歧视将他推向更凄凉的孤独。而他谈祖母,谈“独头茧”似的人生态度时,显露出他内心深处更沉重更顽固的孤独。第四部分,为活下去,他走上了一条违背意愿的路,而新的一切连同自己的选择都令人反感、令人憎恶,于是他仍然孤独,而且是一种带着绝望的痛苦和报复的快意的孤独。第五部分,他入俗玩世,胡闹自戕,作践别人,毁掉自己,是一种更惨痛、更绝望、更彻底的孤独。死亡结束了他孤独的一生。
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独具个性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逃避的方式活在自己亲手造就的“独头茧”中品味孤独,最终以“自戕式”的“复仇”向社会作绝望的反抗。 鲁迅通过这个故事表明,中国还远不具备让青年人作为自由个体可独立生存,运用其天赋,服务于社会的社会环境。(主人公有一部分是鲁迅的缩影,也是另一个审视自己的产物)
《伤逝》
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式新青年。子君认识涓生后,便不断地拜访他,听他讲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之后,子君又坚决地对涓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与涓生一起寻住所、筹款子,并不顾亲朋的反对而同居,建立小家庭。但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久,涓生为当局所辞,他们便生活无着,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至最后消失;但涓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最后,涓生对子君坦露自己不再爱她的真实想法,她便被其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当涓生得知实际上是自己说出的真实导致了子君的死时,他追悔莫及,于是,长歌当哭,凄惋地唱出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下这篇手记,为子君送葬。
“五四”时期,诉说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是许多青年的公意,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已成为当时个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描写男女恋爱的占了全书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最多的是写婚姻不自由。鲁迅对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义,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敏锐地发现隐藏在恋爱婚姻自由背后的危机。早在1923年底,鲁迅就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妇女要解放应该用“剧烈的战斗”去争取经济权,“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到了1925年,鲁迅的世界观已处在根本转变的前夕,这时他则主张用“火与剑”的方式去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了。1925年10月写的《伤逝》,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鲁迅用小说的形式,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探索新的路。
小说通过涓生、子君始以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终却落到悲剧结局的描写,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的冲突: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和婚姻自主是无法实现的 [1] 。小说语言优美凝炼,富有诗的情韵;开头结尾部分有些语句的故意重复,不仅在结构上起着贯通前后的作用,而且有物是人非之感,加强了抒情气氛,有助于主题的表达;有些句子写得委婉含蓄,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弟兄》
小说里的弟兄二人是首府办公部门公益局的同事。哥哥张沛君对待弟弟张靖甫向以慈爱、奉献著称,他们一直被视为模范兄弟。办公室的一个同事抱怨他自己的几个儿子不像沛君、靖甫这样“兄弟怡怡”,终日争吵不断。靖甫突然发高烧,一病不起,于是沛君给医院里的德国大夫打电话,没找到人。万般绝望之际,他请来了一位中医,经诊断,说他弟弟确实患了猩红热,能否医好得看他个人的命运。幸运的是,德国医生后来赶到了,经他确诊,靖甫只是普通的发热出疹子。当天晚上,张沛君睡着了。次日醒来后,他想起昨夜的一连串可怕梦境:“床前站着一个满脸流血的孩子,自己正要去打她”,“他忙着收殓,独自背了一口棺材,从大门外一径背到堂屋里去。地方仿佛是在家里,看见许多熟识的人们在旁边交口赞颂”,“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权和极大的力。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荷生满脸是血,哭着近来了……那孩子后面还跟着一群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知道他们是都来攻击他的”。
以往的研究者认为《弟兄》的主旨是揭露伪善者或赞美真挚的兄弟之情,但如果联系当时作者写这篇小说的实际思想,从渗透于整个作品的思想倾向探寻蕴含其间的寓意,透过小说的整个画面(而不只是某个具体形象),该小说的主旨是说明生活拮据状况给人们带来感情上微妙的变化,表现出在一切以金钱为转移的社会里,维护正当的兄弟感情之难。这种状况甚至连那些原来是“兄弟怡怡”的人也不免受到考验。《弟兄》的主旨是在于提供一个“伪善者”的形象,更不是对知识分子虚伪面貌的揭露,恰恰是表现出经济状况对人们思想、情感的制约。暴露了病态社会对正常人伦关系的冲击乃至破坏。
《离婚》
爱姑是“沿海三六十八村”无人不知的庄家家主庄木三的女儿,她上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哥哥,是家中惟一的女孩,从小就受到宠爱,蕴育了她大胆泼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权益,她敢于向强大的封建势力发起挑战。因为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她就骂他是“小畜牲”;因为丈夫与父亲沆瀣一气,她就骂公公是“老畜牲”。夫家要“休”掉她,她说:“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爱姑对于封建礼教等陈规陋习敢于理直气壮地表示不满,并且公然进行反叛。离婚的事情已经闹了整整3年也没个结果,最后,爱姑的夫家施家请出了有权势的七大人出面调停。爱姑刚见七大人时还心存幻想,以为他能够主持公正,她说,“七大人是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我是有冤无处诉,倒正要找七大人讲讲。”然而,七大人所维护的“公正”就是以夫权为重要内容的宗法体制和整个的封建秩序,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七大人故弄玄虚的威势面前,爱姑由莫测高深到心慌意乱,从优势转为劣势,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先前的锐气已经一扫而光。爱姑的幻想破灭了,她的抗争以失败而告终。
