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一声令下，地方官闻风而动。表态效忠的，贯彻执行的，层层加码的，官场百态，所在多有。翌年三月，福建官员胡定上奏：“阅饬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于是，他建议：“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定例汇编》第三，光绪中刻本，第103-104页）弘历随即采纳其建议，“《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由于乾隆皇帝对《水浒传》的明令禁止，加之随后20年以纂修《四库全书》为名的搜缴旧籍，《水浒传》作为禁书，已很难觅其踪迹。嘉庆、道光之后，清廷虽未停止对小说戏曲的严管，但重点已非《水浒传》。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广东容山书院一份文告称：“盖观《水浒》者，至戕官篡囚，辄以为快。不知上下有定分，乃天经地义。父虽不慈，子不可忤；官虽失德，民不可犯。”（《得一录》，华文书局，同治八年得见斋刻本，第806页）“官虽失德，民不可犯”，这样的逻辑，今人自然无法接受，而这恰恰体现了古今差异和与时俱进。不过，其欲查处的《水浒传》，重点不是小说，而是戏曲。
奕詝（咸丰皇帝）命运不济，在满清诸帝中是个倒霉蛋。在他任内，内有太平天国造反，外有英法联军侵略，没有当过一天太平皇帝。即位之初，湖南官员奏称当地教匪出没。他很自然地认为，教匪起事与《水浒传》有关，于是咸丰元年（1851）七月下达谕旨，对《水浒传》“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第76页）
咸丰一朝，内外交困，左支右绌，军国大事已是焦头烂额，查禁小说只能流于形式。然而，一些传统文人很会替主人分忧。咸丰元年，俞万春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荡寇志》，他不满《水浒传》鼓吹犯上作乱，煽动农民造反，于是反其意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