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姐堂妹读完小学，就出去打工挣钱。大伯勒令她们好好赚钱，把超生的罚款还了。
大婶家的堂姐堂妹去了各种各样的工厂，每个月工资两三百块钱，除了留点自己吃饭的活命钱，全都寄给了大伯。姐妹们打工十来年，按理说罚款借款早都还清了。
可大伯总是说，那些钱不够塞牙缝的，哪够还一万二的天文数字。姐妹们有苦难言，继续在各种流水线上苦苦挣扎，工资是她们欠下的债，而不是她们劳动的回报。
等到姐姐们谈婚论嫁的时候，大伯除了索要该有的彩礼钱，还要姐姐们保证每月交出一定的钱来偿还罚款。
即使大伯如何蛮不讲理，堂姐却从不敢跟大伯起冲突，从不敢说不。堂姐在二十年的家中，不断被驯化，不断被埋下“原罪”的种子，致使她觉得生来就是多余的，生来就是为了还债，为了父母而活，为了弟弟而活。
我曾经问过大伯，超生的罚款需要姐姐们还一辈子吗？大伯斜眼瞪了我一眼，说：“生你们这些死女子都是做啥用？罚款还清就完了？不得给弟弟攒点学费、攒点买房娶媳妇的钱？我家可就这一根独苗啊！”
大伯说话的样子像极了旧社会的黄世仁，债是一辈子的；女儿们就像是旧社会里的杨白劳，还不完的欠债和亲情债。
想不通，女孩怎么就那么贱命呢？老人说，就因为女孩没有带把儿。
比起大婶家的堂姐堂妹，我没有那么惨，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从小卑微到没有名字。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妈斜眼瞟了一眼，叫了声“死女子”，我的名字就定型了。“死女子”成了我的名，也是乡下所有女孩的名。要是要区别一下，顶多加上“老陈家的死女子、老李家的死女子、二狗家的死女子”。
那时，我觉得名字不重要，不就是大人呼来唤去的一个称号吗。
西北方言中死、私、撕、厮都一个音，没有声调的区别，所以，小时候的我到底不知道大人口中的“si女子”到底怎么写？不管怎么写，都不是什么好的寓意。
死女子，大人不想多养个白吃饭的，不如死了算了；私女子，大概是男人骂自家婆娘不检点，跟哪家的汉子偷生的野女子，不可能是他的种，他的种怎么可能是个女的；撕女子，女娃不受待见，当爹的当娘的都可以骂她，处置她，不想要了，撕碎了喂狗，老人常常这样吓唬我，害得我从小乖乖的，不敢有半点不循规蹈矩的举动；厮女子，大人眼里的女娃，都是些混吃混喝的厮混子，长大了，嫁了人，都是别人家的人，不就等于白养了吗？女娃家，泼出去的水，我妈常说。
想不通，老家人为什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生个男孩？老人说，就因为男孩是带把儿的。
小时候，真说不清楚男孩女孩有多大区别。割猪草、放牛、放养的活，男孩女孩一样干。大婶家的堂姐，干得比男孩多了，比男孩能干、勤劳、懂事，可这些有什么用呢？大婶口口声声“泼出去的水，白养的狼”。
堂姐说长大了不嫁出去，待在家里给大婶大伯养老送终，吓得大婶破口大骂“你个白眼狼，还想拖累死我们啊，想把我们家吃空啊。”
哎，到底怎么样才算对？嫁出去不行，不嫁也不行。大概女孩生来就是错的，像被审判了无期徒刑，一生不得缓刑或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