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二十五（4）【859】2024-5-27
二、眼下浙江军务的督办者左宗棠，是曾氏熟知的一个人物。左的为人，也正如胡林翼所说的“才高而偏激之过”。左是大才，但自视清高，性情偏激。这种人只能在人之上二不能处人之下。左曾经表示愿意在曾氏帐下自领一军，曾氏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其内心深处便是担心左不好领导。果然，左后来奉旨组建楚军，其营制就完全与曾氏多制定的营制不同。可见，左是不愿意居曾氏之下的。现在，朝廷要曾氏来节制左，难保今后不发生不愉快的事，故而不如早推辞为好。
这道奏折中，曾氏为恳请收回成命时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笔者相信，这句话对当时的当国者会有很大的震动性。非常之权，不宜轻易授予。这句话的背后应该潜伏着这样的台词：否则，将有可能导致非常之变。这的确是真心实意且目光高远地为朝廷着想的话，怪不得新班子在接到这道奏折后，回复了一段带有感情色彩的朱批：“曾国藩奉节制江浙等四省军务沥陈恳辞一折，谦卑逊顺，具见悃忱（诚恳、忠诚）真挚，有古大臣之风，深勘嘉尚。唯左宗棠业已降旨，令其督办浙江军务，并准其自行奏事。江浙军情本属相关一气，凡该大臣思虑所到，谅无不协力同心，相资为理。节制一事，该大臣其毋再固辞。”
但曾氏在接到这道上谕（即诏书，是皇帝的命令和指示）后，还是呈递了一份《再辞节制四省军务折》。这道奏折的重点便是在阐述上次所说的“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至于节制四省之名，仍恳圣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决裂预存诿之意，倘（tang连词：如果）左宗棠办理毫无成效，臣当分任其咎。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沥陈者，实因大乱末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鸟飞的样子。比喻连续不断），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今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
曾氏可能觉得上次奏折中只是提到一句，而没有将此层意思说清楚，让朝廷明白这是他恳辞的一个最重要理由，故不惜再次渎请（一再恳请）。作为一个深谙前史善于思索的政治家，曾氏对“权力”二字的分量及配置是研究颇深的。他在大权在握尤其是在湘军大功告成之后，对这些问题思考得更多更透彻。历史证明，这场战争所带给晚清政局最大的后遗症便是曾氏所担心的“外重内轻”，最后爱新觉罗政权便丧失在这个“外重内轻”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往后的有关评点中再来细说。显然，曾氏的这段阐述引起了当政者的高度重视，也赢得了他们对曾氏的政治信任。曾氏很快收到回答：“兹该大臣奏称：接奉恩谕，再陈下情，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恳恩仍收回成命等语。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致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所有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提督以下，仍悉归曾国藩节制，该大臣乌当以军情为重，力图攻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之中，毋许再行固辞。国家用人行政，自有权衡，各路统帅谅不敢妄行矜诩（夸耀），希假事权，以琐渎陈奏，上烦朝廷裁抑也。将此宜示中外知之。”
这段上谕，颇有点君臣推心置腹的模样。最后几句话更是警告他人不得援为成例，效法学样，意谓这是朝廷对曾氏一人的格外倚重。曾氏与中央政府，此刻似乎已到了肝胆相照、水乳交融的境地。当然，这只能是短暂的。
写作简析
站在命令发布者的立场上，为其思考此令的欠妥之处，因此而更具说服力，借以达到收回成命的目的。其实，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在表达自己对皇家的格外忠诚。
要言妙道
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