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在中国历代的军事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都发挥过十分重大的作用；即便是在世界的军事史上，影响也是很大的。” 张玉凤说：“主席是大军事家，肯定早把这些东西都研究透了。” 毛泽东说：“也不尽然呢!”并说： “所谓兵法，都是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战争实践，哪里来的什么兵法呀？中国人打仗讲究文韬武略，包括《六韬》《三略》和《三十六计》、七十二般变化，很有一番学问哩!” 张玉凤笑着说：“我说主席怎么总是打胜仗呢!” 毛泽东也笑了： “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是一样的，都需要讲究战略战术，就是说凡事都要讲一讲韬略呢!”

张玉凤说：“我看他们谁也斗不过主席……” “话不能这样讲……”毛泽东说： “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正确的奋斗目标，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只有方向对头，路线正确，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事情才办得好，才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

又说： “所谓革命路线，就是群众路线；所谓政治方向，就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时刻想着人民，想着群众，在各种不同的实际斗争中自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办法总是有的，胜利也就到来了。”（邸延生：《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436页） 听新闻，评《孙子》，似乎是随意的漫侃闲聊，仔细想想却是评点到位思深虑远的不易之论。这是毛泽东对《孙子》，进而是对中国古典兵学的整体评价。他评价了两部兵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它们产生的条件、基础以及中国古典兵学的特征，军谋兵略与政治路线的关系。评价视野开阔宏观，评价视角高屋建瓴。