《离婚》发表于1925年11月。此时鲁迅刚刚经历了一场兄弟失和的情感重创。兄弟失和爆发于1923年7月,鲁迅“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接着迁出八道湾居所,标志着分家己成事实。1924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居所“取书及什器”,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吵,从此兄弟彻底分道扬镳。这场争吵曾使鲁迅一病不起,随后仅一年,就发表了《离婚》。如果将这场争吵的实际情况和《离婚》中的描写相对比,就会发现小说虽然在名称和细节上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但事件的内容和性质则丝丝入扣。
小说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腐朽空虚的本质,同时又相当尖锐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缺乏明晰的认识。因此,使得这场来势很猛、可以取得胜利的斗争,落得一个屈服、受辱的结局。这就是作品提出的问题,也是它的主题。
三.《故事新编》
《补天》描写了女娲先是创造人类,而人类由于矛盾发动战争,导致天柱折断,为了早日补上残缺的天,消除战争带来的祸患,她日日夜夜堆芦柴,柴堆高多少,她也就瘦多少,等到终于将天补成一色青碧,她却因过度劳累辞世,后代便有了秦始皇和汉武帝寻山而不得的故事。通过女娲抟土作人时充满着创造的喜悦,补天的辛勤展示了劳动的壮美。
《奔月》写神话里夷羿和嫦娥的传说。善射的羿射下过九个太阳,射死过封豕长蛇,一切大动物和小动物,最后“射得遍地精光”,只好在“无物之阵”中奔驰,天天和嫦娥一起吃乌鸦炸酱面。嫦娥熬不过这样的生活,终于吞下金丹,独自向天上飞升。而昔日的弟子逢蒙又在这个时候出现,欺世盗名,利用向师傅“偷去的拳头”施放冷箭,想置羿于死地。作者安排一个典型的环境,勾画羿的正直的性格,写出了一个勇士的孤独的心境。
《铸剑》取干将铸剑、其子报仇的故事。作品写的主要是这个传说的后半段。眉间尺的父亲费了整三年的精神,为大王炼成稀世宝剑,不仅没有因功受赏,反而以血饲剑,身首异处。杀父之仇激起了本来性情优柔的眉间尺的火性,他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毅然踏上了复仇之路。为了复仇,眉间尺不惜献头。为了伸张正义,黑色人宴之敖慨然相助。他不仅用计以利剑砍下了不义之王的头,而且当其落在滚沸的水里垂死挣扎时,他从从容容地斩下自己的头,与眉间尺的头协力奋战,将恶王咬得一败涂地、确死无疑,并且让那不义残忍之王死后无法享受大王的“哀荣”。
《理水》侧重于写大禹治水前和治水后的种种场景,运用各种场面——文化山上学者烦琐无聊的议论,水利局里大员声势煊赫的考察着力刻划了大禹的形象。大禹为了治水,新婚四天即别新娘,三过家门而不入,生了儿子而不顾,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改“湮”为“导”,终于大功告成,此时的大禹,虽然满脚底都是老茧,黑瘦如同乞丐,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千古永存的典范。
《采薇》中,伯夷、叔齐明知天下大乱,却不问世事,以自我封闭来保持内心平静,但官民们都不肯给他们超然,不时传来令其烦恼的消息,言称“不食周黍”,但仍以薇活命,一旦被他人点破,生计便难以维持,上天派母鹿来给他们喂奶,一向以仁义自诩的贤人却打起了鹿的主意,想要杀掉鹿吃肉,母鹿跑掉后二人饿死。
《出关》写老子西出函谷的故事,描绘老子和孔子的对话,西行途中的遭遇突出了老子避世、“无为而无不为”的消极思想,表现了对老子哲学思想以及传统道家思想的反思。
《非攻》中描写的是墨子为民不远万里前往楚国劝服楚王停止攻打宋国的故事。墨子是个仁者,楚国攻宋,本与他没有直接关联,但虑及宋人遭殃,他自告奋勇,赴楚劝阻,徒步远行甘冒风险去说服攻伐者,又叮嘱宋人做好应战的准备,以防不测。待到危机解除,他才如释重负。
《起死》以《庄子·至乐》篇中一个寓言为主,用独幕剧似的形式加以演化。庄子嘴上说“衣服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却以要去见楚王为由不肯脱下一件衣服,向来以洒脱自然自诩的圆滑者,碰上个认真执着的大汉,却无以应对,要叫巡士来帮忙,还险些被巡士当成抢犯给抓起来。
鲁迅创作《补天》时,正值“五四”运动退潮,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之后,社会上封建复古的浪潮嚣张一时;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这种社会现状促使鲁迅要迫切地向人们呼吁:继续“五四”革命精神,继续向封建军阀及黑暗势力冲击,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社会而斗争。他于是采用神话题材动手试作了《补天》。20年代中期,社会20世纪斗争继续深入发展。见过“三·一八”惨案的鲁迅深感斗争的复杂、曲折,时时感受到寂寞和苦闷,这促使他想作一些新的思考和探索。于是仍旧拾起古代的传说之类来做小说,创作了《奔月》和《铸剑》。几年后更是中国社会空前黑暗的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侵略,使中国殖民地化程度加重,而国民党政府却对外采取投降政策,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大搞白色恐怖,发动文化“围剿”和军事“围剿”,使国统区的民主和进步文艺受到严重摧残。鲁迅的处境也十分艰难,他住在上海的半租界里,五年内竟有三次离家避难。投稿已被封锁,连改名发表文章也还受到叭儿告密。在这种境况下,鲁迅重又抬起历史题材,写下《理水》等后五篇。在这特定的时代氛围下,鲁迅采用历史题材做小说,正是为了在黑暗统治下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当时,文艺界极为混乱,逃避现实的作品不断出现:有专门描写三角恋爱的小说,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诗,还有的专门向青年推荐老子和庄子。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他们企图用老子、庄子的清静无为、无是无非的思想来麻痹群众,混淆是非曲直。这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创作了《出关》和《起死》。
第二本:
一.《朝花夕拾》
《狗·猫·鼠》
这篇散文首先回击了“现代评论派”对作者“仇猫”的诬蔑,揭露了他们卑劣的手段,然后作者说明自己“仇猫”的近因,刻画出“猫”的主要特征;再以童年的追叙,交代了“仇猫”的原因;最后批判“中庸之道”,指出它的实质是纵恶养奸;作者表面上讨厌猫,实际上却鞭挞了具有与猫类似习性的一类人,如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正人君子”、军阀统治者的帮凶。作者借追忆自己童年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最终却惨遭杀害的往事,表达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憎恨。此文运用反语和曲笔,以动物喻人,以议论为线索,夹叙夹议,寓意深厚。
《阿长与<山海经>》
此文记述了鲁迅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事,充满了尊敬和感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惦念以及对年幼无知的时光的深切怀念。全文语言平实形象、处处流露着真情,在丝毫不带造作的叙述中,将读者带入到了儿时作者的世界中,令人觉得特别可亲
