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场的变动，在许多市场里引起了涟漪。马歇尔的需求和供给是“局部均衡”的理论：忽略了那些涟漪。
“一般均衡”是研究那些跷跷板连接运动的理论。这一理论始于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单一市场的均衡可以简单地写成一个方程式：供给=需求。
阿罗和德布勒证实了，如果经济体存在一般均衡，那么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这是经济学的宝贵的结论。经济学家为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第一福利定理”
在高等数学的领域之外，一般均衡理论传递了一个基本且重要的信息：孤立地审视一个市场或许是危险的，一个市场的改变可以引发其他市场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说法，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核心的胜利以边缘的牺牲为代价。因此，贫困国家的命运——变得更加贫困——“依附于”富裕国家让自己变得更加富裕的努力。弗兰克以“依附理论”观点为人所知。相对于传统经济学有关发展和进步的教条观点，弗兰克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以一篇论文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理论：“不发达的发展”
那么贫困国家的出路在哪里呢？普雷维什说，贫困国家不要技术化，而应该多样化，就是说要生产许多不同的商品。
依附理论的主张者指出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诸多不公平现象无疑是正确的。
凯恩斯认为，为了避免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政府需要干预经济。他认为，储蓄如果不投资在工厂和设备上就会造成衰退。他说，如果人们不花钱，那么政府必须花钱。
如果政府向浴缸里注入足够的开支，那么就可以抵消存款流出的损失。事实上，政府行为的实质是将那些围绕在经济四周没有被充分使用的储蓄重新导回到浴缸里。
经济学家将所有关于政府开支和税收的政策称为“财政”政策。另一种政策是“货币”政策——一切改变货币总量或借贷利率的政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政府印更多的钞票
凯恩斯主义有关货币对经济影响的理论——较高的货币供给会造成较低的利率，从而促进投资，带来更高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率——与之前的不同。不过在现实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者于是认为对投资发挥真正刺激作用的是商人的乐观感受，而并非低利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是，当我们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之前，政府出手干预是必要的。
当失业率较高时，意味着经济体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因此倾向于低通胀。当失业率较低时，倾向于高通胀。这两端之间有一条曲线：失业率越低，通胀越高。这个“菲利普斯曲线”成了凯恩斯主义的另一部分，并对政府的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
维克塞尔彻底撕碎了政府无私、全心全意只想着执行有利于全社会的政策的观点。
布坎南说，政府其实只是一群人：官员、顾问和部长们。
布坎南的经济学新理论被称为“公共选择”，他描述为“去除浪漫的政治”。政治人物不再是无私的英雄——布坎南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浪漫化的看法。在现实中，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维护自己的地位，相较于经济学家的想象，更加卑鄙、自私和靠不住。布坎南认为，所有政治人物的首要期望就是保住自己的位置。在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看来，在将政治人物和官员改造成无私的人方面能做得不多。这就是日常政治的宿命。
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旗手之一，他率领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秉承着市场调节社会的原则。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对多种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比如，应该取消控制房租和制定最低工资。弗里德曼的理论是关于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弗里德曼将货币重新带回到经济学舞台的中心，他的经济学被称为“货币主义”。他重提了一个古老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理论。
如果没有稳定的流通速度，货币和国民收入之间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密，这就是凯恩斯认为货币影响有限的原因。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流通速度总是稳定的，因此货币量确实会影响国民收入。弗里德曼说，从短期来看，增加货币供应量会鼓励消费，并导致更多的产出。凯恩斯认为，萧条由过少的支出引起，但弗里德曼不以为然，他认为问题出在货币太少了。弗里德曼说：不行！货币的短期效果不会立刻显现。当它们开始生效的时候，经济的趋势可能已经改变了。政府没办法精确预期未来的状况，也没有办法用今天的政策去迎合未来。他们这样做最终只能适得其反。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承诺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凯恩斯相信经济的不稳定要求政府干预，他的建议是要保证对经济有足够的支出——创造足够的需求。弗里德曼却笃信，当经济无人插手时，就是非常稳定的。
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政府取消企业的税费，放松对市场的限制，就可以鼓励更多的生产以及雇佣更多的工人。这些观点以“供给经济学”之名为人所知。
