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非凡精读馆，我是沈奕斐。
这些年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的新式家庭观念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比如说“朋友圈屏蔽父母”，很多事情年轻人都不会告诉父母；“断亲”现象，年轻人好像都不怎么爱和亲戚来往了；还有“AA制”现象，有些年轻小夫妻从谈恋爱到结婚都实行AA制（费用平均分摊），约会AA、生活开销AA、买房的钱也是AA。
这些观念其实并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产生的，我在2006到2012年间做了一个研究，写了一本书叫《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大家如果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其实早在21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了类似的观念。
这本书的书名叫《谁在你家》，并不仅仅指的是物理层面你和谁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包含了心理层面你认为谁是自己的家人，以及你认为这是谁的家。这个认知非常重要，它会影响你的家庭关系和家庭问题的处理模式。
刚结婚的时候，房子买在哪儿、装修听谁的；怀孕的时候，要不要让老人来照顾，还是请月嫂或者我们自己来做；工作忙碌的时候，到底请谁的父母一起来照顾孩子；如果和老人一起住，和老人的教育观念起了冲突怎么办，要不要纠正长辈溺爱小孩的种种习惯；甚至还有日常事务中，家务到底应该谁来做，要不要请保姆等。你会发现这些表面上的家庭问题和矛盾背后，都暗含了家庭认同的塑造过程。
而且不同类型的家庭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会不同，本地户籍的家庭和外地户籍的家庭，他们所面对的矛盾是不同的；独生子女的家庭和多子女的家庭，他们跟老人同住的概率也是不同的；请不同的老人来住，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孩子的年龄不同，相应的家庭应对的方式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本书里，我用调研的46个家庭的具体生活案例，向大家展示了丰富多样的家庭矛盾处理的方案，以及沟通协商的过程。我的很多朋友在看我这本书的时候，都经常怀疑说：“你是不是在我们家装了监视器，怎么跟我们家经常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
我之所以做这个研究，其实也是因为我当时面对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我本来和我的妈妈和婆婆关系是很好的，但当我们住在一起时，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呢？这个研究其实帮助我解决了这些困惑，让我清楚地知道，我遇到的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以及这本书里的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这本书能帮到我，同样这本书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处理你和父母以及各种长辈的关系。
首先来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过程。我是从2006年开始这项研究的，整个研究持续了5年，我的研究对象是当时生活在上海的46户家庭，研究方法主要采取的是深度访谈和观察法。
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家庭会变得越来越核心化，也就是说丈夫、妻子和孩子这样的小家庭成为主流，而代际关系，也就是我们和老人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松散。可是这种在西方发生的进程，在中国的城市中却没有出现，我们的家庭并没有完全走向核心化，我们的代际关系依然很紧密，甚至某种意义上可能变得比以前更为紧密了。
所以这个研究想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有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家庭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确定这是谁的家，怎么界定谁是我的家里人，家庭里又会出现哪些新的权力张力呢？
一、什么是“个体家庭”？
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剧透了我的一个研究成果，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现代中国城市家庭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我把这种新家庭模式称为“个体家庭”。
什么是个体家庭呢？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需要先理解一下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个体化的概念是与传统家庭主义的社会相对照提出来的。传统社会的家庭主义强调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体要去匹配家庭角色，不管我们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我们总体的目标都是为这个家族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而不是为了个人所谓的幸福。
可是进入到现代社会，我们个体从传统的角色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我们不再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角色模板可以仿照，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义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意义。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积极主动地为自己做主的个体，通过各种选择来形塑自己的生活，自己承担和负起全部的责任。这和我们过去结婚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别人来帮忙做决定，找工作是“子承父业”这种逻辑体系相比起来，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从传统结构型的、家庭主义的社会到个体化的社会，它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在过去，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束缚和禁锢，可是人生的轨迹和生活方式比较稳定，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每个个体的行为边界在哪里。可是在个体化时代，你会发现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同的，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
因此在家庭领域，我们不同的家庭成员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家庭认知。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家里人，但有些人会觉得一家三口的小家才是家；有些人觉得和自己的父母更亲、更是一家人、更有紧密的“我们”的概念，而和配偶只是生活搭子、养娃队友，但也有更多人认为配偶才是最重要的生活里的“我们”整体的一员。
妻子、丈夫或家中某一个核心人物，对家庭都会有不同的感知和界定，这种以个体为中心来建构家庭的模式就叫作“个体家庭”，我们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我们所认识的个体家庭也是不同的。
二、个体家庭的运作模式
01 多元流动的家庭居住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看个体家庭的家庭结构。
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当下我们中国人理想的家庭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我们希望离父母比较近，但又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呢？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总爱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居住地方。
我们会觉得离家近可以有父母的照顾，但我们同时也觉得不能太近，不然很可能我们就得天天忍受父母的唠叨。成家之后也一样，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自己的二人世界或者小家，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和父母能够离近一点，这样能够互相照顾。
而这种理想的想法，在上海这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叫“两扇门，一碗汤”。
什么是“两扇门，一碗汤”呢？“两扇门”是指两代人之间最好分开居住，即使是住在同一幢楼，最好也是分开的两个门洞；而“一碗汤”是指我们其中一方，无论是年轻一方还是年老一方，如果熬好了一锅汤，拿到另外一方家里的时候，汤还是热的。这就说明两家的距离从交通角度来讲是近的，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到达，既能互相照顾，有一定的情感交流，又能分工明确，有各自独立的空间，这种模式就很舒服。
“两扇门，一碗汤”虽然是大多数人的理想，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多的家庭结构都是做不到这样的，所以它呈现出了一种多元的特点。
我研究的46个家庭里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结构，比如说有“两幢房子一个家”的模式，夫妇两个人是居住在一起的，但是他们的孩子是跟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住，虽然分开住，但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吃饭是在同一个地方。
也有“互相轮流”的模式，前3个月是女方父母过来帮忙照看孩子，后3个月就换男方父母过来帮忙，轮流替换。还有“周末夫妻”的模式，工作日的时候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周末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小家和丈夫再团聚。总之，有非常多不同的类型。
而且不仅仅家庭结构是多元的，在家庭的不同生命周期里，居住模式也是会改变的，也就是说它会呈现一种流动性。
比如说，乔熙家的居住模式明显跟她的生育情况紧密相连。乔熙在没有生孩子之前，夫妻俩享受二人世界，可当她生儿子以后需要人照顾，她的妈妈就从老家过来跟她住在一起。但随着孩子上幼儿园，不需要人帮忙了，她的妈妈就回老家去了。后来他们怀了老二，又需要老人照顾了，老人又从老家过来跟他们住在一起。
你看，在家庭不同的生命周期，家庭的居住模式是变化的。所以我们说个体家庭的结构其实是流动的，它经常会随着我们生命里发生的不同情况而进行改变。
从年轻夫妇结婚、生子到孩子上小学，从老人工作到退休，从家庭条件由低变高，从买得起一套房到买得起两套房……年轻夫妇会根据家庭不同周期阶段的需求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家庭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也就是说，家庭结构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结构性的稳定结果，而是根据个体选择变成了一个多元的、流动的结果。
