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春节刚过，料峭的寒意还没褪尽，天空就总蒙着一层灰蒙蒙的湿意。我跟着三叔、姐姐，三个人骑着两辆半旧的自行车，送父亲去东光火车站。父亲在天津上班，这一趟要坐很久的火车，五十多里地的土道，是我们必经的路途。
出发时天还透亮，刚走出县城没多远，细密的小雨就飘了下来。起初只是零星几点，落在脸上凉丝丝的，可越往前走，雨丝越密，把土路浸得透透的。车轮碾过，立刻卷起厚厚的泥浆，溅得裤腿上、车身上全是褐色的泥点。父亲坐在三叔的车后座上，一手搂着三叔的腰，一手护着怀里的布包，那里面是他换洗的衣裳和给天津工友带的家乡干货。姐姐骑着车跟在旁边，时不时回头喊我，让我慢点，别摔着。我攥着车把，脚下使劲蹬着，可车轮像是被黏住了似的，越来越沉。
到东光火车站时，雨总算小了些。送父亲进站，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检票口，我们才松了口气，转身往回赶。可没走多久，天就渐渐暗了下来，西边的天际只余下一抹淡淡的灰蓝。更糟的是，雨后的土路变得愈发泥泞，自行车的鼓轮上缠满了湿泥，越积越厚，到后来几乎转不动了。三叔下车推了推，累得气喘吁吁，额头上的汗珠混着泥水往下淌。“不行了，”他抹了把脸，“这路没法走了，五十多里地，黑灯瞎火的，得找个地方歇一晚。”
姐姐点点头，环顾四周。夜色渐浓，远处隐约有几处灯火，三叔说那应该是小吴庄。我们推着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灯火处挪，泥地里的脚印被夜色晕开，又很快被新的泥泞覆盖。走到村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有几户人家的窗纸上透着昏黄的光，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在寂静的春夜里格外清晰。
三叔领着我们挨家挨户看，大多门户紧闭，只有村头一户人家的院里还亮着一盏煤油灯。三叔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前轻轻敲了敲门。没过多久，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探出头来，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却很温和。“你们是？”老头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
三叔赶紧说明来意：“大爷，我们是送亲人去火车站，他要去天津上班，回来遇上泥路，车推不动了，想在您这儿借宿一晚，明天一早就走，绝不麻烦您。”老头打量了我们一眼，见我们浑身是泥，狼狈不堪，又看了看我这个半大的孩子，立刻点点头：“没问题，来吧，外面冷。”
我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涌上一股委屈。本来想着天黑前能到家，可现在要住在陌生人家，四周都是黑漆漆的，还有说不清的恐惧。我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眼泪混着脸上的泥水往下掉。老头见状，赶紧走上前，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声音放缓了许多：“孩子，别哭别哭，这就到家了，啊？”他的手掌粗糙却温暖，带着泥土和烟火的气息，让我莫名安定了些。
老头领着我们进了屋，屋里陈设很简单，一间土坯房，靠墙摆着一个柜子，中间是一张方桌，四周放着几把椅子。里屋的土炕上铺着粗布褥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儿子今晚要去地里看庄稼，你们就睡这炕上吧。”老头说着，从柜子里抱出两床新被子，被子上还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夜里凉，盖厚点。”他又转身往灶房走去，“我给你们热点饭，跑了一天五十多里地，肯定饿了。”
三叔连忙摆手：“大爷，不用不用，我们不饿，您别忙活了。”可老头不由分说，还是点燃了灶火。我们坐在炕沿上，看着他在灶前忙碌的身影，火光映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亲切。姐姐悄悄对我说：“这大爷人真好。”我点点头，心里的恐惧渐渐消散了，只剩下暖暖的感激。
那晚我们没吃饭，只是喝了老头递来的热水，就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休息了。奔波了一天，我很快就睡着了，梦里没有泥泞的土路，只有温暖的灯光和老头温和的笑容。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醒了。土炕还是暖的，屋里静悄悄的，老头还在里间睡着。我们轻手轻脚地收拾好东西，叠好被子，又把屋里简单打扫了一下。三叔走到窗边，没有进屋，隔着窗纸轻声说：“大爷，我们走了，谢谢您的收留。”屋里传来老头含糊的应答声：“好，路上慢点，小心脚下。”
我们悄悄带上房门，推起自行车，慢慢走出了小吴庄。晨光熹微，洒在湿漉漉的土路上，泥地里的脚印清晰可见。自行车的鼓轮上还沾着昨晚的泥块，可推起来却比昨晚轻快了许多。三叔回头望了一眼小吴庄，那户人家的窗纸上已经没有了灯光，却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片温暖的光亮。
那时候的社会风气，真是好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防备，一句简单的求助，就能换来毫无保留的善意。那位不知名的老头，那一夜温暖的土炕、新被子，还有隔窗那句关切的叮嘱，就像1975年春夜里的一束光，照亮了那段五十里泥泞的旅途，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提醒着我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信任与温情，曾是那样真切地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