经济学家开始对适应性预期理论表示担忧，而这也正是他们大多数人所使用的方法。当你计划行程的时候，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学家采用了一种新理论：“理性预期”。这个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约翰·穆斯提出的，最先使用穆斯理论的经济学家包括了尤金·法玛，他想知道理性预期对于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有什么意义。法玛的推理意味着，股票价格是不能预期的。法玛的理论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说”。该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价格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当所有信息都作为确定股价的因素被考虑进去，那么投资者便可以利用全部获利的机会。变动是无法预测的随机的影响因素的结果。因此，让专业的金融顾问告诉你买哪只股票完全是浪费时间。，但是在法玛的理论里，价格越是随机，市场越是有效；金融市场越有效，那么它流通经济体内金钱的任务就完成得越好。
理性预期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棺材盖上钉下了另一枚钉子。
卢卡斯还认为，市场会迅速找到均衡：很少会出现过少的商品需求或者供给。价格的调整确保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将这称作“市场出清”
市场出清加上理性预期，是挥向凯恩斯的一记重拳。市场出清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以当下的工资找到工作，那些没有工作的工人是出于自愿而失业的。理性预期意味着政府在增加就业方面不应该做任何事情。卢卡斯的理论学派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在克鲁格曼的理论当中，政府大量支出时，正是投机者攻击挂钩的时刻。
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描述了一个国家哪怕不印钞也可能会陷入货币危机的情形。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最富裕的国家身上。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能够像人际间的传染病一样在国家间传播。他们将这叫作经济的“传染”，而扩散病症的正是投机者。经济学家称之为“自我实现的危机”。一些经济学家，比如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投机者有可能在经济不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启动危机。
森的可行能力的理论，将相对和绝对统一到一起：可行能力是绝对的，但是获得可行能力的物质需求是相对的。森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可行能力的增加。森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涵盖了寿命预期、识字率和收入。这个被叫作“人类发展指数”，强调了人和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尽管沙特阿拉伯更加富裕，但斯里兰卡在人类发展方面比沙特更好。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森的观点，即发展不仅仅是关于国家收入的事情，还包括了国民的健康和教育。最基本的可行能力是营养。这有赖于饮食，最极端的匮乏是缺少食物，从而导致营养不良和死亡。森驳斥了饥荒发生在人们的“赋有”食物减少到了过低的无法养活自己的程度。森说，民主和新闻自由对于阻止饥荒是必要的。
阿克洛夫认为，在经济活动当中，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知道得更多。最终，阿克洛夫的论文还是发表了，经济学也确实改变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由此被开辟出来了。经济学家给柠檬问题起了一个技术性的名称——“逆向选择”——然后发现这个现象到处都存在。
当重要的特性不被购买者或销售者所知，就会发生逆向选择，就像一位购买者不知道一辆车是好是坏，或者保险推销员对一名潜在客户的健康状况知之甚少。当人们的行动不确定的时候，市场也会被破坏。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风险”
信息经济学的另一位先驱，迈克尔·斯彭斯研究人们如何通过彼此间发“信号”来解决信息缺乏的问题。
对施蒂格利茨来说，信息经济学和经济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有关。信息经济学和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巨大经济挑战也有关系。当阿克洛夫和施蒂格利茨开辟新的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在大部分时间里总是能够良好运转的。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思考着他们的新理论，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派。心软的老师面临的是一个“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今天的最佳选择，并非明天的最佳选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现，理性预期导致了时间不一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说，与其使用自由裁量权——在1月、3月和5月分别做出决定——政府不如按照事先确定的原则行事，比如“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保证低通胀”。时间不一致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是政府放弃对中央银行的控制。
黛安娜·施特拉斯曼是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的先驱，她指出大部分经济学故事往往是在19世纪先由男性所提出，大部分讲述经济学故事的男性经济学家都怀着对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担忧。
因为忽视了女性，经济学错过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方式这个重要的主题。
福尔布雷认为，女性为养育未来的劳动力承担了大部分成本。
施特拉斯曼说，经济学家最喜欢的故事——自由选择的故事——同样需要改写。
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提出了另一种判断经济好坏的方法。与其按照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考虑问题，她选择了“供给”的概念：如何向人们提供良好生活所需的各类物品。
今天，女性面临的最严重的匮乏是由艾滋病传染所引起的。
