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平之十一
曾国藩的艰难外交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时，曾国藩入京为官三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不仅仅是中英之间的战争了，交战变成一对十一，最后进军北京的是八国联军。两次鸦片战争，洋人一次比一次辱华，一次比一次贪婪。
曾国藩对清庭跟西洋诸国的邦交有着自己的清醒看法。一方面他当然痛恨西洋人，按理说犯我华夏，理当迎头痛击，但实力不允许啊。另一方面曾国藩认识到西洋之技，确实先进很多，西洋工业革命制造的先进武器，碾压大清几个等级。在可能的情况下，曾国藩主张多学科、多行业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事夷改革之下的思想，曾国藩大胆吸收懂西洋人才、购西洋之器，译西洋著书，仿西洋枪炮，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为此，曾国藩韬光养晦、虚怀若谷求人、阅人、用人，到后来全盘推行“洋务运动”加速推进致用全盘西洋化。
曾国藩认识对外关系必须顺应潮流，加速变革。曾国藩深深以为，为国为民，以和为贵。在力量不能和西洋人对抗的时候，加紧合作学习，拼命抓机会迎头赶上。这是曾国藩对西洋关系的原则主张。
曾国藩对西洋诸国的外交方针是分而处之。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天津教案，曾国藩经过调查后发现问题，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分为二处理，大大减少事件的危险升级。
在多年的外交过程中，曾国藩恪守信约基本，于公于私守信是基本原则，清廷对西洋的合约曾国藩虽然百般不愿意但也只能遵守照办，不节外生枝。但是列强的额外要求贪得无厌的时候，曾国藩据理力争，想方设法把损失最小化。天津教案后期处理过程中，法国坚决要求杀掉天津的主要州府县官，曾国藩最终保住了他们的命，流放东北。
太平天国之后，晚清难得一段中兴气象，如同回光返照，内外骤然松了一口气。晚清与列强的对局中，大家都暂时放下“战”，纷纷争取“和”的局面。
曾国藩虽是文官，但经历过太平天国十多年的战争指挥，数千万人民的战争死亡，富庶江南大地的惨不忍睹，半壁江山的根本动摇，让曾国藩这样的士子之心怎么可能愿意再“战”，“和”不仅是曾国藩的主张，更成了他的目的。他给爱徒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更是呕心沥血继承了老师的思想重点，不停的打补丁，成了大清晚期一辈子的补丁王。
李中堂大人几乎所有事都是为了“和”，当然，内行人都看得懂，李鸿章的“和”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是投降，动用一切力量控制局面，而不得引发战争。李鸿章的谨慎平衡之术不在他的老师之下，尽管曾国藩的拙诚已经到了大智若愚的地步。
曾国藩对道光、咸丰二位先帝的外交，曾毫不客气的批评，作为辅政大臣，曾国藩为主而出的同治中兴之方案的设计，呕心血严督行。
但更多站在历史规律明士，早就瞧出天象。幕僚江苏赵烈文多次与曾密谈，预言大清50年内必亡，曾国藩犹信又疑。
曾国藩的中兴方案有两篇：上是治标，“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义善全和局。”大白话就是，就是在近代化的事业未成前，不轻易言战。尽管这仍是在不平等条约下的“和局”，但国力未充实以前，只能暂且忍耐，这是古往今来的智慧之策。下是治本，曾国藩主张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即近代的军事技术和科学工艺，同时应平息各种无谓的内讧，以求实精神，励精图治，积极改良内政。曾国藩认为，道光、咸丰以来，西洋的每一次进攻都做了相当准备，军事背后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是一门综合之术，而朝廷的反击除了自大并无充分准备，这也是西洋列强总是得心应手而晚清之所以屡战屡败的根源之一。所以，消除外患的根本办法在于自强。与其不停喊战，不如主和、改革，以时间换空间，羽毛丰满后再图谋之，忍得方是稳健之策。
曾国藩为主的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又不仅仅是和，更多的是建立发展改革的政策。一水之隔的日本几乎同时间被侵，也几乎同时间的自强变法，明治维新是在1868年，这一年是太平天国被曾国藩剿灭的第四年，江南制造局等洋务运动在中兴计划内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可惜的是，一个是真改革，一个是假改革。这一年，天津爆发教案，两年后，曾国藩从保定被调到天津处理教案。
曾国藩并不盲目地主和，盲目求和只会招来更多麻烦，甚至等于等于投降。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是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曾国藩更主张对不同的情势予以区分，他认为对外关系应着眼于大局，不应该在小事上纠缠。
曾国藩的和战有更详细的策略，比如“争”字。一切与国计民生的大原则问题必争之。同治六年(1867年)，他曾经上奏折：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如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则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可见，曾国藩的外交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
李鸿章继老师之后，亦趋亦步，艰难而又坚忍。李鸿章之后，顾维钧是外交后起之秀，这位出生于1888年1月29日，高寿九十八岁，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去世，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早年赴美留学，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1919年和1921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民族的权益做出了贡献。
但是，弱国无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