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和奶奶回建始。一路上，祖孙俩嘀嘀咕咕，满口益阳土话，外人听着像另一个世界的呓语，可到了我们嘴里，那便是血脉里自带的腔调，无须学，也不用记，张口就来。只是那时我还小，到建始后，与小朋友泡了几个月，舌头便拐了弯，腔调被建始口音染变了色，而奶奶的口音却像一棵扎了根的老树，那益阳腔稳稳当当，风刮不动，雨冲不散。建始的人听不懂，只有我和爸妈能解得其中味，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做了奶奶的“小翻译”。她说一句，我翻一句，一字字递过去，像传一口热茶。
母亲心善，待奶奶极尽体贴，生怕她累着半分。家里家外，母亲总是抢在前头，这也不让奶奶碰，那也不让奶奶沾。可奶奶是个闲不住的人，手脚一空下来，便觉浑身不自在。母亲上班一走，她就悄悄搬着小凳子，坐到屋前水龙头底下洗衣服。那时的水龙头是几户人家共用的一个，歪在墙根，滴答滴答响个不停，仿佛从没歇过嘴。奶奶正埋头搓洗，母亲的同事路过，远远瞧见，笑着喊一嗓子：“奶奶，您又洗呀？您媳妇来了哟！”奶奶一听，手一抖，湿衣裳也顾不得拧，一把抓起，一步一摇，急急往自家屋里躲。那慌慌张张的背影，又好笑，又叫人鼻酸。
那年夏天，奶奶开始没完没了地咳嗽，一声接一声，像旧风箱漏了气。母亲开了药，叮嘱她按时吃，可总不见好。奶奶摆摆手，说：“老了，没事，咳几声算什么。”母亲放心不下，遇见放射科的同事便问：“你哪天有空？我带婆婆来拍个片，老这么咳不是事儿。”同事爽快：“明天吧，下班前你带老人过来。”“好，多谢了！”
第三天片子出来。母亲拿着结果，沉着脸对我爸说：“肺部已经模糊不清了……怕是晚了。”她没有再多讲，只又开了大包小包的药，回家照样笑着对奶奶说：“没事，就是感冒，吃些药就好。”又一样一样交代清楚，哪种饭前，哪种饭后，要一天三次。奶奶点着头，像听话的孩子。可奶奶是何等聪明的老人，她眼里那层薄薄的笑意底下，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又过了些日子，奶奶大约觉出了时日不多。
那天，她把我爸叫到跟前，口气平静，却不容商量：“我要回益阳，我要土葬，我不想把这把老骨头扔在外头。”那是1974年，父亲和大姐一同送奶奶回了益阳。走的时候，母亲还跟同事说：“你看，丽妹跟奶奶处得最久，奶奶走了，她倒一声不哭。”母亲哪里知道，我是躲得远远的，一个人蹲在屋后的角落里，哭得喘不上气。奶奶走了，我的保护壳碎了；再也没有人和我讲益阳话，再也没有人晚上搂着我上床、早上催我起床上学。那套只有我们俩听得懂的语言，从此便搁在了心底最深处。
奶奶于1975年在益阳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这些年，我常常想起那个坐在水龙头下洗衣的老人，想起她摇摇晃晃往屋里逃的背影，想起她说的那句“老骨头”。那不是叹息，是一个游子最后的执念，也是她留给我最沉、最暖的乡音。那句话，那口音，我藏了一辈子，也念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