《二十四孝图》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杰作。另有,鲁迅认为二十四孝图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他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他本人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的强烈反感。
《五猖会》
开篇就为参加赛会蓄势,先写童年看赛会,然后写《陶庵梦忆》里的热闹赛会,接着写自己见过的比较隆盛的赛会,这些都在为写五猖会做铺垫。然而,接着转写父亲要求“我”背书,“我”失望、郁闷至极,最后终于背书成功,得以去看五猖会,而作者并没写五猖会的盛况;表达了作者强烈谴责封建强权教育对孩子天性的扼杀。
《无常》
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全文描述了色调不同,情韵各异的两大景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作者写百草园,以“乐”为中心,以简约生动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奇趣无穷的儿童乐园,其间穿插“美女蛇”的传说和冬天雪地捕鸟的故事,动静结合,详略得当,趣味无穷。三味书屋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作者逼真地写出了三味书屋的陈腐味,说它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儿童在那里受到规矩的束缚。但作者并未将三味书屋写得死气沉沉,而是通过课间学生溜到后园嬉耍,老私塾先生在课堂上入神读书学生乘机偷乐两个小故事的叙述,使三味书屋充满了谐趣,表现了儿童不可压抑的快乐天性。
《父亲的病》
作者用讽刺的笔调写了庸医误人,以两个“名医”的药引一个比一个独特,表现了某些中医的故作高深,通过他们的相继借故辞去,体现出父亲的病一步步恶化,通过家庭的变故表达了对名医们庸医误人、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深切的痛恨和憎恶,在感叹中让人体会人生的伤悲。
《琐记》
作品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名为雷电学校)和矿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
《藤野先生》
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范爱农》
作者通过追叙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迫害的遭遇,表现了作者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全文语言朴素,感情真挚。
《后记》
既是对"插图"的解释说明,也是对前文的补充交待。
二.野草
《秋夜》
作者采用象征手法,赋予秋夜后园中不同景物以人的性格,代表不同类型的社会人物,“奇怪而高”的天空象征着压迫和摧残进步力量的势力,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做着“春的到来”的梦的小红花象征着善良的弱者,耸立在后园的两株枣树,象征着与黑恶势力抗争的进步力量。通过对这些景物的含蓄描绘,鲁迅表达了对恶势力的抗争和愤怒,对英勇抗击恶势力的革命者的崇敬和赞美,也表达了他与恶势力作韧性战斗的意志。此文语言精致,意象空灵,结构严谨,为象征散文诗民族化的创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风范。
《影的告别》
这篇散文诗写了一个梦境:人的影子不愿意做一个不明不暗的影,不愿意偷生苟活于不明不暗的境地,不愿意跟随人了,所以,向人告别。鲁迅用象征的手法写影宁愿被黑暗卷没,也不愿活于明暗之间。终于自我献身,为光明而灭亡。表现了作者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泄露了思想上的苦闷和彷徨。“影”是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展现。文章用象征的手法,寄托其深刻的感受,意境深远,寓意含蓄,感情浓烈。
《求乞者》
这首散文诗通过描写灰色社会的冷漠、虚伪、丑恶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耻的卑屈行为,表达了作者对人们卑屈行为的愤懑和自己对这种社会的对抗态度。
《我的失恋》
全文模拟东汉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格式。这首诗分四节,每节都以“我的所爱在…”开始,以“不知何故兮…”作结,作者选取了几个求爱的典型事例,运用排比叠段的表现手法,从不同角度概述了“我”失恋的原因及经过,幽默诙谐,讽刺辛辣。
《复仇》
描写了以毫无动作对看客进行复仇这一故事。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致郑振铎信中说:“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复仇(其二)》
描写了孤独的精神界战士。
《希望》
这首诗以直抒胸臆为基本笔法,结合运用象征隐喻,通过繁富的意象,生动地呈现了主体的情感体验。同时频繁使用“然而”等转折词语,造成宛曲周致的抒情语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错综复杂的心情,感受和思想矛盾。
《雪》
此文通过对江南雪景柔美和北方雪景壮美的细致描绘,表达了作者对北方的雪的喜爱之情,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更加体现了作者敢于直面惨淡人生、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全文格调明朗,景物描写细致生动,借景抒情,用词准确。
《风筝》
作者首先由北京冬季天空中的风筝联想到故乡早春二月时节的放风筝开始描写,流露出淡淡的乡愁。然后自然地从风筝想到儿时往事:作为兄长的他对所谓没出息的酷爱风筝的弟弟的惩罚。成年后的作者为自己幼时的无知,对弟弟儿童天性的扼杀行为充满了内疚和自责。更令作者痛苦的是他已无法求得宽恕,因为弟弟对这件往事已漠然忘,这里照应了文章一开头作者见到风筝时“惊异和悲哀”的情绪。这种惊异和悲哀并不仅仅在于作者内心的深刻自我反省,而在于他从弟弟的“全然忘却”中体会到中国老百姓对封建道德奴役、家长式的专制制度的不觉醒,因而倍感改造“国民性”任务之艰巨,点出作者心情沉重的内在原因。此文叙事与抒情紧密相联,在叙事的基础上,抒发了作者对冷酷现实的极端憎恶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全文以白描写景、写人,叙事与感叹、议论相结合,渗透着一种深沉的理性精神。
《好的故事》
此文通过对梦境中“好的故事”的描绘,反映了作者鲁迅在希望与失望的矛盾中,启示人们毁掉“昏沉的夜”,实现充满“好的故事”的生活的强烈愿望,表现了作者鲁迅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歌赞,对理想的热烈憧憬。全文景物写得真实、细致,且景中有情,景中有意。
《死火》
这首诗描写了梦中的“我”所经历的一个荒诞色彩很浓的故事,通过“我”要拯救死火走出冰谷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愿意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牺牲精神。全文文辞简奥,内涵深刻。
《狗的驳洁》
这首诗巧妙地通过狗的“愧不如人”的反驳,指出狗虽势利,但那些知道根据铜银、布绸、官民、主奴的贵贱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的“人”,是比狗还更加势利的,从而对那些势利的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失掉的好地狱》