经济学家一直相信人是理性的，人们会在展开行动前精确地权衡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用了几十年观察人类在事实生活中的决策，并帮助创建了行为经济学。毫无疑问，所有的经济学都和行为有关，但行为经济学是全新的，因为这一理论建立在人们实际决策的无逻辑之上，而不是简单地断定人是理性的。
一件不符合逻辑的事情是，人以不同的方式权衡收获和损失。
通过对某件事物在和基准点的对比中进行描述或“框定”，人们的决定可以仅因此受到影响。
决策中另一个无逻辑的事情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判断。
一些经济学家承认人类决策的无逻辑性，但还是认为这并不重要，将经济大致描述为理性的是有益的。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家却解释主要的经济活动需要他们独特的理论。
希勒反驳了这种观点，即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效市场假说”。他发现，股票价格比该假说想象的更不稳定，因为股票价格的起伏超过了企业利润的起伏。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发现对此做出了解释。
人们决策当中的无逻辑性是股市失去控制的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思利用经济学原理找到了一个增加可用于移植的器官的方法，而且不是通过买卖的方式。
1肾脏交换计划展现出经济学可以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样也是一种不同类型经济学的实例。肾脏交换就像是一个市场，允许人们在其中彼此交换物品。当罗思建立起自己的资料库和电脑程序时，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类似市场的事物。这是经济学新领域——“市场设计”的范例。
今天的拍卖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拍卖都是由经济学家所设计，使用了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领域理论——“拍卖理论”。在拍卖中，一些人知道的比另外一些人多。因此，拍卖理论借鉴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工具。
拍卖理论始于对不同类型拍卖的观察。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为减让问题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解决办法。
这次危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打击。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们为“大缓和”欢呼，那是一个低通胀的经济稳定增长的时代。货币和通过贷款制造货币的银行，为经济提供了动力——也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危机。
明斯基说，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开始变得不稳定。明斯基说，谨慎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大胆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都想要借钱，而银行也愿意借，因为这样银行才有利可图。明斯基将这个不顾后果的借贷系统称作“庞氏金融”
泡沫的问题在于泡沫会破灭。然后就是明斯基时刻，放贷人感到畏怯，开始要求借贷人偿还贷款。
明斯基说，金融市场的创新帮助了投机和旁氏金融的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制造金融危机的创新是“证券化”
明斯基的理论告诉我们，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并不完全是贪婪的借贷人或者银行家造成的后果。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以金融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影响。
统计学家用一句术语总结你所看到的现象：他们认为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偏斜的”。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平等。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21世纪资本论》，书中检视了富人的崛起，并对他们远远甩开其他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表达了担忧。皮凯蒂认为，最高收入不由企业的传统所决定，而是由企业过去向最高收入者的支付所决定。还有另一种不平等的因素：人们的财富——房屋和股份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生意和土地。
皮凯蒂发现了资产增长的原因，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人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赚钱：生意和股份带来的利润，以及地租。
重新分配实现了更好的平等，但是减慢了经济的增速。
阿特金森认为，一个较高的最低工资可以减少不平等，并增加效率。如果我们认为，极端不平等是不公平的，或者对经济效率造成了威胁，我们能做什么吗？皮凯蒂说：可以。不平等的部分原因是由社会选择造成的。皮凯蒂说，如果不平等的加剧源于我们经济的运行方式，那么我们就有能力扭转局面。
阿特金森表示同意。除了最低工资，他建议鼓励那些可以促进平等的技术。
通过加快经济发展，超过财富的收益率，是否可以解决不平等问题？对此皮凯蒂并不认可。他的建议是降低财富收益率，对全世界最富裕的人群征收全球税。然而想一想这些经济巨人的权势和影响力，这怎么可能呢？
全球变暖属于经济学家反复研究的一类问题：市场失灵。特别是全球变暖是一个外部性问题。
诺德豪斯将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称为“双重外部性”诺德豪斯从经济学出发，提出政府可以以更低的代价达到减排目标：通过对碳征税让人们减少排放。另一种经济学的解决方案是签发“碳交易许可证”。诺德豪斯相信，通过对经济学最基本的工具——成本与收益的平衡——的关键性应用，我们仍然有时间解决全球变暖问题，避免全球性灾难。
在经济学里，没有数学题那样永远“正确”的回答。
人类社会的良好生活需要什么？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和满足？真正的繁荣由何而来？这些经济学开始的地方，在经历了那么多争执和反对之后，也是它再次出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