毛泽东讲得很简洁，其含义则很丰富。 讲究斗智，讲究谋略，“打仗讲究文韬武略”，这确实是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兵学的主要特征和内在传统。 “中国人打仗讲究文韬武略!”毛泽东一生打仗二十五年。终观他那“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军事生涯，证明他是“打仗讲究文韬武略”的杰出代表。 “文韬武略”的具体的例子，毛泽东一连举了四个。我们为从兵学宏观上了解《孙子兵法》的学术特征，也来了解一下这“四个例证”的简要知识： 《六韬》亦称《六弢》《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相传为西周时代的吕望（亦称吕尚、姜太公）所著。所谓“六韬”，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此部兵书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对话的形式编著。姜太公为周初的功臣，周武王灭商纣夺取天下，多得力于他，被武王尊为“师尚父”。 关于《六韬》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周显王时比较合理。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与周显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在《庄子·徐无鬼》篇里已说：“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唐]成玄英为之疏曰：“金板《六弢》，周书篇名也，或言秘谶也。本有作‘韬’字者，随字读之，云是太公兵法，谓文武龙虎豹犬‘六弢’也。”[宋]林希逸注云：“金板《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书藏于朝廷，故曰‘金板’，犹曰金匮石室之书也。”可见“金板《六弢》”即《太公六韬》。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武帝初年古墓中出土《太公六韬》残简五十四枚，其中《文韬》《武韬》《龙韬》的内容，与传世本《六韬》基本相同，证明它早在西汉前期即已广泛流传。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六韬》的残简，这也证实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已经流行于世。说《六韬》的成书最早不早于周显王时，最迟不迟于秦末汉初，大致是不错的。因此，《六韬》非吕尚所著，很可能是他后人、后学所编，又为春秋战国时人所增益。 《六韬》近两万字，六篇六十章。第一篇《文韬》主要讲要取天下，必须收揽人心；收揽人心，在于爱民，施行“仁政”。阐述了为君之道。强调了战争本于道义，政治先于军事。第二篇《武韬》主要讲对敌斗争的策略，作战前必须比较敌我优劣，以我之优攻击敌之弱点，可以制胜。第三篇《龙韬》主要论述军队的统御和指挥，包括统帅部的组织机构、选将立帅的标准、出兵作战的原则、如何预见胜负及耕战结合等。第四篇《虎韬》主要讲在宽阔地的作战，论述了兵器、器材及各种战术问题。第五篇《豹韬》主要论述各种地形上的作战方法，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处置办法。第六篇《犬韬》主要论述军队的教练、士兵的挑选，各兵种如何协同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的韬略。总之，《六韬》反映的主要是先秦军队的训练、管理、编制以及行军、布阵、攻守、兵器、战具等内容。不仅文武兼备，在政治谋略和军事理论上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此书受到历代兵家重视，对后世兵学、军事行为影响较大。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又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载，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后汉书·何进传》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压四方。”三国时的刘备、诸葛亮、曹操、孙权等人都很重视《六韬》，并把它作为向臣僚和子弟推荐的书目之一。《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先主遗诏：“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志。闻丞相为写《申》《辕》《管子》《六韬》一通已毕。”说明刘备，诸葛亮都十分重视《六韬》。宋元丰年间把《六韬》列入《武经七书》，定为武学必读之书，颇受重视。书中一些一般军事规律，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为黄石公所著。《史记·留侯世家》载黄石公为秦末隐士，曾在下邳圯上授书给张良。此说并不可靠。西汉初年，张良、韩信编辑兵书，共计一二八家，精选三十五家，其中没有《三略》；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续编兵书，共收三十五家，其中仍没有《三略》。班固、班昭根据这些写成《汉书·艺文志·兵家》卷，其中亦无《三略》一书著录。《汉书》成书于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间。可见在东汉中叶以前并没有《三略》这个书名。东汉末年建安年间，陈琳（？一217年）在《武军赋》中始提到“……《三略》《六韬》之术”。魏明帝时，李康《运命论》始有“张良受黄石公之符，诵《三略》”之说。据《北史》卷三十四记载，东晋末年（公元400—417年），刘曾注《黄石公三略》流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始著录《黄石公三略》三卷，题“下邳神人”撰。书中自称“《三略》为衰世作”（见《下略》）。因此《三略》的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三卷。作者介绍说：“《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能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统将御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是书杂采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重柔；甚至还有谶纬之说。全书讲政治策略手段较多，而直接讲军事的反而较少。书中陈述了不得已方能用兵，应以道德为本的思想。 《三略》是一部内容丰富、理论深刻的军事专著。不仅明确表达了作者的军事思想，表达了作者治国安邦的方针大略，而且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界定，对治国御军的哲学思考，能帮助读者丰富治世安邦、统军御众的经验。因此，这是一部优秀的论述治国御军的兵书，值得认真学习和继承。宋代将《三略》列为“武经”之一，是有眼光的。宋后，《三略》在军界、政界、学界影响大矣！ 《三十六计》原名《三十六计秘本兵法》，出现较晚，作者姓名、成书年代均不详。虽然《南齐书》和《南史》中的《王敬则传》已经有“三十六计”的说法，但历代典籍均无《三十六计》一书著录。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1941年成都兴华印刷所土纸翻印本，所据底本是地摊上买来的抄本。 《三十六计》全书不分卷次。总结古代用兵诸计精华，归纳为六大套，每套包括六计：第一套为“胜战计”，含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第二套为“敌战计”，含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第三套为“攻战计”，含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第四套为“混战计”，含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虢；第五套为“并战计”，含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第六套为“败战计”，含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 “三十六计”每计由计名、解语、按语三个部分组成。书前、书后各有一段文字，可视为《总论》和《跋语》，而《跋语》已残缺不全。 全书以战术为主，兼及战略，包含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且通俗易懂，利于初学。《三十六计》的解语和按语，当非同一人所写。前者推演《易经》阴阳变易之理，后者阐释个别战例计法；前者雅而凝重，后者俚而近俗；前者宏博精深，后者狭窄浅薄。二者见识高下，显而易辨。 《三十六计》的计名不是成语就是熟语，只三四个字，简短易记，深入浅出，便于传诵，利于普及。它以《易经》理念作为立论的理论基础，吸纳古典哲学精髓，体现了中国古典兵学的民族特点，为读者喜闻乐见，雅俗共赏。它操作性、实用性强，不仅可以应用在军事方面，而且还可以广泛地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是具有军事谋略、生活谋略“启蒙读物”、普及读物的性质，老少咸宜，所以在古代兵书中，它很“年轻”，却声誉远播。 至于“七十二变”，并不是一部兵书，而是古典小说《西游记》描写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一种本事。《西游记》中的主角孙悟空神通广大，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兽身、妖体、人形。说变化有“七十二般”，不过说明孙悟空法力无边颇具神通而已。毛泽东把“七十二变”也列入文韬武略，则是指它对事物哲理和斗争策略的启迪。所谓韬略，本质上就是变化，如毛泽东所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