至于为什么要和父母住在一起，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很多元的。
有的是被迫选择型：由于现实情况限制，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有一套房，所以我们只能和其中一方父母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可能有了经济实力买另一套房，就终于可以分开来居住。
也有强硬选择型：家庭中强势的一方觉得“我就是希望我自己的父母过来，我不需要跟你们讨论”。这种情况比较经常出现在夫妻之间是独生子女的那一方。
还有博弈型：这个家的家庭结构是根据两代人，以及夫妻之间的博弈来达成的。比如说一开始妻子怀孕的时候，找了丈母娘来照顾，结果中途女婿和丈母娘起了冲突，关系闹得很僵，照顾人就换成了请的保姆。
当然更多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型：一开始没有确定谁入住，后来通过不断地尝试各种的居住模式，最后确定哪一方的父母住在一起大家是更舒服的，或者想出一种折中的方案，比如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家轮流着来。
那说到这里，有些朋友们可能会问了：沈老师，你不是说现在进入到了个体家庭的时代了吗？我们不用像过去一样从夫居，和公婆住在一起了，可为什么你上面举的这些例子中，年轻夫妇很多还是选择和父母一起住呢？
这里我一定要强调一下，选择其实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过去不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或者个人偏好的不同，我们依然会做出和过去相同的选择，或者和理想模式不一样的选择。
之所以选择和老人一起住，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很多时候是出于养小孩的现实需求，这一代的年轻夫妇存在许多现实的家庭的压力，比如说育儿压力大，需要帮手，尤其是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和职业发展的压力，让夫妻俩都没时间，所以对年轻夫妇而言，请父母过来一起住、帮忙照顾孩子是“雪中送炭”的一件事。
可为什么父母又愿意入住呢？这很多时候也是出于父母对自己养老的需求，以及天伦之乐的理想。我们今天的养老模式主要还是家庭养老，所以很多的老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必须帮助年轻夫妇带孩子，这样才能受到更好的对待。比如我访谈的时候，晨晨奶奶就说了：“现在我们帮他带小的，以后他们就养我们的老。”还有一个局长奶奶说：“现在你不帮他们，他们累得要死，等你老了，儿子媳妇就不会睬你了。”
此外更多老人的观念还是很想和子女、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尤其是老伴走后，自己一个人在老家孤零零的，和子女儿孙一起居住更热闹、不孤单，而且有了儿孙以后，也和其他的老人有更多的话题聊。
还有一些老人，他们其实还保留着过去集体时代的一种牺牲奉献精神，比如说叶玲玲的妈妈就会说：“以前我是为了丈夫、女儿活着的，现在我就是为了女儿、外孙活着，需要我，我就留下来，不需要我，我就走。”所以现实中的个体家庭结构，往往更多会根据年轻人的需求和实际情况，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变化。
02 如何确认这是谁家，谁是家里人？
刚刚讲的是个体家庭客观的居住模式，我们在学术上称之为“家庭结构”。但我们居住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主观上我一定觉得你就是我的家人，所以在家庭研究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家庭认同”。
在个体家庭中，家庭成员对家里人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大部分老人的家庭认同，就像一把大伞，把所有在他们夫妻下面的这些人，都看成他们小家庭的一员。伞外的大家庭，则包含了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等等。老人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成员的时候，他所涵盖的范围永远要比年轻一代更大。
而年轻一代更倾向于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的观念，但是夫妻之间也会有所不同。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而言，她们在家庭认同上不再把丈夫一方的家庭成员，也完全变成自己核心的家庭成员，而是更多以自己的这个小家庭为优先。
但年轻一代男性的家庭观念，在男性内部的差异性是更大的。比如上海男性一般乐于承认，我的家庭就是夫妻、孩子的小家庭概念，当然他也会强调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重要性。而来自外地的男性，即使家庭成员在生活的空间上分离很大，或者是在交往的程度上也不是那么密切，往往只是逢年过节彼此问候一下，但对很多男性而言，他的家庭成员里都包含了父母和兄弟姐妹。
当然这是在2010年前的一些情况，虽然今天这些概念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我们看到，对于家庭成员的这种认同差异其实是越来越明显了，这也导致了更多的家庭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妈宝男”要比“妈宝女”有更多的新闻，就是因为男性在家庭认同上的确和父母更紧密一点。
我在这本书里也具体讲了很多夫妻双方因为家庭认同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比如崔浠家的故事就非常有代表性。崔浠的丈夫会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姨妈舅舅等，都看成自己需要负责的家人，对方有什么事情，自己都要管。姨妈从外地来上海看病，只带了5000元，但住院却要交10000元，崔浠的丈夫二话不说就帮着把整个10000块钱都付了，姨妈说要还，他还说不用。
而崔浠是独生女，她更看重的是自己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小家庭，她就觉得姨妈生病了，姨妈有自己的女儿，我的丈夫是没有必要去替代她的女儿来尽看护的义务，忙前忙后，出钱还要出力。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他们其实争吵了好多次。这种因为夫妻之间对于不同家庭成员的认同而爆发的冲突，其实在个体家庭里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可以先去梳理一下我们各自的家庭概念，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利益之争，而是理念之争。
同样，个体家庭对于居住的这个地方到底是谁的家、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的看法也存在差异，也有可能因此影响到家庭关系，形成冲突的起源。
确定这是谁的家，在一开始购房的时候，大家就要有个说法了。一般来说，为年轻人结婚而买的房，无论钱是谁出的，年轻夫妇都认为自己是主人。所以年轻夫妇常常以父母出的钱是“借”的要“还”的这样的语言体系，来明确这个房子是自己的房子。
比如韩心和太太就买了一套浦东的房子，除了用了自己的积蓄以外，双方父母也出了一部分的钱。那韩心的说法就是：“现在我正在慢慢地给他们还。我父母的钱，我不会说一口气还给他们，因为还给他们，他们也不要，我就陆陆续续地给个千八百的，过春节给个三千、五千的，但是岳父岳母的钱我是一口气还掉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段话里你会发现，他用的“借”和“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通过“还”的这个说法去明确了这是谁的房子、谁的家。
但即使明确了这是谁的家，在涉及代际关系的时候，究竟是老一辈应该当家长，还是谁的房子谁做主，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碰到一起常常会产生冲突，颇有一点“一山不容二虎”的味道。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我们常常觉得只能有一个女主人和一个男主人。
这种冲突特别容易发生在刚刚居住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始一方可能会先选择忍，忍不下去了，冲突就会爆发。比如莎莉家就是这个情况，莎莉的婆婆刚刚过来一起住的时候，总喜欢在阳台的壁橱上挂洗脚布，洗衣粉也往往只舍得放一点点，莎莉和婆婆为这些生活琐事总是爆发冲突，婆婆很委屈，莎莉也不太高兴。莎莉的想法是说：“我觉得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即使有的时候我可能有的点做错了，那也是我的习惯，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莎莉家后来之所以能解决这些冲突，是因为她们去明确了谁是家的主人，很多的矛盾就可以解决了。莎莉慢慢把挂毛巾、洗衣粉放多少的问题，当成了和婆婆的习惯不同，而不再觉得说婆婆是在挑战这个家是谁家的一个权威，莎莉的婆婆也会主动在放东西的时候询问莎莉的意见。通过时间的磨合，你会发现，当我们解决了这是谁的家的核心问题的时候，婆媳之间就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冲突也就变少了。
当然，在这些所有的家庭里，并不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家庭都是年轻一代做主的，如果父母的经济情况和地位都比年轻一代高，在性格上也比较强势，尤其在子女还不得不“啃老”的情况下，家里的主人往往是老一代。比如局长爷爷、奶奶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就买了目前居住的四房三厅、180平米的复式大房子，一口气付掉了80万，没有贷款，这些钱全部由局长爷爷奶奶来承担。
所以，我在走进这个家访谈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的装修风格完全就是老年人的审美。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也是老人主要来跟我谈，他只是很客气地跟我介绍了一下他的媳妇。当时他的媳妇在房间里学炒股，跟我出来打了个招呼，就自觉地走进了小房间，整个客厅就让给了我和局长爷爷奶奶一起聊天。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老人当家作主的一种类型。
当然我在研究里还发现一种情况，当我们谈到家庭成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年轻人会把自己的父母纳入自己的家庭成员，但是说到家庭主人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两个家的概念。
杨晴对两个家的区别就说得很清楚，她说：“我自己的家当然是在上海的家，那是我一手经营、一手操办的。”在这个家里，她一般一两个礼拜就要从头到尾擦一遍、拖一遍，但她一回到父母的家里，就什么都不干了，只管带好孩子。
而杨晴的妈妈也分得很清楚，在老家杨晴干什么活，她妈妈都会很挑剔地说：“这个地扫得不干净就别扫了，这个东西你必须按照我的想法放在哪里。”但是到了上海以后，她就会反过来问杨晴“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里”，即使她觉得放在那里可能不太合适，她也不说了，因为这是杨晴的家，她不能管这么多。甚至杨晴的妈妈有的时候还会批评杨晴的爸爸说：“你这个意识不强，到了女儿的家，你就不能够像在老家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老一辈和小一辈脑海里都有非常清晰的两个家各自的主人不同这样的概念。
我们之前提到的崔浠，她也有类似的这样一种说法。她说：“回到我父母的家，我就觉得是回到了他们的家，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我的状态就是我又变小了。但是如果我的父母到上海来，我觉得在上海就是我的家，我是主人，我长大了。这个角色是不一样的，我在父母的家里，我觉得我更多像一个客人。”
而这种情况，其实不仅仅出现在女性身上，男性也会出现对男主人身份的争夺。
比如欧莉结婚的时候，她妈妈提出来换个大房子一起住，她父亲就不愿意，主要就是不想和女婿住在一起。因为欧莉的爸爸是一个一定要在家里说了算的人，如果住到女儿的家里，他就会觉得自己就没办法说了算，很容易吵架。欧莉也觉得自己的丈夫其实也是希望做主的那个人，所以最好两个人还是不要居住在一起了。
