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深刻指出，中国哲学的特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绵延数千年的农业经济之中。这两大背景，如同思想的模具，塑造了中国哲学关注人世、强调和谐、追求内在超越的独特面貌。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古人长期抱有“天下”即“四海之内”的观念，将自身所处的土地视为世界的中心。这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地理格局，与海洋国家希腊所面临的冒险、商贸与交流环境截然不同。地理的封闭性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形态：中华民族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土地是财富与生活的根基。这种生产方式强调顺应天时、安土重迁，从而催生了复杂而稳固的家族制度，以及建立在血缘伦理之上的社会结构。
这种“农”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思想家的视角与核心关切。哲学家们，大多出自“士”这一阶层，他们本身是地主，其命运与收成好坏紧密相连，因此他们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对“农”的感受与需求的理性表达。这解释了为何中国哲学的核心议题始终围绕着现实的社会与人生展开。例如，儒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宗法社会进行的系统化理论说明，它强调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呈现出鲜明的“入世”特征。
然而，农业生活不仅孕育了关注人伦日用的儒家，也催生了崇尚自然的道家。农民与自然朝夕相处，对四时更迭、万物循环有着深刻的体验。道家正是将这种对自然的赞美与热爱发挥到极致，他们敏锐地洞察到“物极必反”的规律——正如寒暑交替、日月盈亏。这一源于自然观察的智慧，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在顺境中保持谨慎、在逆境中怀抱希望的精神支柱，也衍生了“毋太过”的中庸之道。道家批评人为的矫饰，主张回归自然与天真，追求“游方之外”的精神自由，与儒家的“游方之内”形成了既对立又互补的哲学两极。
正是这种源于土地的经济基础和大陆国家的环境，使得中国哲学的主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平衡：它既深入于复杂的人世社会，又不失对超越境界的向往。儒家赋予社会组织以伦理意义，道家则启迪艺术与心灵追求自然妙道。两者共同作用，塑造了中国人“入世”与“出世”相协调的智慧，让中国哲学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始终保有一份诗意的超越与深邃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