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以「许田围猎」为引，而展开「衣带诏」一系列之故事。

但事实上，「许田围猎」的情节，并不见于史。参《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引注《蜀记》中曾云，“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整个事件的主角是曹操与刘备，与献帝无关。

而所谓「共猎」，亦只是曹操试探、拉拢刘备的手段而已。

既然「许田围猎」尚且不是史实，那么之后的伏完献计、衣带血诏、太医下毒等情节是否确有其事……

董承谋反，事发被诛，正史确有记载。

但《后汉书·皇后纪》中仅是提及，“董承一家被诛，连怀有身孕的董贵人亦不得幸免。伏后闻之，至此心怀疑惧。在与父伏完的书信中，言曹操残逼之状，望其父秘图之，而伏完却不敢发。”

故伏氏父女，并未参与到「衣带诏」事件之中。

而太医吉平，史书中原型是太医令吉本。亦有可能是平、本字形相近，而出现失误。然并未参与建安五年（200）董承谋反。而是在建安二十三年（218）与耿纪、韦晃等反曹被诛杀。

至于其他相关情节，《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并未出现相关记述。

至于在董承谋反事件中，「衣带诏」是否存在……

首先参《武帝纪》载，“五年（200）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丝毫不提是否有「衣带诏」存在。

又《先主传》载曰，“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辞」即有「告之」之意，董承告之刘备，自己是奉皇命诛杀曹贼。虽是提及密诏，却也只是言语之间。

换言之，刘备并未亲眼见过所谓「衣带诏」。

或许是董承的一面之词，旨在拉拢刘备站队；抑或是刘备在为自己正名，而编撰曾受董承「衣带诏」之托。《资治通鉴》亦继承了此种说法，言「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即「称」有密诏，而不见实物。

唯《后汉书·献帝纪》载，‘建安五年（200）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即直言，董承等人之举是受有献帝密诏。

然而《三国志》与《后汉书》之观点相悖，更是让史实真相有些扑朔迷离。

至此，则需在历史文献的逻辑关系中寻求一些线索……

《三国演义》在描写官渡之战，曹袁对阵时，曹操曾言：“吾今奉诏讨汝!”而袁绍则对曰：“吾奉衣带诏讨贼!”无论「衣带诏」是否真实存在，袁绍皆可以此正名，可谓白送的借口。

然则正史之中，官渡前夕，未尝有袁绍提及「衣带诏」之记述。甚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陈琳抨击之词恢繁闳衍，亦未提及「衣带诏」事件。

又《资治通鉴》中载，袁绍欲攻打许都，谋士沮授曾谏言，“夫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

骑都尉清河崔琰亦谏曰，“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可攻也!”

由此可见，袁绍一方诸臣皆有袁绍「师出无名」之忧，完全不知「衣带诏」之事。

但上文尝有提及，「董承曾密告刘备，受帝衣带中密诏」，如此刘备应是知情者之一。

又《先主传》言，‘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其裴松之引注《魏书》曰，‘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

即在官渡决战前夕，刘备已至袁绍处。

倘若「衣带诏」存在，刘备对此隐而不言，是否藏有私心。抑或是刘备并未见过实物，故而并不相信董承所谓「衣带诏」之言。

因为国舅董承，实则与小说中之形象大相径庭……

《后汉书·董卓传》中云，“帝亦思旧京，车驾东归……迁郭汜车骑将军，杨定后将军，杨奉兴义将军。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故董承本是董卓女婿牛辅部曲，即凉州军旧部。

趁护送献帝东归洛阳之机，方才于青史中脱颖而出，拜安集将军。

《后汉书·皇后纪》曾载道，“帝寻而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帝乃潜夜度河走，六宫皆步行出营。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

从对皇后态度推断，董承并无忠汉室之心。

至少是暗藏野心之辈，背后或许涉及到后宫争宠。而护送献帝，未尝没有掌控献帝的心思。

献帝一路行来，先是郭汜弃军而还，后有杨定出逃荆州。此时护驾队伍中唯有杨奉、董承两方势力。

然则董承二人兵微将寡，不敌李傕追兵。《后汉书·董卓传》载曰，董承“密遣间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阻抗李傕军。后河内太守张杨亦尝加入护驾行列。

故此时帝军之中，则分为四大阵营。在献帝进入洛阳后，张杨选择还屯野王、杨奉则出屯梁县。唯有韩暹与董承「并留宿卫」。

但此时的董承，已无力与韩暹抗衡，于是故技重施，又秘召曹操勤王。

然而曹操又岂是之前的军阀可比，顺势将献帝「迎」入自己的地盘—许昌。董承虽亦因功升任车骑将军，并得以开府。但至此朝廷的实际掌控，已然落入曹操之手。

董承虽身为外戚，无上的权力近在眼前，却是镜中花、水中月。

又《献帝起居注》载曰：起事前，董承尝对王子服言「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即董承自比吕不韦，而董贵人怀有身孕，更是暴涨了董承的贪婪。

故蔡东藩于《后汉演义》中评道，“李傕郭汜，贼也；张济杨奉董承，亦无一非贼……”

董承之死，不过是被膨胀地权欲蒙蔽了双眼，一个低能野心家的必然结果而已。

《三国演义》将其与「衣带诏」巧妙结合，遮掩了董承的心中的野望，歪曲了董承谋反的事实，不过是将「尊刘裔曹」的思想进行到底。故「衣带诏」或许只是董承再次故技重施之诡计。

总之，《后汉书》以董承的一面之词作为佐证，而直言「衣带诏」之存在，显然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