除了两个家有不同的概念，和谁的父母住在一起，其实对家庭关系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和配偶的父母住在一起，常常会让这个家庭成员产生自己在这个家庭之外的感觉，也就是“外人”的感觉。
比如朱安一直是跟丈夫的父母住在一起，她老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这种情况即使在她生了孩子以后都没有改变，她就觉得生了孩子以后，好像她丈夫的家更完整了，可自己依然是那个局外人，好像生了孩子也不是为自己生的，而是为丈夫家生了一个孩子。
由于过去是从夫居，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感觉主要是媳妇的困境，但我在2006年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很多的男性也有同样的困扰。比如叶玲玲一家和叶玲玲的父母住在一起，她丈夫就会每天晚上在单位吃好饭，8点再回到家里。叶玲玲的丈夫给我解释说：“我每天工作太忙了，我就在单位里面随便吃点，让他们一家人先吃好了。”你会发现他这个用语就把自己排除在了这个家庭之外，他有时候也会抱怨说：“这个家感觉都不像是我的家了。”
当然这种疏离感其实不仅仅发生在与配偶家人的关系上，我们跟配偶亲戚的关系上这种疏离感是更重的。比如马兰和丈夫那边亲戚基本不来往，过年都不太会回丈夫老家住，一般会一个人回自己的父母家里过，而丈夫因为工作原因要值班，会和婆婆一起在上海过年，夫妻俩就经常这样分开两地，各过各的年。
今天年轻人讲的“断亲”，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类似的现象。由此可见，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你的亲戚是你的事，你来负责”，这种个体家庭的特征在今天越来越明显。
我做的这个研究，对我自己的家庭影响很大。我们家就是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在我没有做这个研究之前，我总觉得是我的父母在帮我们带孩子，我父母贡献很大，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的老公能对我的父母表达更多的感谢。
但在做了这个研究后，我意识到对我丈夫来讲，他回到家看到的是我和我的父母用方言在愉快地聊天，他其实是会感到失落的，会感觉到这个家其实并不需要他，他是家庭的外人，他的真实感受并不是觉得很放松、很快乐，虽然他的确感谢我父母的付出，但他的失落和那种被疏离的感觉也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在我的家庭关系中，我开始有意识地照顾我先生的情绪，比如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家就经常用普通话聊天，即使说的话题和他无关。而当他觉得这个家庭认可他的价值，他能看到自己的存在，这个时候他才有能量去感谢他人。
同时因为我自己是独生子女，我对于兄弟姐妹这种情感也不太能了解。但做完这个研究，我对我先生的兄弟姐妹也有了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也非常有助于我处理好和他大家庭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理清家庭认同背后的这些概念时，我们看家庭问题的角度会发生很大转变。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说，看了这本书以后，再看自己的家庭会觉得“很多事不是事”，不是对方做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因为背后我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在里面，我们需要的是放在桌面上一起来聊一聊，去谈清楚你的想法是怎样的、我的想法是怎样的、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互相体谅的共识方案。
03 个体家庭的经济行为
我们刚刚讲了客观的家庭结构，以及主观的家庭认同，在家庭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家庭的经济行为。我在“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里说过，金钱和亲密关系之间是有紧密关联的，金钱会体现一个家庭的底层逻辑，这个观念其实就是来自这个研究。我在这个研究里发现，家庭的经济行为其实非常能体现对于家庭成员的认同，以及对于这是谁的家的确定。
从过去的家庭主义时代转变到个体家庭时代，家庭的经济行为其实是发生了明显变化的。在家庭主义时代，我们是以家庭整体利益为首位的，家庭才是经济运作的单位，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都是放在一个蓄水池里的，家长有支配权和分配权。
但在个体时代这一点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城市人口来讲，有工作就意味着有个体独立的经济来源，家庭已经不存在一个不能区分彼此贡献的蓄水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变得更加明确，也就意味着人和人、家庭成员和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感其实也是更强的，所以年轻人也有了新的家庭经济行为。
比如费瑞家就特别有意思，他们实行的是“三个抽屉”的金钱管理，也就是说家里有三个放钱的抽屉，一个放在客厅，里面的钱是费瑞和她的丈夫两个人放的，主要是支付水电煤、钟点工以及公共的开销。另外一个抽屉，在夫妇两人的主卧里，这个钱是他们夫妻俩的费用。还有一个抽屉，放在她父母居住的客房，是她父母的钱。
这个客厅里的抽屉谁都能打开，只要有合理的理由。主卧里的抽屉，只有费瑞和她的先生能打开，其他人都不可以。但费瑞父母住的客房里的抽屉，费瑞的父母可以打开，费瑞也可以，她没钱的时候去拿一下、借一下完全没有问题，但费瑞的先生不能去打开。同样，我也做了其他的个案，我发现如果是跟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那就又反过来了，男方父母的那个抽屉，儿子是可以去打开的，但媳妇是不能打开的。
所以即使我们和父母同住，我们也跟过去传统家庭主义时代住在一起的逻辑体系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看到夫妻之间的AA制也越来越多，甚至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上海夫妻之间的AA制的比例已经接近于50%了，也就是说夫妻之间也开始在主卧里面有两个抽屉了，一个家庭可能有四个抽屉了。
这些经济关系的变迁，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家庭成员的“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家庭认同，以及这是谁的家的界定等等，背后都存在一系列的变化。
三、个体家庭模式带来的变化
01 亲属关系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个体家庭给年轻人带来了哪些生活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个体家庭的模式下，年轻一代会把自己从亲属的责任和义务中解放出来，对他们而言提携亲戚不再被视作必须做的事，而且女方的亲属来往一点都不逊色于男方的亲属来往，都是以自己的体系为主，以配偶的体系为辅，亲属关系出现了单边性，我们各自管好自己的亲戚。
当然，偶尔会有例外。比如我们的家庭生活可能得到了对方家人很多的帮助，或者对方的家庭中出现了一个具有非常强的能力或者牺牲精神的核心人物，能把不同的小家庭整合起来。
书里提到的庄志强和木雪蓉家就是这样的例外。在庄志强的家族里，二舅是第一个来上海发展的，做得还不错，开了自己的公司，所以二舅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兄弟姐妹的子女都接到了上海，他们现在吃饭就是一个很多人的大圆桌。像庄志强二舅这样的能人，就成为帮助家庭其他人发展的核心人物，而作为木雪蓉来说，虽然对方是丈夫家的亲戚，但他们依然有非常紧密的关联。
除了经济贡献以外，一个大家庭要能维系和团聚起来，常常要有一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比如叶玲玲母亲是知青，早年的时候她代替妹妹下乡，后来大舅舅生病了，她就回到上海来照顾大舅舅，同时又去小舅舅的公司做财务帮忙。对于叶妈妈的这个做法，两个舅舅都非常感恩，所以他们后期给予了各方面的回报，叶玲玲结婚的时候，两个舅舅不仅给了大红包，小舅舅还借钱给她买房子装修等等，所以他们家就和母亲这边的亲戚走得很近。
通过这些个案我发现，过去常常是辈分高的亲戚是德高望重的，但在今天并不一定是这样，一个亲戚有钱有能力，也并不一定是德高望重的，他还必须和“我”发生关系，这样我才会来认可你，我才会有动力去维系我们紧密的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亲戚关系的远近和亲密与否，不再是根据过去“五服”的远近来确定，而是根据日常交往来确定。
那么在个体家庭之下，夫妻双方的两个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我们之前也提到“两亲家，不聚头”，也就是说两个亲家基本不会同时出现在小两口的家庭里，这几乎是很多人的一种共识。
年轻一代在回谁家过年的问题上，也有了更多元化的策略，并不像过去一样只能随着丈夫回家，出现了轮流一年去一家、各回各家、把一方的父母接回自己家，或者在饭店吃完饭以后再各回各家等多元化的过年策略。
同时两亲家之间也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过去女方必须融入男方家族，但现在女方的地位和经济能力提升以后，男女双方的体系处在了拉扯的张力中，变成了博弈的双方。因此，亲家间也会通过各种资源交换，来争取子代家庭的倾斜，从而有利于某一方的家庭体系。
这种竞争比较典型的是在嫁娶和第三代姓氏的问题上。比如崔浠家在嫁娶形式上，就实行了“两头婚”，因为崔浠本身是独生女，而她的丈夫又是另外一个家庭的长子，丈夫不想做上门女婿，但崔浠家又还是希望有一个上门女婿，所以他们在协商的过程中就实行了“两头婚”。
在他们家当地，嫁娶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撑伞，撑伞的那个人把另外一方接进来，另外一方就是“嫁”过来的。所以崔浠家的结婚仪式特别有意思，早上是崔浠的丈夫撑着伞，到崔浠家里把崔浠“娶”过去，崔浠做完这些仪式，又偷偷溜回自己家，下午的时候又撑着伞去丈夫家，把丈夫给“娶”进来，这样就完成了“两头婚”的仪式。
但这其实也埋下了隐患，虽然嫁娶的问题可以用这种“中午吃一顿婚宴、晚上吃一顿婚宴”的方式来解决，但孩子只能跟一方姓，所以他们家其实出现了“改姓”的风波。
一开始崔浠的妈妈就和婆婆商量好，孩子不姓丈夫家的姓，而是姓崔。孩子出生后也的确姓了崔，但后来丈夫就抱怨，每次向别人介绍孩子的时候，总是要解释为什么要姓崔，朋友都要问一遍，丈夫就觉得非常麻烦。崔浠听了也觉得很烦，认为既然丈夫介意，那就姓丈夫的姓好了。她就直接自作主张，把孩子的姓改回了丈夫的张姓，但并没有通知崔浠的父母。结果崔浠的父母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后来崔浠只好生了第二个孩子，重新姓崔，才缓和了和父母的关系。
这种争端其实并不少见，在独生子女的家庭，如果按照传统的婚姻制度让孩子跟着丈夫姓的话，就会导致妻子方的姓氏继承无法实现，所以有关姓氏的争议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人们对于孩子姓氏的执着，其实远胜于对嫁娶观念的坚持，由此也出现了两个孩子一边跟一个姓，或者父母的姓都放在同一个名字里的名字四个字的小孩，或者姓氏改来改去的情况。
02 孝顺逻辑的变化
除了在亲属关系上出现的变化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年轻一代的孝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传统模式中的孝顺逻辑，年轻的夫妇其实是要作为一个整体，去孝顺男方的父母。但在个体家庭模式下，年轻的夫妇不再是一个孝顺的整体或单位，而是变成了各自孝顺自己的父母。
夫妻之间强调平等，妻子不再从属于丈夫的家庭，孝顺公婆不再被看成一个妻子必须做的事，公婆需要在小夫妻的生活和孩子的照顾上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年轻一代才觉得有义务来养你。
代际交换从“养儿防老”的这种间接交换模式，变成了“养孙防老”的直接交换模式，老年人需要在子女成年后，通过给子女提供物质支持或者照顾第三代的支持，来建构和子女家庭，尤其是和子女的配偶的亲属关系。