此文通过描写地狱的统治权经神、魔、人的几次更迭的悲惨故事,生动形象地向人们暗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统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把戏层出不穷,打着漂亮旗号的军阀们不断出现。他们的上台下野,你来我去,决不会改变地狱的性质,而是更残酷的统治。因此,受压迫的人民决不能对挂着新招牌的军阀统治者抱任何幻想,必须识破他们的假面,认清他们的本质,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的实质。全文文辞犀利,讽刺性强。
《墓碣文》
此文通过一个梦境,描写了墓中人内心的虚无与灰暗,以及意欲认识和摆脱这种心境而不能的焦灼和痛楚,最后以“我疾走,不敢反顾”来表示对这种思想情绪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当时深刻的思想苦闷和严格进行自我解剖的精神。全文通过特定的梦境来着意表现出一种沉重的失落感、迷惘感和寂寞感,基调灰暗,朦胧迷离,夹杂着晦涩甚至消极的色彩。
《颓败线的颤动》
这篇散文诗采用小说体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垂老的女人”凄苦的一生,表达了作者鲁迅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厚同情和对妇女解放的热烈渴望。全文文辞凝练,内涵深刻。
《立论》
这首诗作者通过梦中老师所讲的一个故事和老师对于学生问题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的欺瞒胆怯、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等劣根性,并挖掘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中国的思想教育;表达了作者对怯弱而又巧滑的中庸主义哲学的深恶痛绝。
《死后》
体现了鲁迅先生革命战士的战斗精神。
《这样的战士》
此文通过把“这样的战士”与“蒙昧的非洲土著人”和“疲惫的中国绿营兵”进行对比,指出“这样的战士”有清醒的认识和旺盛的斗志,虽然他手中握着的仅仅是蛮人用来歼灭野兽的简单武器——可以“脱手一掷的投枪”。但是,“这样的战士”洞察“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还看穿了敌人的伪装。此文通过描写战士的形象,号召革命青年必须具有不为任何阴谋诡计欺蒙的韧性,表达了作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全诗运用象征手法,寓意深刻,韵味深长。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作者批判了维护旧社会的“聪明人”,讽喻了对这社会不满而实际又在维护这社会的“奴才”,歌颂了和旧社会作坚决斗争,要毁坏这旧社会的“傻子”。此文短小精悍,明白晓畅,寓意深刻。
《蜡叶》
这首诗作者以“腊叶”自况,通过描写“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的好意,委婉地陈述了“不能两全”的意思,表达了作者为革命献身的决心。
《淡淡的血痕中》
这首诗通过明写“造物主”的行为,暗指段祺瑞军阀政府的丑恶形象,揭露了军阀色厉内荏的本质,表达了作者对军阀暴行的愤怒谴责,对牺牲战士的深沉哀悼。
《一觉》
这首诗通过记录“三·一八”惨案以后青年的叛逆,激起了作者内心的情感,青年一代的觉醒引发作者内心的欣然,表达了作者对青年烈士逝去的青春的哀悼,对觉醒奋起的青年一代继续战斗的歌颂。
三、坟
《坟》杂文集,作者鲁迅。写于1907年-1925年间,鲁迅之所以要出版这些旧文,是因为“有人憎恶着”;同时也作为生活一部分的痕迹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
《人之历史》
《人之历史》概述进化论学说的发生、发展及观点,详解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始末及成就,回顾中国女娲造人说和西方摩西《创世纪》七日造人说,以科学分析法诠解进化论观点,帮助人们树立信念,弘扬科学,启迪民智,鞭挞肤浅。
《科学史教篇》
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
《文化偏执论》
1908年8月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鲁迅是从重个人、反传统、启蒙国民觉醒、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认识尼采哲学的。一言以蔽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屹然独立于天下”。这种思想的文化基础则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说“别立新宗”,事实上,“立人”的思想就是“新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的正宗。抛开一些故意的刁难和肆意的诬蔑,如果我们平静地走进中国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立人”的思想,其实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核心。
《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是1907年鲁迅先生用文言文写成的一篇文论。当时正值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大论战时期,鲁迅站在了革命派的一边,并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重要论文。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为当时我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应时而作的。它猛烈地批判了旧传统、旧文化,抨击了洋务派、维新派和复古派。《摩罗诗力说》是“五四”运动前,思想启蒙时期的重要巨作,是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檄文,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文中的科学性、战斗性和抒情性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少段落读起来琅琅上口。从认识水平上,《摩罗诗力说》无疑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最高的作品,这可以从晚清的有关报刊、文集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中得到印证。
《我之节烈观》
全篇文字主要是驳论,层层设问,层层反驳,直到把封建节烈观驳得体无完肤。论是非观点鲜明,讲道理辩证有力,作者常常抓住问题的关键,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说造成“不节烈”的原因:“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单刀直入,语语中的。鲁迅还善于抓住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问题迎刃而解,如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过去,他们靠大男子主义,靠什么“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殊不知其中藏着很大的矛盾,男子自己可以不守,怎么能向女子作特殊要求呢?一个无情无义的多妻的男人,又凭什么来表彰“守节”的女子、惩治“失节”的女子呢?在人们开始觉醒、懂得男女平等的意义以后,这一矛盾更是不攻自破了。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该文中鲁迅对“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成人应该理解并顺应孩子的天性,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养成他们有吃苦耐劳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的思想和容纳潮流的精神。
