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二十一（3）【844】2024-5-18
评点：一个冷处理的历史例证
这是一份表面看起来忠心耿耿，而实际上却是与朝廷离心离德的报告。这种报告是最为难写的。
我们先来说说它的背景。咸丰九年五月，英、法等国借口换约将军舰开到大沽口。清廷指定英、法等国由北塘登陆换约，但英、法坚持从大沽口溯su（沿水逆流而）白河进京，双方终于在大沽口交战，英、法联军败退。咸丰十年，英、法再组联军。七月初，攻占大沽及天津，军锋直指北京。谈判破裂后，咸丰帝逃亡热河避暑山庄，留下恭亲王奕䜣在北京为议和大臣。八月底，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焚烧圆明园。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八月十一日，正在逃亡途中的咸丰接到胜保关于飞召外援的奏折。胜保是满人，咸丰三年任钦差大臣家都统衔会办江北大营，后被撤职。咸丰七年起复，以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此时正统率军队在京津之间抵御英、法联军。咸丰接到胜保奏折的当天便给曾国藩、袁甲三等人下达了一道圣旨，命他们派兵北上勤王。这道圣旨便是奏折开篇中所引的那段话。
我们只要稍为定下心来细读这道圣旨，便可知当时那帮满洲君臣因惊慌失措而糊涂昏聩到了何等地步！这道圣旨明摆着有三大错谬（错误）。
第一，英、法联军已迫近北京，与正在逃亡的一群帝王后妃不过两三百里之距，此时要调兵勤王，只能就近调，怎么能从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战场上调人呢？如果洋人要抓皇帝，只怕是江南人马还没开拨就已将大清皇上变成阶下囚了。胜保的这一动议一开始便是错的，咸丰居然也赞叹，军机大臣居然也发调令，真是怪事！
第二，以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冲破洋人枪炮子弹的射击网，去跟洋人作肉搏之斗，这是何等残酷的设想！在胜保和咸丰的眼里，只有他们的命重要，士兵们似乎天上就是准备为他们而死的。
第三，在士兵这个群体中，蒙古和八旗兵丁的命又要高贵些，他们不能死在洋枪洋炮下，而四川、湖南的团勇不值钱，应该去做炮灰。种族歧视竟可以如此露骨地表述，还可以如此无任何遮掩地发给四川、湖南的带勇将领，仿佛天理就是这样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令我们读来仍觉气愤不已。
想必当年曾氏及其幕僚们在收到这道圣旨时，一定也有与笔者（唐浩明先生）差不多的想法出现。但那是一个不管什么狗屁不通的话，只要通过圣旨下达，便是真理便要绝对服从的时代，曾氏与他的幕僚尽管可以心中不满，甚至也可以在衙门内外公开指责，但绝不能有丝毫不敬的文字在奏折中出现。专制便这样造就了阳奉阴违。
据陶宗亮《归庐谈往录》中所说，曾氏将这道圣旨交幕僚们讨论。绝大数幕僚主张奉旨派兵，北上勤王，只有极少数幕僚认为当前南方军情严峻，不能抽出兵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这些幕僚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来违旨，只有李鸿章的一番话最为透辟。李鸿章反对派兵。他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战争已打到京师城郊，再从南方调兵入卫，实在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没有一点实际意义。二是现在的处境是“三国连衡”。也就是说是中、英、法三个国家在争斗，最后的结果“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即赔款而已，不会有亡国之虞。三是湘军关系着大清天下的安危，一举一动都得慎重，不能随随便便地抽调一个骁将和几千人马。
应该说，李鸿章的这三点分析很有道理，尤其是第二点，很能体现李鸿章的头脑清醒和对外情的了解。当时英、法结成联军，一般人都将这次战争看成是中国与英、法联合体两方的冲突，独李能看出英、法联军不能代表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的联合，故而实质上是三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多一个方面便多了一个制衡，问题反而好办些。此外，李还看出来英、法打进北京，志不在夺取政权而是在掠夺财物。把要害找出来后，才好对症下药，他用的药是“金帛”。鉴于此，李提出应对这道圣旨的办法是“按兵请旨，且无稍动”。
请旨的的目的在于按兵。按兵不动一段时间，京师必有新的情况出现，而这个新情况多半是已经议和了。于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便出来了，那便是“请旨”。按理说，还要请什么旨呢？“旨”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是的，这个“旨”已经很清楚了，要请的是另外的“旨”，要无中生有地生出一个事情来请旨。这个生出来的事情，便是请皇上于曾、胡二人中间挑一个出来带兵北上。如此，这篇文章便只要围绕着为什么不能由鲍超带兵，而只能从曾、胡中选一人带兵来写就行。把理由说得头头是道，无懈可击，这篇文章也便做好了。
事实上，这篇文章也的确是做得很好了，它的目的也完好无缺地达到了。九月初，奕䜣便已经在与英、法两国“金帛议和”了。这个月的中下旬，两个国家在得到一笔新的巨款后，心满意足地先后撤出北京。十月初四日，曾氏接到了由军机处寄来的九月二十日上谕：“八月间，胜保因夷氛逼近京师，请调外援，当经谕令曾国藩挑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令鲍超管带，克日赴京，归胜保调遣，至今未据该大臣复奏。现在京师兵勇云集，抚议渐可就绪。皖南真当吃紧，鲍超一军，着毋庸前来，即饬令该镇与张运兰迅克宁郡，力扫贼氛，是为至要。”
湘军北上勤王，便这样成了一句闹得沸沸扬扬的“空言”。
九月二十日，京师尚未收到曾氏的这道请旨复奏，这是正常的。因为从京师发给曾氏的派兵北上的圣旨，虽以六百里快速，也足足走了半个月，按这个速度，曾氏的六百里复奏，要九月二十一日才能到达北京。过去战时的文书传递，令今人难以置信。但好在国内战争的交战双方都处在同样的低水平上，故而不能成为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待到与洋人打仗，一方用马递，一方用电报，高下便立见，胜负也便可以预测了。这自然是题外话，且不说了。
若《陶宗亮》的《归庐谈往录》所说的是事情的话，这道奏折便实际上是李鸿章的作品。李鸿章出的这个点子，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拖延法”。现在是信息时代，这个时代最崇尚的字眼便是“快速”，但人世间的事情很复杂，有些事情的最好处置恰恰不是快速，而是要等待一下，要冷处理，说白了，便是要拖延。拖延一会儿，耽搁一会儿，结果反而会更好，尤其是涉及人事方面，有时更不失为一种正确办法。
写作简析
将不愿做的事说得十分百分地想做，把不成理由的理由说得饱满充分，滴水不漏，将敷衍的态度说得恳切诚挚，令人笃信不疑。此文的写作技巧高超。
要言妙道
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带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齐豫之饷，呼应较灵，集事较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