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47天《公孙丑下 凡十四章》4.10
原文阅读
孟子致为臣而归。
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字词注释
[1] 致：辞。
[2] 时子：齐国大夫。
[3] 中国：在国都内。
[4] 钟：古容量单位，一钟为六石四斗。
[5] 矜式：效法。
[6] 陈子：即陈臻。
[7] 季孙、子叔疑：两人事不详。
[8] 龙断：网罗市利。龙即“垄”。
[9] 丈夫：古时成年男子的通称。
[10] 罔：同“网”，搜刮，牟取。
译文参考
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准备回家。
齐王去见孟子，说：“早些时候希望见到您却不能，等到同朝共事，非常高兴。现在您又弃我而去，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见面？”
孟子说：“只是不敢请求罢了，这是我本来很希望的。”
过了几天，齐王对时子说：“我打算在城中给孟子一幢房子，用万钟粟来养活他的弟子，使各位大夫和百姓都有所效法，你何不替我向孟子说说这件事？”
时子便托陈子把这件事转告孟子，陈子就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嗯。那时子哪里知道这件事不行呢？假使我想发财，辞去十万钟的俸禄，而接受一万钟的俸禄，这是想发财吗？季孙说：‘奇怪呀，子叔疑这个人！自己想做官，不被任用也就罢了，又让他的儿子、兄弟去做国卿。哪个人不想富贵？而他却想把升官发财垄断下来。’古时做买卖的，用自己所有的东西，跟别人交换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有关官吏只是管理罢了。有一个卑劣的汉子，一定要登上一个高坡，东看看，西望望，想把所有的好处据为己有。人们都认为他卑贱，所以向他征税。征收商税从这个卑劣的汉子开始。”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文字记录了孟子辞去齐国官职后与齐宣王的对话。核心思想是阐述孟子“义高于利”的政治伦理观，批判统治者以利益收买人才的行为。
孟子以“辞十万而受万”的反问，强调自己“道义高于富贵”的主张，如果若贪图富贵就不会拒绝更高俸禄。孟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和地位而做官，而是希望通过推行仁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拯救黎民百姓。齐宣王虽然对他礼遇有加，但不愿意推行他的仁政主张。孟子认为，当官的人享受着俸禄，就必须尽职尽责，自己的主张无法实现，该辞职时就得辞职。做官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理想。这也体现儒家“义利之辨”的核心思想：士人应以道义为准则，而非物质利益。孔子“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在此得到继承。
齐威王设立的稷下学宫以“不治而议论”著称，孟子曾在此讲学。齐王“授室养弟子”的提议，实为稷下模式的延续——通过厚待学者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看似尊崇，实则是将孟子学派工具化，使其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象征，而非实际政策的制定者。但孟子拒绝成为“政治装饰品，他拒绝齐王“万钟养弟子”的优厚条件，也展现战国士人“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的傲骨和独立人格。这种不依附权贵的独立性，成为后世儒家“从道不从君”精神的源头。这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角色有相通之处，即拒绝被收编以保持批判精神。
孟子通过“垄断”寓言，将官场与商场的垄断现象并置批判。子叔疑让子弟世袭卿位的行为，映射了战国时期贵族权力世袭化的痼疾。这种“私龙断”（私自垄断）行为扭曲了政治公平，与孟子主张的“尊贤使能”（《孟子·公孙丑上》）形成鲜明对立。而齐王试图通过“万钟养士”垄断思想领域的做法，同样被孟子视为对学术自由的压制。这种批判既指向政治权力垄断，也反对思想领域的独断。“贱丈夫求龙断而登之”暗示统治者若以利禄收买士人，就如同向奸商征税般荒谬。孟子将“贱丈夫”垄断市场的行为与子叔疑垄断官职的现象类比，揭示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本质。这一分析具有超前性，暗含对“权力资本化”的警惕，与现代反垄断理论中对“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批判形成呼应。
这段对话集中体现了孟子处在历史夹缝中的抉择：在“道统”与“政统”之间，坚持“从道不从君”，拒绝成为权力附庸，坚持“以德抗位”；在游士与官僚之间，他拒绝从“自由批判者”沦为体制附庸；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选择在“得君行道”失败后保持精神独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反对将教育机构变为权力延伸。仁政理想在霸权政治中的挫败，最终促使孟子转向著书立说，通过思想传承实现间接影响。宋代朱熹对此评注：“孟子言我之辞禄，非恶富也，以其取之不以义耳。”（《四书章句集注》）揭示出儒家义利观并非否定合理利益，而是强调获取方式的正当性。这种思想对现代商业伦理仍具启示意义。
背景知识介绍
齐国的稷下学宫（一）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齐国一所著名的学府，它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重要创造。稷下学宫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
一、稷下学宫始末
所谓“稷下”，乃是指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的稷门（城西南门）附近地区。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稷下学宫因此而得名。
稷下学宫，历史悠久，早在齐桓公田午当政时期就已创立（约在前370—前360年间）。
稷下学宫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战国时代的封建化改革是从魏国开始的。魏文侯师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重用李悝等人，开了战国时代封建国君礼贤学士、重视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风气。齐国也是实现封建化较早的国家。公元前386年，田氏取代姜姓成为齐国君主，标志着封建制度在齐国确立。为了适应对内变革、对外争霸的需要，齐国统治者不仅要招纳、网罗天下贤才，而且还意在培养、训练新一代贤士。兴办稷下学宫，就成为此后历代齐国统治者的明确意识。
齐国有办学的经济条件。齐国地处东方，偏离征战频繁的中原，加之四境有天然防御屏障，被称为“四塞之国”，虽然处于战争年代，却有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当时齐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较发达，境内人烟稠密，是一个富强大国。尤其是城市发展很快，国都临淄在各国城市中最大也最繁华。城中人口众多，市民殷实。繁华的大都市成为设立学宫的理想处所。
据东汉徐幹《中论·亡国》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长，招致贤人而尊宠之。”齐桓公当政是在公元前374至公元前357年，那么学宫之创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左右。学宫创设后，历经齐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齐王建六代，历时约150年。
学宫创立后始终与齐国政治发展息息相关。齐桓公之子齐威王任用邹忌实行法治，也注意发展文化教育，招徕和培养人才。各国学者愿来稷下著书讲学者皆礼遇之，愿留者均称为“稷下先生”，故此，各国学者来稷下游学者络绎不绝。稷下学宫初盛，成为闻名于各国的文化、教育、学术中心。
齐宣王欲与魏秦争霸，更广泛罗致各国人才，扩建学宫，开府第以居学士，兼容各家，鼓励争鸣。来游学者达数百上千人，被赐为“上大夫”的著名学者有76人，稷下学宫达到鼎盛。
齐湣王时，稷下师生一度多至数万人，但到其执政后期，无论学宫还是齐国都呈现颓势，荀况等一批稷下先生纷纷离去。公元前284年，齐湣王被燕赵韩魏秦联军打败，临淄失陷，学宫也遭破坏，陷于停顿。
湣王之子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招回和招聘了一批稷下先生，使学宫仍成为学术争鸣和传播场所。荀况是当时的德高望重者，三次被尊为祭酒。
襄王死后，齐王建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稷下学宫也缺乏生气。公元前221年，秦军攻入临淄，齐王建投降，齐国亡而稷下学宫终。
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稷下学宫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处士横议”时代的终结。然而，稷下学宫以其宏富的学术造诣、出色的人才培养，给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教育史（第四版）》，孙培青 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