《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堕落,一是回来。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未有天才之前》
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一次演讲,其演讲的中心,是针对当时文坛上一些空喊缺乏天才,实际做法却在当时扼杀天才、戕害天才的怪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演讲有的放矢,针砭时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雷峰塔的倒掉》
1924年创作的一篇杂文。此文借题发挥,将雷峰塔倒掉的社会新闻与《白蛇传》的民间故事巧妙地结合起来,借雷峰塔的倒掉,赞扬了白娘子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决战到底的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残酷本质,对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势者,进行了批判和揭露,揭示出扼杀人民自由、阻挡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全文运笔随意,故事讲解生动,议论更是精辟独到,在遣词造句上十分生动形象和准确,寓深刻思想于嬉笑怒骂之中,是一篇充满战斗力的檄文又是一篇难得的美文。
《说胡须》
作者现身说法,叙说自己归国以来自己胡须的样式所不断招惹的非议,给予了那些浅薄、伪善的“国粹家” 和无聊的 “改革家” 以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这些虚假的“爱国主义者”或“改革者”,他们的作为同国家兴亡、社会改革和进步是毫无关系的。
《论照相之类》
三段文字记三件事,各涉及文化现象的一个方面,从中掺杂一定的感情倾向,或暴露中国老百姓的愚昧、落后,或揭露达官贵人、风流名士的两幅面孔(骄横的主子和卑贱的奴才),或反映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歧视和对人性的压抑;合起来,总的则体现着对中国落后文化现象的一种批判。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作者指出:“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作者就是这样要求我们观人、省己(对谁也不要例外),注意弄清革新的破坏者同寇盗、奴才的区别,以求中国之真正进步,这便是文章的结论——亦即文章的主题思想。
《看镜有感》
作家通过文物与历史文化、人物与历史文化的互证,发掘出汉代铜镜背后的世态人心、精神气象和文化奥意,文章以文化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拿来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奴才文化进行了生动的辨析。《看镜有感》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接受外来文化,提供着深刻的启示。
《春末闲谈》
这篇文章作者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揭露了统治者“治术”的虚伪和险恶实质,指出为实现所谓黄金世界的理想而施行的种种禁锢、麻痹的统治术最终都将失败,表达了人民群众必胜的信心。全文以“闲谈”方式构思脉络,谈的却是社会历史的重大主题,文章分析鞭辟入里,文思纵横捭阖,情感爱憎分明。
《灯下漫笔》
篇文章通过银票贬值时期折现银的小故事作为引子,讲解了人们在危难之中容易“降格以求”的保命心态,引申到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现状,判断出中国历史中人民“做人而不得,只能做奴隶,甚至常常连做奴隶也不得”的处境;并从劳动人民地位的角度,将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作者带着“进取之心”,对中国封建文明进行反思批判,反映了鲁迅“以人民地位为角度的”历史观点,对中国封建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变革精神。全文结构自由灵活,语言富有力度,构思独出心机,驭情理于笔端,披情入理,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同时融会了愤怒、讽刺、批判、同情等情感因素,达到了情和理的交融。
《杂忆》
其中包含了作者对个人经历的回忆以及对时代背景下人物和事件的深刻反思。这些文章不仅展现了鲁迅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心路变化,也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的复杂面貌和民族精神的觉醒。
《论“他妈的”》
文中作者精心考据“国骂”的来历,意在揭露封建的门阀制度,深挖出来的是“国骂”背后深层的社会问题。鲁迅围绕着这一话题,归纳了中国人的骂人方式,梳理了国骂的悠久历史,并总结了其形成的原因,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了讽喻。文章写得较为含蓄,作者并没有直击论敌,而是把一些御用文人和政客的本质提炼出来,信手拈来的论述不仅幽默且富有深意。
《论睁了眼看》
揭示了专制社会中统治者瞒骗的本质,以及他们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来维护统治秩序和既得利益。文章呼吁人们敢于正视问题,追求真知真话。
《从胡须说到牙齿》
胡须和牙齿在文中不仅是字面上的讨论对象,它们还象征着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和个性表达。鲁迅通过这些象征,批评了那些试图限制知识分子思考和表达的社会力量。他指出,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胡须,也可能成为审查和打压的借口。
《坚清壁野主义》
在古代战争中,“坚壁清野”是一种防御战术,目的是通过加固防御工事和清除周围的资源,使敌军无法获得补给,从而达到消耗敌军战斗力的目的。鲁迅将这一概念引申到家庭教育和社会伦理上,主张父母应该教育子女学会自立和节俭,不依赖家庭财富,这样即使家庭遭遇困难,子女也能够独立生存,不会因失去物质保障而陷入困境。
鲁迅的这种观点反映了他对于传统家庭教育和社会风气的批判,他认为过分溺爱和物质依赖会削弱个体的独立性和适应能力。通过提倡“坚清壁野主义”,鲁迅鼓励人们培养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理性的生活态度,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和实践价值。
《寡妇主义》