在个体家庭中的夫妻双方，总是和自己的父母有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会更孝顺自己的父母。特别是对于已婚的独生子女而言，他们呈现出独立和依赖并存的双重性，更可能和父母共同居住。
我在访谈中，有的独生子女就提到了这样一种现实：他们除了大学期间离开父母以外，几乎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从来没有独立过，所以不太能想象没有父母在身边生活的情况。那么当他们结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父母带入了自己的小家庭中，没有任何疏离或者独立的想法，直到发生各种配偶和自己父母的矛盾，才不得不去处理和解决问题。
已婚的独生子女并没有像过去大家庭那样有分配或分家的概念，他们和自己的父母是非常紧密的，在选择依靠对象时，更相信自己的父母，而不是配偶。比如紧急联系人、保险的受益人更多填的是父母，有些人会把自己的钱偷偷给父母，每个月给父母补贴让父母存起来，自己的父母和配偶的父母有矛盾的时候，一定是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父母身边，为自己的父母说话，反而是独生子女和父母才更像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这种对父母的依赖，在我们做“浪漫之爱”的调查时也有发现：当我们问大学生，如果你的父母坚决反对你和你的恋人交往，你会怎么做选择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选择在没有办法说服父母的情况下放弃恋人，甚至有的学生说，其实自己找对象就是按照父母的要求去找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常常会说，恋爱和婚姻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从谈婚论嫁开始，到生孩子的照顾问题，再到双方父母的矛盾，你会发现，父母常常会影响到夫妻俩的关系。甚至我们在做离婚研究的时候发现，因为父母不满意而离婚的也不在少数。
而年轻一代与配偶父母的关系，则更多是“不熟悉的亲人”。
如果不是从夫居，年轻一代在刚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能够和配偶的父母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反倒会常常因为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等等的不同，产生一定的疏离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配偶父母的孝顺，更多地变成了经济上的支持，比如说平时给点生活费、逢年过节给点红包之类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跟自己的父母冲突再激烈都可以挽回，但我们跟配偶父母之间的冲突常常很难解决，并使得双方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疏远。
以前我们都强调婆媳矛盾，但我在研究里发现，今天这种和配偶父母的矛盾，并不仅仅出现在婆媳之间，还出现在媳妇和公公、女婿和丈母娘、女婿和公公之间。
比如阎林建和岳母住在一起就有很多的冲突，妻子怀孕以后，岳母到上海来照顾，其间因为买鱼、做饭等等的问题，岳母和阎林建吵了好几次，最终各种矛盾爆发，岳母因为和阎林建的矛盾不开心回家了，而阎林建也回绝了让岳母再过来照顾的提议，自己找了一个保姆。
由此可见，“婆媳矛盾”背后的冲突，并不是因为女性本身比较挑剔、女性容不了女性，很多时候是因为角色产生了冲突。阎林建在家里是负责买菜烧饭这些家务活的，他的岳母也同样在负责这些事情，而当他们共同负责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各自不同的理念就开始争斗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性别导致的问题，而是我们角色或者分工重合所导致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和配偶父母磨合好关系，我们也会经历从陌生人到亲人的历程，我在书里就提到了好几个媳妇融入婆家，或者是外地父母融入子女家的例子。
03 家庭权力地位的变化
在刚刚讲到的那么多的家庭案例里，你会发现个体家庭中的年轻一代的女性，她们的地位是有所上升的。
很多朋友都可能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家庭中性别之间的权力变得更为平等了呢？
如果只看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相比于过去的传统社会，我们的确要比过去更为平等了。但我的研究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种女性地位的上升，并非来自男性权力的让渡，而是更多来自老年人权力的让渡。
比如欢欢一家的例子就很能说明这种情况。欢欢爸爸买新房子的时候，爷爷奶奶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付了首付和装修费，欢欢妈妈怀孕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从自己的家里搬到儿子家一起来照顾。
在居住模式上，欢欢家主卧的大房间给了欢欢的爸爸妈妈住，次卧的小房间是爷爷奶奶住，而小房间里也存在着两性的高下，欢欢和爷爷是睡床的，奶奶是睡地上的，用欢欢奶奶的话说：“总归让老头子睡床上，让他睡地上，像话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居住模式上代际之间出现了倒置，年轻夫妇的权力位于父母之上，但是老一辈夫妻之间的关系依然遵从男高女低的传统，并没有质的变化。
在家务分工上，欢欢家的家务活基本上都是欢欢奶奶做的，欢欢爷爷一般负责陪孩子玩，偶尔接送孩子，欢欢爸爸妈妈基本上不做家务，小两口更多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
在家庭决策上，小事的决策大家都不是很在乎，基本上谁做谁决定，甚至有的时候男性还会强调女性决策优先，比如说购买家庭用品、出去玩等等，大家都比较会听取女方或者欢欢奶奶的意见。但是大事上还是男性做主的，在涉及买房买车的问题上，都是由欢欢爸爸决定。家里的决策权从父亲的手上转移到了儿子手上，但是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并没有质的变化。
无论父母和子女谁更有钱，双方经济都是相对独立的，都会拿出一些钱作为共同的开销，同时保留自己的一部分。不过小家庭的经济，主要还是由男性掌管，欢欢爷爷和奶奶把收入放在一起商量着用，而欢欢爸爸则主控小家庭的收入，每个月给妻子零花钱，或者帮妻子还信用卡，这种方式又和过去的男主女从的模式是类似的。
从欢欢妈妈的生活来看，比起过去时代她的地位是有所上升的，没有繁重的家务，也有自己的娱乐空间和支配经济的权力。但从欢欢奶奶的生活来看，她的地位不仅没有上升，还下降了，虽然以前的婆婆也要干家务活，但至少是有发言权的，这就是以前的人经常说“媳妇要熬成婆”。然而欢欢奶奶非常清楚，今天要家庭和谐，她必须多做事、少说话，所以欢欢妈妈地位上升，实际上是由于老人承担了家庭的家务，并让渡了一定的权力。由此可见，年轻女性获得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家庭在整体上实现了性别平等，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模式，也就是代际之间的不平等。
我在书里也提出，这其实是一种叫“后父权制”的一种新的不平等，因为你会发现在这种变化里，欢欢爷爷和欢欢爸爸和过去的传统角色是非常相似的，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婆婆和媳妇之间的关系，她们的权力出现了倒置，现代家庭中的弱势一方变成了老年的父母。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高科技的发展使子代以自己的优势，获得了对父母的话语权，继而掀起了亲子关系的深刻革命，代际关系也出现了倒置，老年人地位下降，年轻人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然而在这种“后父权制时代”里，大家也别觉得老年男性依然是占优势的，因为我在研究里发现，不会做家务的老年人，其实在子女家庭里会遭受非常尴尬的处境，很多的老年男性在妻子到子女家帮忙后，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只能跟着来到上海，他的处境就变得非常艰难。
特别是如果这个老年男性不仅不会干家务，还要摆出家长作风或者脾气不好，就会被所有的小辈批评和嫌弃。年轻夫妇需要的是帮助者，而不是那个来做主，或者是来添麻烦的人。所以对于部分男性老人来说，退休后学习做家务、帮忙处理家务事就变成了一堂必修课。
由此可见现代家庭权力关系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女性权力上升，而是受到性别代际的交错影响，也更加复杂。
四、结语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个体家庭的特征：
第一，个体成为家庭的中心。个体会形塑家庭的面貌，而不再是像传统社会一样家庭决定个体的选择。
第二，代际关系依然很紧密，但涉及的代际人数却在变少，更多的仅限于直系亲属，旁系的亲戚从年轻人的生活里逐渐远离了。
第三，女系和男系处于同等的地位。无论男女，在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中，都需要成为那个做出选择、为自己负责的个体，这个时候出现的性别权力变迁、女性权力的更多获得，常常不是来自同样年轻的男性，而是来自更为弱势的老年人，甚至是更为弱势的老年女性。
第四，个体家庭是一种可以随时变动的形态，具有不确定性，在面对不同的冲突和对象时，它会有不同的家庭认同的内涵和外延，也会有不同的处理家庭矛盾的方式。
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个体的支持体系来讲，家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随着房价的上涨，年轻一辈对父母的依赖其实是变得更重的，并没有像欧美社会一样变得更加松散。所以，我们需要更为客观地去认识我们家庭变迁以及内部关系的底层逻辑，而不是完全按照欧美的这些研究结论来经营我们的家庭。
做完这个研究以后，我发现我们家很多的矛盾不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恶婆婆”，或者我的丈夫是“渣男”。很多的问题并不是像影视剧展现的那样是人品的问题，即使你换一个老公或老婆，很多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和我们有一模一样的家庭认同和选择逻辑的家庭成员。绝大部分家庭矛盾的背后，都是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和我们有不同的家庭认同和家庭关系的认知导致的。
在个体化的时代，每个人做选择和决策的逻辑是不同的，其实没有高低之分，也很难判断好坏，我们需要的是把背后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选择逻辑理清楚，去寻找共识和差异的协调方式。
我在“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里也有强调，其实针对差异，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不要有那么强的价值判断，而是学会去欣赏和理解差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支持体系。处理好家庭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个体的成长和生活的幸福，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我特别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大家更好地调节认知，看到家庭关系背后的变迁逻辑，也能发现家庭问题背后的认同和认知的差异，一起走向幸福。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解答大家在自己家庭问题上的一些困惑。如果你觉得这本书的内容有收获、有帮助，欢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分享按钮，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听，谢谢大家。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非凡精读馆，我是沈奕斐。
