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二十五（3）【858】2024-5-26（2）
评点：不能轻授非常之权
咸丰十一年十月中旬，以慈禧、恭亲王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即由曾氏节制两江三省及浙江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级文武官员均归曾氏调遣。曾氏身为两江总督，两江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文武理归节制。浙江省与福建省合在一起，上面还有个闽浙总督，其衙门设在福州市。按常例，浙江省的军务由闽浙总督节制。朝廷将浙江从闽浙体系中分出来，交由曾氏节制，这是一个特例。东南战场，主要就是这四个省份。现在都交给曾氏，也就意味着朝廷已将整个东南战场交给曾氏了。东南这四省既是当前的主战场，又是朝廷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其每年所提供给中央的银钱几为全国之半。故当时的野史常有曾氏为半壁河山之主的说法。无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还是对于东南战事来说，这都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举措。之所以有此举措出台，显然是因为中央政府换了老板的缘故。
目前重要政府的格局是慈安、慈禧、恭亲王三驾马车。慈禧虽然精明强干，热衷权力，但在两宫中她的地位偏低，且她对外部情势尚不十分了解，故而她一人专权的时候还没成熟。慈安一向性格柔懦，对政治和权力兴趣不十分浓烈。因而，在对国事的处置上，这三驾马车中掌管方向盘的此刻还是恭亲王。据史载，恭亲王无论在器局见识上，还是在办事能力上都比咸丰要高一筹。他显然不像咸丰那样对曾氏及其湘军集团又用 又疑，而是较为大方地予以使用，让曾氏感觉到朝廷对他的全盘相信。无疑，新班子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当时浙江省的军情已完全与江苏南部的军情连成一气，把浙江军务交由曾氏节制，将更有利于江南战场的统一筹划统一指挥，从而推进江南战局的发展，早日结束江南战事。这个结果的最大得利者自然是朝廷，是皇家。
出于对曾氏的成见，多年来，咸丰对曾氏不是那么完全相信的咸丰的这种态度无疑给曾氏及其湘军集团带来过浓重的心理阴影。新班子一上台，便作出这样一个少见的特别决定，很可能也与消除曾氏对中央的隔阂，换取他对新主全心全意的效忠有关系。
然而，老于世故的曾氏自有他的考虑。出于他的考虑，他请求朝廷收回节制四省的成命，将浙江军务交给左宗棠去督办。他的考虑，在折子上明写的是三点：一是他的能力欠缺，“自顾非材，实难胜任”。二是没有这个必要，“大局所系，必应统筹，臣本未敢稍涉推诿，不必有节制浙省之名而后尽心于浙事也”。三是左宗棠可以担负这个重任，“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除开这三点原因外，笔者（唐浩明先生）以为至少还有两点，是他心里所想到的，而不宜在奏折上写明。
一、作为史官出身，曾氏对前代史册中那些因过大的权力而招致不测之祸的记载，深怀恐惧之心。曾氏的这种心思在许多时候都流露出来。他说过：“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他又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全为儿子推让少许，减少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还说过：“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复出之后的曾氏，其为人处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便是胡林翼所指出的“谨慎之过”--谨慎过了头。既深知权大的负面影响，又过于谨慎，这就势必导致曾氏在超出常规的权力面前的临履之感。他的不兼统浙江的想法，就不完全是出于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