鲁迅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观念,即所谓的“贤母良妻主义”。他指出,这种观念表面上提倡女性成为贤母和良妻,但实际上却限制了女性的社会角色,使她们成为类似寡妇一样孤立无援的存在。鲁迅认为,这种思想阻碍了女性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参与,因此他将其命名为“寡妇主义”,用以揭示其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和社会的局限性。
鲁迅通过这篇文章强调了女性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角色,她们应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贡献。他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前瞻性,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对后来的女性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是一篇探讨公平竞争(Fair Play)原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应用的杂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首先提出了对“费厄泼赖”概念的理解和质疑,他认为这个西方的体育道德观念在中国并不容易实现,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对失败者的同情(即所谓的“费厄泼赖”)可能不适用。鲁迅进一步阐述了“落水狗”的比喻,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落水狗”,并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失败的对手进行追击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
《写在《坟》后面》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反思了自己写作的意义和目的,表达了对自己作品的某种程度的怀疑和自我批评。他提到自己的写作不是出于宣传某个特定的主义或发起某种运动,而是出于对生活的记录和个人思考的流露。鲁迅认为自己的作品可能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是喜爱还是厌恶,他都表示理解和接受。
四、热风
写于1918年到1924年的杂文集。当时中国处在最黑暗的时代,许多志士仁人在探索社会病根所在,文化界有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
《题记》
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
1.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
鲁迅针对当时中国家庭特别是为人之父者“只要生”,“不负教”的现象生发感慨,将此现象与人口素质和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其深意在于把家庭教育视为社会教育的重要一环,要通过对此的改善来发挥提高国民素质、改造社会的效用。倡言不仅要做“孩子之父”,而且应做“‘人’之父”,意境深刻。
《随感录三十三》
文章抨击封建复古派,揭露他们敌视科学、反对改革的种种鬼蜮伎俩。 全文专事用典,广泛征引各种谬论,加以巧妙排比,使之不攻自破。
《随感录三十五》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探讨了“国粹”观念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负面作用,以及这种观念如何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障碍。
《随感录三十六》
鲁迅指出,许多人担心“中国人”这个身份会消失,但他认为只要人种存在,这个名称就不会消灭。相反,鲁迅担心的是中国人可能会因为过分强调所谓的“国粹”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隔离,从而无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协同成长,失去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随感录三十七》
鲁迅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了对盲目复古和忽视科学训练的批评态度,以及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有理性选择和科学方法的强调。他的观点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如何适应和变革的深刻思考。
《随感录三十八》
批评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自大心态,即“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种自大不是基于个人的独特才华和独立思考,而是一种群体主义的自我膨胀,它导致个体失去了批判性和创新能力,从而阻碍了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改革。鲁迅通过此文指出,这种自大心态是文化竞争失败后无法实现振拔改进的原因之一。他区分了“个人的自大”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前者指的是对平庸大众的挑战,往往是新思想和改革的先驱;而后者则是对少数天才的排斥,是一种党同伐异的行为,这种自大在面对外来文明时表现为盲目排外和保守抵抗。
《随感录三十九》
通过对理想主义、现实矛盾、知识分子角色和社会文化的深入探讨,传达了鲁迅对于社会改革和文化更新的迫切呼吁。
《随感录四十》
主题是对保守态度的批判和对青年人积极行动的呼唤,旨在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文化的进步。鲁迅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鼓励现代人面对挑战时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随感录四十一》
展现了鲁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双重身份,他不仅通过文学作品揭示社会弊端,还通过激昂的言辞激发民族的觉醒和青年的活力。
《随感录四十二》
文章的核心主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的深刻反思和批判,鲁迅呼吁中国人民认识到自身文化中的缺陷,摒弃不合时宜的传统,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通过这篇文章,鲁迅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的角色,力图唤醒民众的自我意识和改革的勇气。
《随感录四十三》
鲁迅表达了他对于文化革新和艺术独立性的追求,以及对于艺术家在社会变革中扮演引领作用的期待。他的观点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精神,即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传统束缚,推动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鲁迅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并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和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感录四十六》