这些年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的新式家庭观念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比如说“朋友圈屏蔽父母”，很多事情年轻人都不会告诉父母；“断亲”现象，年轻人好像都不怎么爱和亲戚来往了；还有“AA制”现象，有些年轻小夫妻从谈恋爱到结婚都实行AA制（费用平均分摊），约会AA、生活开销AA、买房的钱也是AA。
这些观念其实并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产生的，我在2006到2012年间做了一个研究，写了一本书叫《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大家如果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其实早在21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了类似的观念。
这本书的书名叫《谁在你家》，并不仅仅指的是物理层面你和谁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包含了心理层面你认为谁是自己的家人，以及你认为这是谁的家。这个认知非常重要，它会影响你的家庭关系和家庭问题的处理模式。
刚结婚的时候，房子买在哪儿、装修听谁的；怀孕的时候，要不要让老人来照顾，还是请月嫂或者我们自己来做；工作忙碌的时候，到底请谁的父母一起来照顾孩子；如果和老人一起住，和老人的教育观念起了冲突怎么办，要不要纠正长辈溺爱小孩的种种习惯；甚至还有日常事务中，家务到底应该谁来做，要不要请保姆等。你会发现这些表面上的家庭问题和矛盾背后，都暗含了家庭认同的塑造过程。
而且不同类型的家庭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会不同，本地户籍的家庭和外地户籍的家庭，他们所面对的矛盾是不同的；独生子女的家庭和多子女的家庭，他们跟老人同住的概率也是不同的；请不同的老人来住，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孩子的年龄不同，相应的家庭应对的方式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本书里，我用调研的46个家庭的具体生活案例，向大家展示了丰富多样的家庭矛盾处理的方案，以及沟通协商的过程。我的很多朋友在看我这本书的时候，都经常怀疑说：“你是不是在我们家装了监视器，怎么跟我们家经常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
我之所以做这个研究，其实也是因为我当时面对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我本来和我的妈妈和婆婆关系是很好的，但当我们住在一起时，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呢？这个研究其实帮助我解决了这些困惑，让我清楚地知道，我遇到的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以及这本书里的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这本书能帮到我，同样这本书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处理你和父母以及各种长辈的关系。
首先来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过程。我是从2006年开始这项研究的，整个研究持续了5年，我的研究对象是当时生活在上海的46户家庭，研究方法主要采取的是深度访谈和观察法。
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家庭会变得越来越核心化，也就是说丈夫、妻子和孩子这样的小家庭成为主流，而代际关系，也就是我们和老人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松散。可是这种在西方发生的进程，在中国的城市中却没有出现，我们的家庭并没有完全走向核心化，我们的代际关系依然很紧密，甚至某种意义上可能变得比以前更为紧密了。
所以这个研究想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有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家庭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确定这是谁的家，怎么界定谁是我的家里人，家庭里又会出现哪些新的权力张力呢？
一、什么是“个体家庭”？
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剧透了我的一个研究成果，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现代中国城市家庭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我把这种新家庭模式称为“个体家庭”。
什么是个体家庭呢？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需要先理解一下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个体化的概念是与传统家庭主义的社会相对照提出来的。传统社会的家庭主义强调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体要去匹配家庭角色，不管我们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我们总体的目标都是为这个家族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而不是为了个人所谓的幸福。
可是进入到现代社会，我们个体从传统的角色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我们不再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角色模板可以仿照，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义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意义。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积极主动地为自己做主的个体，通过各种选择来形塑自己的生活，自己承担和负起全部的责任。这和我们过去结婚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别人来帮忙做决定，找工作是“子承父业”这种逻辑体系相比起来，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从传统结构型的、家庭主义的社会到个体化的社会，它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在过去，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束缚和禁锢，可是人生的轨迹和生活方式比较稳定，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每个个体的行为边界在哪里。可是在个体化时代，你会发现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同的，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
因此在家庭领域，我们不同的家庭成员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家庭认知。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家里人，但有些人会觉得一家三口的小家才是家；有些人觉得和自己的父母更亲、更是一家人、更有紧密的“我们”的概念，而和配偶只是生活搭子、养娃队友，但也有更多人认为配偶才是最重要的生活里的“我们”整体的一员。
妻子、丈夫或家中某一个核心人物，对家庭都会有不同的感知和界定，这种以个体为中心来建构家庭的模式就叫作“个体家庭”，我们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我们所认识的个体家庭也是不同的。
二、个体家庭的运作模式
01 多元流动的家庭居住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看个体家庭的家庭结构。
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当下我们中国人理想的家庭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我们希望离父母比较近，但又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呢？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总爱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居住地方。
我们会觉得离家近可以有父母的照顾，但我们同时也觉得不能太近，不然很可能我们就得天天忍受父母的唠叨。成家之后也一样，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自己的二人世界或者小家，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和父母能够离近一点，这样能够互相照顾。
而这种理想的想法，在上海这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叫“两扇门，一碗汤”。
什么是“两扇门，一碗汤”呢？“两扇门”是指两代人之间最好分开居住，即使是住在同一幢楼，最好也是分开的两个门洞；而“一碗汤”是指我们其中一方，无论是年轻一方还是年老一方，如果熬好了一锅汤，拿到另外一方家里的时候，汤还是热的。这就说明两家的距离从交通角度来讲是近的，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到达，既能互相照顾，有一定的情感交流，又能分工明确，有各自独立的空间，这种模式就很舒服。
“两扇门，一碗汤”虽然是大多数人的理想，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多的家庭结构都是做不到这样的，所以它呈现出了一种多元的特点。
我研究的46个家庭里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结构，比如说有“两幢房子一个家”的模式，夫妇两个人是居住在一起的，但是他们的孩子是跟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住，虽然分开住，但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吃饭是在同一个地方。
也有“互相轮流”的模式，前3个月是女方父母过来帮忙照看孩子，后3个月就换男方父母过来帮忙，轮流替换。还有“周末夫妻”的模式，工作日的时候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周末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小家和丈夫再团聚。总之，有非常多不同的类型。
而且不仅仅家庭结构是多元的，在家庭的不同生命周期里，居住模式也是会改变的，也就是说它会呈现一种流动性。
比如说，乔熙家的居住模式明显跟她的生育情况紧密相连。乔熙在没有生孩子之前，夫妻俩享受二人世界，可当她生儿子以后需要人照顾，她的妈妈就从老家过来跟她住在一起。但随着孩子上幼儿园，不需要人帮忙了，她的妈妈就回老家去了。后来他们怀了老二，又需要老人照顾了，老人又从老家过来跟他们住在一起。
你看，在家庭不同的生命周期，家庭的居住模式是变化的。所以我们说个体家庭的结构其实是流动的，它经常会随着我们生命里发生的不同情况而进行改变。
从年轻夫妇结婚、生子到孩子上小学，从老人工作到退休，从家庭条件由低变高，从买得起一套房到买得起两套房……年轻夫妇会根据家庭不同周期阶段的需求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家庭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也就是说，家庭结构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结构性的稳定结果，而是根据个体选择变成了一个多元的、流动的结果。
至于为什么要和父母住在一起，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很多元的。
