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兜是倒着翻出来的，连角落里的线头都被我捻过一遍。那枚五角硬币，我记得是上周三买馒头时找零的，当时随手塞进去，想着也许哪天坐公交能用上。此刻它安安稳稳地躺在我食指的指腹下，铜绿色的边缘硌着皮肤，有点凉。
这是最后一个硬币了。
我蹲在出租屋门口，门没锁，房东上午来过，留下一张盖着红章的纸条，白纸黑字，措辞倒还客气，说房租已逾期十七天，请于三日内结清，否则将按合同约定处理。她把“处理”两个字写得格外用力，圆珠笔划破了纸背。我盯着那个小洞看了很久，仿佛能透过它看见外面正午明晃晃的太阳。
屋子里空了一半。冰箱前天就拔了电，打开有股淡淡的馊味；衣柜里只剩两件洗得发白的T恤，其他的都挂在二手网站上，标价低得可怜，却还是无人问津。书桌上那台用了六年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裂了一道缝，像一条干涸的河。我试过用它写稿，光标总在裂缝的地方跳一下，再跳一下，把写好的句子切成两半。
最难熬的是夜晚。白天还能出门走走，去图书馆，去公园，假装自己只是个在休息的普通人。但天一黑下来，所有伪装都被剥干净了。窗户外面是万家灯火，厨房里飘来的饭菜香贴着墙缝钻进来，炒青菜的味道，炖肉的味道，让人胃里一阵一阵地缩紧。我躺在床上数天花板的裂纹，一条，两条，三条，数到第二十七条的时候，眼泪就毫无预兆地掉下来了。没有声音的，只是湿了枕头，凉凉的一小片。
有段时间我总去同一家便利店，等到晚上十一点过后，饭团会打对折。店员是个扎马尾的小姑娘，有次她多给了我一个，说是“买一送一”。我知道那天并没有这个活动。她没看我的眼睛，把饭团往我手里一塞就转身去整理货架了。那个饭团我吃了很久，米粒很软，海苔有点潮了，但每一口都嚼得很慢。
最难开口的是跟家里要钱。电话拨出去又挂断，反复了好几次。妈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时，我刚说了一句“最近还好吗”，嗓子就堵住了。她在那头絮絮叨叨地说着邻居家的猫生了小猫，说阳台的茉莉开了，说爸爸昨天学会了用手机支付。我“嗯嗯”地应着，指甲掐进掌心里，始终没能说出那句“能不能借我点钱”。挂掉电话，发现手心留下了四个弯弯的月牙印。
口袋里的五角硬币终究是花了。在巷口那家小卖部，我买了一根最便宜的火腿肠。老板找了我一毛钱，硬币小小的，几乎没什么分量。我握着它走了很远的路，走到江边，坐在石阶上看货船慢慢驶过。船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在浑黄的水面上拖出长长的光影。
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手机屏幕亮了。是编辑发来的消息，说上次那篇稿子通过了，稿费明后天到账。我站在路灯下把那条消息看了三遍，然后蹲下来，额头抵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黑黢黢的一团。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都经历过那样一段日子。口袋里空空荡荡，未来也空空荡荡。但总有一些细小的光会从缝隙里漏进来——一个多给的饭团，一条迟到的稿费通知，或者仅仅是一个陌生人善意的、没有说出口的怜悯。
那枚找零的一毛钱我没有花掉，一直留着。现在它躺在我书桌的抽屉里，小小的，银白色的，边缘刻着模糊的麦穗图案。偶尔拉开抽屉看见它，就会想起江边的那些货船，它们慢慢地开，从不着急，好像知道总会靠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