展现了鲁迅对于文化革新的深刻见解和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坚持。文章呼吁知识分子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要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以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
《随感录四十七》
主题聚焦于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应有角色的探讨。鲁迅呼吁知识分子应当摒弃过时的学术追求,转而关注能够促进社会实际进步的知识和实践,以此推动文化的创新和国家的现代化。
《随感录四十八》
文章通过对中国人对待异族态度的剖析,揭示了中国社会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的矛盾心理和应对策略。鲁迅指出,中国人在历史上要么将异族视为“禽兽”,要么奉为“圣上”,缺乏平等交往的观念。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尝试维新,但这种维新往往只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吸收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科学技术。
《随感录四十九》
文章指出,自然界中的生物从幼年到壮年,再到老年和死亡,是一个不断进化和更新的过程。然而,在社会领域,老年人往往不愿意放弃权力和地位,反而试图占据年轻人的位置,阻碍社会的正常进步和年轻一代的成长。这种现象违背了生物界中新陈代谢的原则,导致社会活力的减退和创新精神的压抑。
《随感录五十三》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列举了五种不同领域内的争端,包括封建迷信的争论、武术流派的竞争、不同语言支持者之间的争斗、漫画杂志之间的辩论以及美术家之间关于新艺术的争议。通过这些具体例子,鲁迅揭示了同行之间因争夺资源和名誉而产生的敌意和斗争。
《随感录五十四》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出中国社会上存在着静态现象,即新旧元素并存且相互冲突,这种现象导致社会变革难以深入进行。他通过比喻说明,社会如同一个拥挤的饭馆,各种旧有的思想和制度与新兴的观念和实践混合在一起,但由于缺乏协调和整合,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半途而废。
《随感录五十六》
鲁迅在文章中表达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悲观态度,同时也透露出对变革的渴望。他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外来影响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通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根本性的改革来解决。鲁迅的这种观点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的立场,他呼吁中国人民正视自身的问题,积极寻求改变。
《随感录五十七》
这篇文章的主题围绕着对当时社会文化态度的批判,特别是对那些认为白话低俗、不配被文人重视的观点的批判。鲁迅在文中指出,即使是那些自称高雅的文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使用白话,这表明白话是普通人交流的基本工具,是生活的一部分。鲁迅批评那些文人的虚伪,他们一方面享受着白话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却贬低白话,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文化优越感。
《随感录五十八》
篇文章的主题集中在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这一传统观点的批判上。鲁迅通过引用历史文献中的例子,揭示了古人同样存在僵化保守的态度,以及古人的“人心”并不比今人更加淳朴。他指出,这种关于古代人心纯朴的说法是一个虚假的借口,实际上今古的人心并无不同。鲁迅进一步批判了那些认为社会应该倒退到古代以恢复所谓“纯正人心”的观点,认为这种想法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随感录五十九》
新思想的传播者需要目标受众具有一定的精神基础,如同火需要燃料、琴需要弦一样,声音才能发出。由于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与外来思想之间存在隔阂,因此新思想在中国难以引起广泛的共鸣。鲁迅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封闭性和保守性的担忧,同时也暗示了对文化更新和思想解放的渴望。
《随感录六十一》
鲁迅认为“不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它代表着不自满的态度和对现状的不断质疑。这种不满情绪能够激励人们不断追求更好的未来,是民族前进和发展的关键因素。鲁迅通过这篇文章呼吁人们应该保持这种积极的不满状态,以此作为推动社会改革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
《随感录六十二》
这篇文章通过对古代一些因不平和愤恨而最终走向死亡的人物的描述,探讨了不平与愤恨这两种情绪对于个体命运和社会变革的影响。鲁迅指出,不平是推动社会改造的动力,但它必须伴随着自我改造和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的过程。相反,单纯的愤恨不仅无助于改变现状,反而可能导致个体的毁灭,成为“恨恨而死”的根源。
《随感录六十三》
讨论了怎样对幼小者的态度。
《随感录六十四》
鲁迅指出尽管南北的官僚之间存在冲突,但南北人民之间却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追求的是“有无相通”。这里的“有无相通”意味着南北双方在文化上的互补和交流,北方人教授南方武术,而南方人则提供文学作品。鲁迅通过这种对比,展现了不同地区文化特色的交融以及相互学习的重要性。
《随感录六十五》
鲁迅在文章中指出,暴君治下的臣民往往比暴君更为暴虐,暴君的暴政有时甚至无法满足这些臣民的欲望。他通过引用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喜剧《按察使》和耶稣之死的历史事件,来展示臣民对暴力的渴望和对统治者的残忍态度。鲁迅认为,这种现象揭示了人性中的阴暗面,以及社会大众在特定环境下可能表现出的集体野蛮行为。
此外,鲁迅还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观察,批评了那些热衷于围观暴力、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力的民众。他警示人们要警惕成为无聊的看客,避免在社会变革和个人命运面前失去自我和道德判断力。
《随感录六十六》
不仅是对生命和进步的颂歌,也是对社会变革和个体责任的呼吁,同时还包含了对悲观主义的哲学回应。通过这些主题,鲁迅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勇于改变的生活态度和社会理念。
2.一九二一
《知识即罪恶》