有的是被迫选择型：由于现实情况限制，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有一套房，所以我们只能和其中一方父母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可能有了经济实力买另一套房，就终于可以分开来居住。
也有强硬选择型：家庭中强势的一方觉得“我就是希望我自己的父母过来，我不需要跟你们讨论”。这种情况比较经常出现在夫妻之间是独生子女的那一方。
还有博弈型：这个家的家庭结构是根据两代人，以及夫妻之间的博弈来达成的。比如说一开始妻子怀孕的时候，找了丈母娘来照顾，结果中途女婿和丈母娘起了冲突，关系闹得很僵，照顾人就换成了请的保姆。
当然更多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型：一开始没有确定谁入住，后来通过不断地尝试各种的居住模式，最后确定哪一方的父母住在一起大家是更舒服的，或者想出一种折中的方案，比如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家轮流着来。
那说到这里，有些朋友们可能会问了：沈老师，你不是说现在进入到了个体家庭的时代了吗？我们不用像过去一样从夫居，和公婆住在一起了，可为什么你上面举的这些例子中，年轻夫妇很多还是选择和父母一起住呢？
这里我一定要强调一下，选择其实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过去不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或者个人偏好的不同，我们依然会做出和过去相同的选择，或者和理想模式不一样的选择。
之所以选择和老人一起住，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很多时候是出于养小孩的现实需求，这一代的年轻夫妇存在许多现实的家庭的压力，比如说育儿压力大，需要帮手，尤其是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和职业发展的压力，让夫妻俩都没时间，所以对年轻夫妇而言，请父母过来一起住、帮忙照顾孩子是“雪中送炭”的一件事。
可为什么父母又愿意入住呢？这很多时候也是出于父母对自己养老的需求，以及天伦之乐的理想。我们今天的养老模式主要还是家庭养老，所以很多的老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必须帮助年轻夫妇带孩子，这样才能受到更好的对待。比如我访谈的时候，晨晨奶奶就说了：“现在我们帮他带小的，以后他们就养我们的老。”还有一个局长奶奶说：“现在你不帮他们，他们累得要死，等你老了，儿子媳妇就不会睬你了。”
此外更多老人的观念还是很想和子女、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尤其是老伴走后，自己一个人在老家孤零零的，和子女儿孙一起居住更热闹、不孤单，而且有了儿孙以后，也和其他的老人有更多的话题聊。
还有一些老人，他们其实还保留着过去集体时代的一种牺牲奉献精神，比如说叶玲玲的妈妈就会说：“以前我是为了丈夫、女儿活着的，现在我就是为了女儿、外孙活着，需要我，我就留下来，不需要我，我就走。”所以现实中的个体家庭结构，往往更多会根据年轻人的需求和实际情况，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变化。
02 如何确认这是谁家，谁是家里人？
刚刚讲的是个体家庭客观的居住模式，我们在学术上称之为“家庭结构”。但我们居住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主观上我一定觉得你就是我的家人，所以在家庭研究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家庭认同”。
在个体家庭中，家庭成员对家里人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大部分老人的家庭认同，就像一把大伞，把所有在他们夫妻下面的这些人，都看成他们小家庭的一员。伞外的大家庭，则包含了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等等。老人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成员的时候，他所涵盖的范围永远要比年轻一代更大。
而年轻一代更倾向于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的观念，但是夫妻之间也会有所不同。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而言，她们在家庭认同上不再把丈夫一方的家庭成员，也完全变成自己核心的家庭成员，而是更多以自己的这个小家庭为优先。
但年轻一代男性的家庭观念，在男性内部的差异性是更大的。比如上海男性一般乐于承认，我的家庭就是夫妻、孩子的小家庭概念，当然他也会强调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重要性。而来自外地的男性，即使家庭成员在生活的空间上分离很大，或者是在交往的程度上也不是那么密切，往往只是逢年过节彼此问候一下，但对很多男性而言，他的家庭成员里都包含了父母和兄弟姐妹。
当然这是在2010年前的一些情况，虽然今天这些概念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我们看到，对于家庭成员的这种认同差异其实是越来越明显了，这也导致了更多的家庭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妈宝男”要比“妈宝女”有更多的新闻，就是因为男性在家庭认同上的确和父母更紧密一点。
我在这本书里也具体讲了很多夫妻双方因为家庭认同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比如崔浠家的故事就非常有代表性。崔浠的丈夫会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姨妈舅舅等，都看成自己需要负责的家人，对方有什么事情，自己都要管。姨妈从外地来上海看病，只带了5000元，但住院却要交10000元，崔浠的丈夫二话不说就帮着把整个10000块钱都付了，姨妈说要还，他还说不用。
而崔浠是独生女，她更看重的是自己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小家庭，她就觉得姨妈生病了，姨妈有自己的女儿，我的丈夫是没有必要去替代她的女儿来尽看护的义务，忙前忙后，出钱还要出力。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他们其实争吵了好多次。这种因为夫妻之间对于不同家庭成员的认同而爆发的冲突，其实在个体家庭里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可以先去梳理一下我们各自的家庭概念，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利益之争，而是理念之争。
同样，个体家庭对于居住的这个地方到底是谁的家、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的看法也存在差异，也有可能因此影响到家庭关系，形成冲突的起源。
确定这是谁的家，在一开始购房的时候，大家就要有个说法了。一般来说，为年轻人结婚而买的房，无论钱是谁出的，年轻夫妇都认为自己是主人。所以年轻夫妇常常以父母出的钱是“借”的要“还”的这样的语言体系，来明确这个房子是自己的房子。
比如韩心和太太就买了一套浦东的房子，除了用了自己的积蓄以外，双方父母也出了一部分的钱。那韩心的说法就是：“现在我正在慢慢地给他们还。我父母的钱，我不会说一口气还给他们，因为还给他们，他们也不要，我就陆陆续续地给个千八百的，过春节给个三千、五千的，但是岳父岳母的钱我是一口气还掉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段话里你会发现，他用的“借”和“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通过“还”的这个说法去明确了这是谁的房子、谁的家。
但即使明确了这是谁的家，在涉及代际关系的时候，究竟是老一辈应该当家长，还是谁的房子谁做主，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碰到一起常常会产生冲突，颇有一点“一山不容二虎”的味道。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我们常常觉得只能有一个女主人和一个男主人。
这种冲突特别容易发生在刚刚居住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始一方可能会先选择忍，忍不下去了，冲突就会爆发。比如莎莉家就是这个情况，莎莉的婆婆刚刚过来一起住的时候，总喜欢在阳台的壁橱上挂洗脚布，洗衣粉也往往只舍得放一点点，莎莉和婆婆为这些生活琐事总是爆发冲突，婆婆很委屈，莎莉也不太高兴。莎莉的想法是说：“我觉得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即使有的时候我可能有的点做错了，那也是我的习惯，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莎莉家后来之所以能解决这些冲突，是因为她们去明确了谁是家的主人，很多的矛盾就可以解决了。莎莉慢慢把挂毛巾、洗衣粉放多少的问题，当成了和婆婆的习惯不同，而不再觉得说婆婆是在挑战这个家是谁家的一个权威，莎莉的婆婆也会主动在放东西的时候询问莎莉的意见。通过时间的磨合，你会发现，当我们解决了这是谁的家的核心问题的时候，婆媳之间就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冲突也就变少了。
当然，在这些所有的家庭里，并不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家庭都是年轻一代做主的，如果父母的经济情况和地位都比年轻一代高，在性格上也比较强势，尤其在子女还不得不“啃老”的情况下，家里的主人往往是老一代。比如局长爷爷、奶奶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就买了目前居住的四房三厅、180平米的复式大房子，一口气付掉了80万，没有贷款，这些钱全部由局长爷爷奶奶来承担。
所以，我在走进这个家访谈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的装修风格完全就是老年人的审美。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也是老人主要来跟我谈，他只是很客气地跟我介绍了一下他的媳妇。当时他的媳妇在房间里学炒股，跟我出来打了个招呼，就自觉地走进了小房间，整个客厅就让给了我和局长爷爷奶奶一起聊天。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老人当家作主的一种类型。
当然我在研究里还发现一种情况，当我们谈到家庭成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年轻人会把自己的父母纳入自己的家庭成员，但是说到家庭主人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两个家的概念。
杨晴对两个家的区别就说得很清楚，她说：“我自己的家当然是在上海的家，那是我一手经营、一手操办的。”在这个家里，她一般一两个礼拜就要从头到尾擦一遍、拖一遍，但她一回到父母的家里，就什么都不干了，只管带好孩子。
而杨晴的妈妈也分得很清楚，在老家杨晴干什么活，她妈妈都会很挑剔地说：“这个地扫得不干净就别扫了，这个东西你必须按照我的想法放在哪里。”但是到了上海以后，她就会反过来问杨晴“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里”，即使她觉得放在那里可能不太合适，她也不说了，因为这是杨晴的家，她不能管这么多。甚至杨晴的妈妈有的时候还会批评杨晴的爸爸说：“你这个意识不强，到了女儿的家，你就不能够像在老家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老一辈和小一辈脑海里都有非常清晰的两个家各自的主人不同这样的概念。
我们之前提到的崔浠，她也有类似的这样一种说法。她说：“回到我父母的家，我就觉得是回到了他们的家，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我的状态就是我又变小了。但是如果我的父母到上海来，我觉得在上海就是我的家，我是主人，我长大了。这个角色是不一样的，我在父母的家里，我觉得我更多像一个客人。”
而这种情况，其实不仅仅出现在女性身上，男性也会出现对男主人身份的争夺。
比如欧莉结婚的时候，她妈妈提出来换个大房子一起住，她父亲就不愿意，主要就是不想和女婿住在一起。因为欧莉的爸爸是一个一定要在家里说了算的人，如果住到女儿的家里，他就会觉得自己就没办法说了算，很容易吵架。欧莉也觉得自己的丈夫其实也是希望做主的那个人，所以最好两个人还是不要居住在一起了。
