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余秋雨 文化思考

文化被奴役

大家已经认识了关汉卿和黄公望。我想，你们光凭这两人也已经相信，元代的文化并不黯淡。

元代的中国，还获得了一副来自远方的陌生目光。陌生、好奇、热情，而且这目光变成了叙述，让欧洲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山水风土、生态文化，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就是马可·波罗的目光。由此，中国文化取得了更感性、更具体的世界身份。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元代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仅仅为此，我们也应该对元代高看一眼。

元代之后，是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判断，都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而且，如果做世界对比，正是在明代，欧洲从中世纪的梦魇中彻底苏醒了。苏醒之后精力旺盛，文化灿烂，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开始产生了尴尬。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和气度，在明、清两代显得弱了，散了。

文化气氛与社会气氛有关。气压总是那么低，湿度总是那么高，天光总是那么暗，世情总是那么悬，禁令总是那么多，冷眼总是那么密。连最美好的事物，也总是以沉闷为背景。

造成这一切的起点，是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朝廷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问津文化。他在夺权战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权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他发现以前从科举考试选出来的文官问题很大，因此经过多年设计，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套更严格的规范。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经书，阐述必排除己见，文体必符合八股，殿试必面对皇帝。这么一来，皇帝和朝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也有一些人会感到苦闷，发发牢骚。尽管这些苦闷和牢骚有时也能转化为不错的作品，但无可讳言，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了。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文化—官僚系统”的文人，不惜杀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朱元璋听说后，就把他们全杀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使中华文化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

文字狱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这个现象好像很奇怪，其实很深刻。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居然看出来，“生”是暗指“僧”，骂他做过和尚，“作则”是骂他“做贼”。又如，有人歌颂他是“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他居然看出来，“法坤”是暗指“发髡”，讽刺他曾经剃发，而“藻饰太平”则是“早失太平”。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

恐怖培养奴才，当奴才也被诛杀，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

一个极权帝王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多数不是出于自己的批阅，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例如前面所说的由“法坤”而联想到“发髡”，就明显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这么一个人的文字感应。

当文化鹰犬成为一个永恒的职业，文字狱自然得以延续，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诞。

朱元璋在发展经济、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负面的，留下的遗产也主要是负面的。

他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就连科学技术也难以发展了。明代建立之初，中国的科技还领先世界，但终于落后了，这个转折就在明代。

到了清代，文字狱变本加厉，又加上一个个所谓“科场案”，文化气氛更加狞厉。一个庞大国家的文化灵魂如果长期处于哆哆嗦嗦、趋炎附势的状态中，那么它的气数必然日渐衰微。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惨败，便是一种必然结果。

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儒学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看上去，这是大大地弘扬了儒学，实际上，却是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因为与专制暴虐联系在一起了，它呈现出了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霸气。其实，这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在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是组织人力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严格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四书”必依朱熹注释，“五经”必依宋儒注释，否则就算是异端。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把宋儒所设计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如“三纲五常”之类也推到极端，造成很多极不人道的悲剧。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学的同时，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如臭名昭著的东厂。这也容易让儒学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误会。

一方面，后代改革家出于对明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很自然地迁怒于儒学，甚至迁怒于孔子本人，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卫、复兴儒学的时候，也不做细致分析，喜欢把它在明清时期的不良形态进行装潢，强迫青少年背诵、抄写、模拟，营造出一种背离时世的伪古典梦境。

其实，早在明代中期，儒学因朝廷过度尊崇而走向陈腐的事实已经充分暴露，于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和他的学说都很优秀，充分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有可能达到的人格高度。我们在第三单元“大道·儒家佛家道家”中，将会系统地分析他的人生宣言。但是，即使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也无能为力。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人格是什么样的呢？直到明代灭亡之后，有些智者才做出了反思。例如，大家常常以“最有气节”的方孝孺作为分析对象。方孝孺一直被世人看成是旷世贤达、国家智囊，但当危机发生，要他筹谋时，他却每一步都走错了。大家这才发现他才广意高、好说大话，完全无法面对世事实情。但是等到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他与朝廷顷刻灭亡。

明代高层文化人的生态和心态，被概括为一副对联：“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也就是大家都在无聊中等死，希望在一死之间表现出自己是个忠臣。平时即便不袖手旁观，最关心的也是朝廷里边人事争逐的一些细节，而且最愿意为这些细节没完没了地辩论。有时好像也有直言抗上的勇气，但直言的内容、抗上的理由，往往不值一提，甚至比皇帝还要迂腐。

笔锋犀利的清初学者傅山更是明确指出，这种喜欢高谈阔论又毫无用处的文化人，恰恰是长久以来养成的奴性的产物，因此只能称之为“奴儒”。他说，“奴儒”的特点是身陷沟渠而自以为大，无感世事而满口空话，一见英才便联手扼杀。傅山实在恨透了这么一大帮子人，骂他们是咬啮别人脚后跟的货色。

反思得最深刻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思想家，他们从最终根源上揭示了君主专制的弊病，振聋发聩。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却不知道了。之后，我们会对他们三人做专门介绍。

当这些思想家对明代的政治文化做出尖锐批判的时候，民间的艺术文化还是产生了不少实绩。一讲民间的艺术文化，我的心情就会愉快起来。那些思想家也许看不上，而我们却应以公平的态度给予评价。例如，就在顾炎武的家乡昆山，发生了艺术文化上不小的事件：昆曲的改革。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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