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也是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同时也是五四精神的具体体现。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文化更新的迫切期待。
《事实胜于雄辩》
《热风·事实胜于雄辩》不仅是鲁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缩影,更是他对当时乃至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思。文章借由一个小小的购物场景,映射出整个社会对于真相的漠视与人性的弱点,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勇于面对并接受事实。
3.一九二二
估《学衡》
鲁迅在《热风·估〈学衡〉》中展现了其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刻见解。他对《学衡》的批评不仅是对个别刊物的评价,更是对整个时代文化思潮的反思。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文化发展的期望,即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创新性。
《为俄国歌剧团》
鲁迅在观看了俄国歌剧团在北京的演出后写的。文章开头,鲁迅表达了自己对俄国歌剧团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演出的困惑,同时暗示了中国在当时国际上的边缘地位。接着,他描绘了自己到达剧院时的情景,强调了剧院的空旷和观众的冷漠,将北京比喻为一个文化沙漠,缺乏艺术和趣味。
鲁迅在文中提到,尽管舞台上表演的是美妙而诚实的艺术,但台下的观众反应却显得乏味和低俗,只有在出现接吻场面时才会鼓掌。对此,鲁迅表达了对自己怯弱的反思,如果自己是歌者,是否会因此而沉默。然后,他转向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将中国比作一个恐怖的沙漠,并对俄国歌剧团的艺术家们在寂寞中歌舞表示同情,同时也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变革。
《无题》
文章开头描述了作者参加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情景,通过对细节的刻画,反映了社会上虚假繁华背后的落寞和无奈。接着,作者通过购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的经历,巧妙地展示了消费文化背后的虚伪和矛盾。
《以震其艰深》
通过尖锐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批判了当时某些所谓的“国学家”利用复杂的古文来吓唬人的现象。文章通过对一篇名为《文字感想》的文章的分析,揭示了这种艰深并非真正的学问深度,而是一种故弄玄虚的表现。
《所谓国学》
通过尖锐的讽刺手法,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所谓的“国学家”及其所推崇的“国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揭示了“国学”背后的商业利益链条以及文化浮躁现象,指出这些所谓的“国学”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和滥用。
《儿歌的反动》
用儿歌作为一种批判工具,通过对儿歌的改写和再创造,映射出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例如,他通过儿歌揭示了社会对于儿童教育的忽视,对于传统文化盲目崇拜的批判,以及对于新文化运动中某些人士假借改革之名行保守之实的揭露。
《一是之学说》
他指出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其所谓的“一是之学说”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思想,试图调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这在鲁迅看来是不切实际的。
他认为,真正的文化建设不应该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如语言和标点的选择,而应该关注内容的实质。鲁迅强调,新文化运动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而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创造出真正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
《不懂的音译》
鲁迅认为,过去的翻译家在音译方面更加尊重原音,而不像后来的翻译者那样固执己见,过于拘泥于传统。他提倡学习古之和尚的做法,直接按照音译来翻译人名地名,不必过多考虑如何嵌入中国传统的人名模式。这种观点体现了他对于语言和文化交流的开放态度,以及对传统束缚的批判。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批评家在文艺创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批评家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文艺素养和审美能力,更需要有独立思考和公正评判的能力。鲁迅批评了一些批评家仅凭个人喜好或偏见来进行评价的做法,强调批评应该是基于对作品内容的深入理解和全面考量。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鲁迅在文章中批评了一些批评家在评论作品时过于情感化,甚至带有个人情感的宣泄,而非基于理性分析。他认为这种“含泪”的批评方式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无法真正做到公正无私,无法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
鲁迅希望通过自己的批评,能够激发读者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促使社会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他认为,文学批评家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应盲目追随潮流,也不应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强加于作品之上。
《即小见大》
鲁迅在文中表达了对将风潮起灭归咎于单一个人的做法的批评,指出这种观点忽略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同时,他提到即便讲义费最终被取消,学生们获得了胜利,但对于作为牺牲品的冯省三,却鲜有人给予关心或祝福,反映出社会对个体牺牲的漠视。
4.一九二四
《望勿‘纠正’》
通过讲述汪原放校对的例子,提出了在理解文本时不应随意“纠正”原文的看法。文章指出,即使是在看似错误的文本中,也可能包含了作者原本的意图和独特的表达方式,随意改动可能会破坏原文的韵味和内涵。他认为,在继承和发展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应该更加谨慎和尊重原作,避免因表面的“纠正”而丢失了文化的精神内核。
ps:
本书是一本合集。预计会看很久。
耐心的看,每看完一篇都要寻找解析视频去再品味一番。
看完一篇,就写一篇的笔记。要不然很容易就忘记了。
第一卷:2023/06/21
第二卷:2024/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