除了两个家有不同的概念，和谁的父母住在一起，其实对家庭关系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和配偶的父母住在一起，常常会让这个家庭成员产生自己在这个家庭之外的感觉，也就是“外人”的感觉。
比如朱安一直是跟丈夫的父母住在一起，她老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这种情况即使在她生了孩子以后都没有改变，她就觉得生了孩子以后，好像她丈夫的家更完整了，可自己依然是那个局外人，好像生了孩子也不是为自己生的，而是为丈夫家生了一个孩子。
由于过去是从夫居，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感觉主要是媳妇的困境，但我在2006年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很多的男性也有同样的困扰。比如叶玲玲一家和叶玲玲的父母住在一起，她丈夫就会每天晚上在单位吃好饭，8点再回到家里。叶玲玲的丈夫给我解释说：“我每天工作太忙了，我就在单位里面随便吃点，让他们一家人先吃好了。”你会发现他这个用语就把自己排除在了这个家庭之外，他有时候也会抱怨说：“这个家感觉都不像是我的家了。”
当然这种疏离感其实不仅仅发生在与配偶家人的关系上，我们跟配偶亲戚的关系上这种疏离感是更重的。比如马兰和丈夫那边亲戚基本不来往，过年都不太会回丈夫老家住，一般会一个人回自己的父母家里过，而丈夫因为工作原因要值班，会和婆婆一起在上海过年，夫妻俩就经常这样分开两地，各过各的年。
今天年轻人讲的“断亲”，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类似的现象。由此可见，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你的亲戚是你的事，你来负责”，这种个体家庭的特征在今天越来越明显。
我做的这个研究，对我自己的家庭影响很大。我们家就是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在我没有做这个研究之前，我总觉得是我的父母在帮我们带孩子，我父母贡献很大，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的老公能对我的父母表达更多的感谢。
但在做了这个研究后，我意识到对我丈夫来讲，他回到家看到的是我和我的父母用方言在愉快地聊天，他其实是会感到失落的，会感觉到这个家其实并不需要他，他是家庭的外人，他的真实感受并不是觉得很放松、很快乐，虽然他的确感谢我父母的付出，但他的失落和那种被疏离的感觉也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在我的家庭关系中，我开始有意识地照顾我先生的情绪，比如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家就经常用普通话聊天，即使说的话题和他无关。而当他觉得这个家庭认可他的价值，他能看到自己的存在，这个时候他才有能量去感谢他人。
同时因为我自己是独生子女，我对于兄弟姐妹这种情感也不太能了解。但做完这个研究，我对我先生的兄弟姐妹也有了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也非常有助于我处理好和他大家庭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理清家庭认同背后的这些概念时，我们看家庭问题的角度会发生很大转变。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说，看了这本书以后，再看自己的家庭会觉得“很多事不是事”，不是对方做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因为背后我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在里面，我们需要的是放在桌面上一起来聊一聊，去谈清楚你的想法是怎样的、我的想法是怎样的、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互相体谅的共识方案。
03 个体家庭的经济行为
我们刚刚讲了客观的家庭结构，以及主观的家庭认同，在家庭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家庭的经济行为。我在“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里说过，金钱和亲密关系之间是有紧密关联的，金钱会体现一个家庭的底层逻辑，这个观念其实就是来自这个研究。我在这个研究里发现，家庭的经济行为其实非常能体现对于家庭成员的认同，以及对于这是谁的家的确定。
从过去的家庭主义时代转变到个体家庭时代，家庭的经济行为其实是发生了明显变化的。在家庭主义时代，我们是以家庭整体利益为首位的，家庭才是经济运作的单位，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都是放在一个蓄水池里的，家长有支配权和分配权。
但在个体时代这一点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城市人口来讲，有工作就意味着有个体独立的经济来源，家庭已经不存在一个不能区分彼此贡献的蓄水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变得更加明确，也就意味着人和人、家庭成员和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感其实也是更强的，所以年轻人也有了新的家庭经济行为。
比如费瑞家就特别有意思，他们实行的是“三个抽屉”的金钱管理，也就是说家里有三个放钱的抽屉，一个放在客厅，里面的钱是费瑞和她的丈夫两个人放的，主要是支付水电煤、钟点工以及公共的开销。另外一个抽屉，在夫妇两人的主卧里，这个钱是他们夫妻俩的费用。还有一个抽屉，放在她父母居住的客房，是她父母的钱。
这个客厅里的抽屉谁都能打开，只要有合理的理由。主卧里的抽屉，只有费瑞和她的先生能打开，其他人都不可以。但费瑞父母住的客房里的抽屉，费瑞的父母可以打开，费瑞也可以，她没钱的时候去拿一下、借一下完全没有问题，但费瑞的先生不能去打开。同样，我也做了其他的个案，我发现如果是跟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那就又反过来了，男方父母的那个抽屉，儿子是可以去打开的，但媳妇是不能打开的。
所以即使我们和父母同住，我们也跟过去传统家庭主义时代住在一起的逻辑体系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看到夫妻之间的AA制也越来越多，甚至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上海夫妻之间的AA制的比例已经接近于50%了，也就是说夫妻之间也开始在主卧里面有两个抽屉了，一个家庭可能有四个抽屉了。
这些经济关系的变迁，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家庭成员的“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家庭认同，以及这是谁的家的界定等等，背后都存在一系列的变化。
三、个体家庭模式带来的变化
01 亲属关系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个体家庭给年轻人带来了哪些生活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个体家庭的模式下，年轻一代会把自己从亲属的责任和义务中解放出来，对他们而言提携亲戚不再被视作必须做的事，而且女方的亲属来往一点都不逊色于男方的亲属来往，都是以自己的体系为主，以配偶的体系为辅，亲属关系出现了单边性，我们各自管好自己的亲戚。
当然，偶尔会有例外。比如我们的家庭生活可能得到了对方家人很多的帮助，或者对方的家庭中出现了一个具有非常强的能力或者牺牲精神的核心人物，能把不同的小家庭整合起来。
书里提到的庄志强和木雪蓉家就是这样的例外。在庄志强的家族里，二舅是第一个来上海发展的，做得还不错，开了自己的公司，所以二舅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兄弟姐妹的子女都接到了上海，他们现在吃饭就是一个很多人的大圆桌。像庄志强二舅这样的能人，就成为帮助家庭其他人发展的核心人物，而作为木雪蓉来说，虽然对方是丈夫家的亲戚，但他们依然有非常紧密的关联。
除了经济贡献以外，一个大家庭要能维系和团聚起来，常常要有一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比如叶玲玲母亲是知青，早年的时候她代替妹妹下乡，后来大舅舅生病了，她就回到上海来照顾大舅舅，同时又去小舅舅的公司做财务帮忙。对于叶妈妈的这个做法，两个舅舅都非常感恩，所以他们后期给予了各方面的回报，叶玲玲结婚的时候，两个舅舅不仅给了大红包，小舅舅还借钱给她买房子装修等等，所以他们家就和母亲这边的亲戚走得很近。
通过这些个案我发现，过去常常是辈分高的亲戚是德高望重的，但在今天并不一定是这样，一个亲戚有钱有能力，也并不一定是德高望重的，他还必须和“我”发生关系，这样我才会来认可你，我才会有动力去维系我们紧密的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亲戚关系的远近和亲密与否，不再是根据过去“五服”的远近来确定，而是根据日常交往来确定。
那么在个体家庭之下，夫妻双方的两个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我们之前也提到“两亲家，不聚头”，也就是说两个亲家基本不会同时出现在小两口的家庭里，这几乎是很多人的一种共识。
年轻一代在回谁家过年的问题上，也有了更多元化的策略，并不像过去一样只能随着丈夫回家，出现了轮流一年去一家、各回各家、把一方的父母接回自己家，或者在饭店吃完饭以后再各回各家等多元化的过年策略。
同时两亲家之间也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过去女方必须融入男方家族，但现在女方的地位和经济能力提升以后，男女双方的体系处在了拉扯的张力中，变成了博弈的双方。因此，亲家间也会通过各种资源交换，来争取子代家庭的倾斜，从而有利于某一方的家庭体系。
这种竞争比较典型的是在嫁娶和第三代姓氏的问题上。比如崔浠家在嫁娶形式上，就实行了“两头婚”，因为崔浠本身是独生女，而她的丈夫又是另外一个家庭的长子，丈夫不想做上门女婿，但崔浠家又还是希望有一个上门女婿，所以他们在协商的过程中就实行了“两头婚”。
在他们家当地，嫁娶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撑伞，撑伞的那个人把另外一方接进来，另外一方就是“嫁”过来的。所以崔浠家的结婚仪式特别有意思，早上是崔浠的丈夫撑着伞，到崔浠家里把崔浠“娶”过去，崔浠做完这些仪式，又偷偷溜回自己家，下午的时候又撑着伞去丈夫家，把丈夫给“娶”进来，这样就完成了“两头婚”的仪式。
但这其实也埋下了隐患，虽然嫁娶的问题可以用这种“中午吃一顿婚宴、晚上吃一顿婚宴”的方式来解决，但孩子只能跟一方姓，所以他们家其实出现了“改姓”的风波。
一开始崔浠的妈妈就和婆婆商量好，孩子不姓丈夫家的姓，而是姓崔。孩子出生后也的确姓了崔，但后来丈夫就抱怨，每次向别人介绍孩子的时候，总是要解释为什么要姓崔，朋友都要问一遍，丈夫就觉得非常麻烦。崔浠听了也觉得很烦，认为既然丈夫介意，那就姓丈夫的姓好了。她就直接自作主张，把孩子的姓改回了丈夫的张姓，但并没有通知崔浠的父母。结果崔浠的父母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后来崔浠只好生了第二个孩子，重新姓崔，才缓和了和父母的关系。
这种争端其实并不少见，在独生子女的家庭，如果按照传统的婚姻制度让孩子跟着丈夫姓的话，就会导致妻子方的姓氏继承无法实现，所以有关姓氏的争议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人们对于孩子姓氏的执着，其实远胜于对嫁娶观念的坚持，由此也出现了两个孩子一边跟一个姓，或者父母的姓都放在同一个名字里的名字四个字的小孩，或者姓氏改来改去的情况。
02 孝顺逻辑的变化
除了在亲属关系上出现的变化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年轻一代的孝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传统模式中的孝顺逻辑，年轻的夫妇其实是要作为一个整体，去孝顺男方的父母。但在个体家庭模式下，年轻的夫妇不再是一个孝顺的整体或单位，而是变成了各自孝顺自己的父母。
夫妻之间强调平等，妻子不再从属于丈夫的家庭，孝顺公婆不再被看成一个妻子必须做的事，公婆需要在小夫妻的生活和孩子的照顾上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年轻一代才觉得有义务来养你。
代际交换从“养儿防老”的这种间接交换模式，变成了“养孙防老”的直接交换模式，老年人需要在子女成年后，通过给子女提供物质支持或者照顾第三代的支持，来建构和子女家庭，尤其是和子女的配偶的亲属关系。
在个体家庭中的夫妻双方，总是和自己的父母有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会更孝顺自己的父母。特别是对于已婚的独生子女而言，他们呈现出独立和依赖并存的双重性，更可能和父母共同居住。
我在访谈中，有的独生子女就提到了这样一种现实：他们除了大学期间离开父母以外，几乎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从来没有独立过，所以不太能想象没有父母在身边生活的情况。那么当他们结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父母带入了自己的小家庭中，没有任何疏离或者独立的想法，直到发生各种配偶和自己父母的矛盾，才不得不去处理和解决问题。
已婚的独生子女并没有像过去大家庭那样有分配或分家的概念，他们和自己的父母是非常紧密的，在选择依靠对象时，更相信自己的父母，而不是配偶。比如紧急联系人、保险的受益人更多填的是父母，有些人会把自己的钱偷偷给父母，每个月给父母补贴让父母存起来，自己的父母和配偶的父母有矛盾的时候，一定是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父母身边，为自己的父母说话，反而是独生子女和父母才更像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这种对父母的依赖，在我们做“浪漫之爱”的调查时也有发现：当我们问大学生，如果你的父母坚决反对你和你的恋人交往，你会怎么做选择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选择在没有办法说服父母的情况下放弃恋人，甚至有的学生说，其实自己找对象就是按照父母的要求去找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常常会说，恋爱和婚姻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从谈婚论嫁开始，到生孩子的照顾问题，再到双方父母的矛盾，你会发现，父母常常会影响到夫妻俩的关系。甚至我们在做离婚研究的时候发现，因为父母不满意而离婚的也不在少数。
而年轻一代与配偶父母的关系，则更多是“不熟悉的亲人”。
如果不是从夫居，年轻一代在刚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能够和配偶的父母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反倒会常常因为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等等的不同，产生一定的疏离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配偶父母的孝顺，更多地变成了经济上的支持，比如说平时给点生活费、逢年过节给点红包之类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跟自己的父母冲突再激烈都可以挽回，但我们跟配偶父母之间的冲突常常很难解决，并使得双方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疏远。
以前我们都强调婆媳矛盾，但我在研究里发现，今天这种和配偶父母的矛盾，并不仅仅出现在婆媳之间，还出现在媳妇和公公、女婿和丈母娘、女婿和公公之间。
比如阎林建和岳母住在一起就有很多的冲突，妻子怀孕以后，岳母到上海来照顾，其间因为买鱼、做饭等等的问题，岳母和阎林建吵了好几次，最终各种矛盾爆发，岳母因为和阎林建的矛盾不开心回家了，而阎林建也回绝了让岳母再过来照顾的提议，自己找了一个保姆。
由此可见，“婆媳矛盾”背后的冲突，并不是因为女性本身比较挑剔、女性容不了女性，很多时候是因为角色产生了冲突。阎林建在家里是负责买菜烧饭这些家务活的，他的岳母也同样在负责这些事情，而当他们共同负责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各自不同的理念就开始争斗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性别导致的问题，而是我们角色或者分工重合所导致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和配偶父母磨合好关系，我们也会经历从陌生人到亲人的历程，我在书里就提到了好几个媳妇融入婆家，或者是外地父母融入子女家的例子。
03 家庭权力地位的变化
在刚刚讲到的那么多的家庭案例里，你会发现个体家庭中的年轻一代的女性，她们的地位是有所上升的。
很多朋友都可能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家庭中性别之间的权力变得更为平等了呢？
如果只看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相比于过去的传统社会，我们的确要比过去更为平等了。但我的研究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种女性地位的上升，并非来自男性权力的让渡，而是更多来自老年人权力的让渡。
比如欢欢一家的例子就很能说明这种情况。欢欢爸爸买新房子的时候，爷爷奶奶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付了首付和装修费，欢欢妈妈怀孕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从自己的家里搬到儿子家一起来照顾。
在居住模式上，欢欢家主卧的大房间给了欢欢的爸爸妈妈住，次卧的小房间是爷爷奶奶住，而小房间里也存在着两性的高下，欢欢和爷爷是睡床的，奶奶是睡地上的，用欢欢奶奶的话说：“总归让老头子睡床上，让他睡地上，像话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居住模式上代际之间出现了倒置，年轻夫妇的权力位于父母之上，但是老一辈夫妻之间的关系依然遵从男高女低的传统，并没有质的变化。
在家务分工上，欢欢家的家务活基本上都是欢欢奶奶做的，欢欢爷爷一般负责陪孩子玩，偶尔接送孩子，欢欢爸爸妈妈基本上不做家务，小两口更多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
在家庭决策上，小事的决策大家都不是很在乎，基本上谁做谁决定，甚至有的时候男性还会强调女性决策优先，比如说购买家庭用品、出去玩等等，大家都比较会听取女方或者欢欢奶奶的意见。但是大事上还是男性做主的，在涉及买房买车的问题上，都是由欢欢爸爸决定。家里的决策权从父亲的手上转移到了儿子手上，但是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并没有质的变化。
无论父母和子女谁更有钱，双方经济都是相对独立的，都会拿出一些钱作为共同的开销，同时保留自己的一部分。不过小家庭的经济，主要还是由男性掌管，欢欢爷爷和奶奶把收入放在一起商量着用，而欢欢爸爸则主控小家庭的收入，每个月给妻子零花钱，或者帮妻子还信用卡，这种方式又和过去的男主女从的模式是类似的。
从欢欢妈妈的生活来看，比起过去时代她的地位是有所上升的，没有繁重的家务，也有自己的娱乐空间和支配经济的权力。但从欢欢奶奶的生活来看，她的地位不仅没有上升，还下降了，虽然以前的婆婆也要干家务活，但至少是有发言权的，这就是以前的人经常说“媳妇要熬成婆”。然而欢欢奶奶非常清楚，今天要家庭和谐，她必须多做事、少说话，所以欢欢妈妈地位上升，实际上是由于老人承担了家庭的家务，并让渡了一定的权力。由此可见，年轻女性获得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家庭在整体上实现了性别平等，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模式，也就是代际之间的不平等。
我在书里也提出，这其实是一种叫“后父权制”的一种新的不平等，因为你会发现在这种变化里，欢欢爷爷和欢欢爸爸和过去的传统角色是非常相似的，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婆婆和媳妇之间的关系，她们的权力出现了倒置，现代家庭中的弱势一方变成了老年的父母。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高科技的发展使子代以自己的优势，获得了对父母的话语权，继而掀起了亲子关系的深刻革命，代际关系也出现了倒置，老年人地位下降，年轻人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然而在这种“后父权制时代”里，大家也别觉得老年男性依然是占优势的，因为我在研究里发现，不会做家务的老年人，其实在子女家庭里会遭受非常尴尬的处境，很多的老年男性在妻子到子女家帮忙后，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只能跟着来到上海，他的处境就变得非常艰难。
特别是如果这个老年男性不仅不会干家务，还要摆出家长作风或者脾气不好，就会被所有的小辈批评和嫌弃。年轻夫妇需要的是帮助者，而不是那个来做主，或者是来添麻烦的人。所以对于部分男性老人来说，退休后学习做家务、帮忙处理家务事就变成了一堂必修课。
由此可见现代家庭权力关系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女性权力上升，而是受到性别代际的交错影响，也更加复杂。
四、结语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个体家庭的特征：
第一，个体成为家庭的中心。个体会形塑家庭的面貌，而不再是像传统社会一样家庭决定个体的选择。
第二，代际关系依然很紧密，但涉及的代际人数却在变少，更多的仅限于直系亲属，旁系的亲戚从年轻人的生活里逐渐远离了。
第三，女系和男系处于同等的地位。无论男女，在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中，都需要成为那个做出选择、为自己负责的个体，这个时候出现的性别权力变迁、女性权力的更多获得，常常不是来自同样年轻的男性，而是来自更为弱势的老年人，甚至是更为弱势的老年女性。
第四，个体家庭是一种可以随时变动的形态，具有不确定性，在面对不同的冲突和对象时，它会有不同的家庭认同的内涵和外延，也会有不同的处理家庭矛盾的方式。
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个体的支持体系来讲，家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随着房价的上涨，年轻一辈对父母的依赖其实是变得更重的，并没有像欧美社会一样变得更加松散。所以，我们需要更为客观地去认识我们家庭变迁以及内部关系的底层逻辑，而不是完全按照欧美的这些研究结论来经营我们的家庭。
做完这个研究以后，我发现我们家很多的矛盾不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恶婆婆”，或者我的丈夫是“渣男”。很多的问题并不是像影视剧展现的那样是人品的问题，即使你换一个老公或老婆，很多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和我们有一模一样的家庭认同和选择逻辑的家庭成员。绝大部分家庭矛盾的背后，都是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和我们有不同的家庭认同和家庭关系的认知导致的。
在个体化的时代，每个人做选择和决策的逻辑是不同的，其实没有高低之分，也很难判断好坏，我们需要的是把背后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选择逻辑理清楚，去寻找共识和差异的协调方式。
我在“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里也有强调，其实针对差异，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不要有那么强的价值判断，而是学会去欣赏和理解差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支持体系。处理好家庭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个体的成长和生活的幸福，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我特别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大家更好地调节认知，看到家庭关系背后的变迁逻辑，也能发现家庭问题背后的认同和认知的差异，一起走向幸福。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解答大家在自己家庭问题上的一些困惑。如果你觉得这本书的内容有收获、有帮助，欢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分享按钮，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听，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