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他的一生？

而隐藏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十分得意。就好比我的出生——一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孩子，生产就是一件需要被隐瞒于世的事情。那是一个早春寒冷的夜晚，我毫无预兆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远早于预产期，一个不足月的早产儿没有防备地从母体意外脱落，小小的身躯包裹在一层薄薄的带着血的胎衣里。

不能通知医院，不能大张旗鼓，不能泄露风声。我是这个家庭出生的第五个孩子，远超过计划生育的限额，一个本就不该出生的孩子。仅仅通知了村里负责接生的姨婆，在天将亮未亮时出现，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面如死灰的女人。 

“这孩子很虚弱，不送去医院也不知道能不能活。”

这是我出生时听到的第一句话（当然，这是长大后转述得知的），便是某种预判的死刑。她没说话，突然降生的孩子夺去了她的力气和声音，他也没说话，甚至看都不看我。

因为又是个女儿，又是个该死的不带把子的。

这么多年来，他们拼命在彼此的肉体里耕耘，消耗着年轻的身体和多余的精力，不断地在法制和身体的极限中试探、突破、冲刺，就是为了要个儿子，延续某种名为传宗接代的旧风俗。但事实却一再令人失望。

后来我有想过，在姨婆判定我或许活不久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一个不被需要的孩子是不是死掉会更轻松一些？

但是我却令人失望地健康成长，甚至摆脱了当初那个仿佛一用力就会死掉的脆弱身体，顽强得像是菜地里的长得比菜苗更茁壮的野草。在那个不需要我的家，在那对时常暴戾进而歇斯底里的夫妇面前，为了不惹他们生气，我开始了隐藏自己的气息和存在感的生活。

而在我内心深处的，我所卖力掩饰的、渴望的从来不是隐藏自我，而是希望自己不曾存在过。于是我主动地选择一边成长一边遗忘，希望自己的过去能慢慢褪色成一片空白。直到一切倒退到那年三月的夜晚，不曾有人听到过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我的记忆开始听话地听从脑子的指令，修改内容、遗漏细节到最终清除记忆。

仿佛一场盛大的自我催眠。

我有意识地去修正某些过去，使它看起来微不足道，或者无不考据，便于遗忘。比如某些受虐的记忆：因为打烂了一个碗，被蓝色的衣架修理了一番。细嫩的皮肤上很快出现交错纵横的红色印记，那是一种滚烫的疼痛感，仿佛心跳下一秒就会从伤口上往外蹦。

这段记忆真的存在吗？我抬手看看自己的手臂，没有留下任何伤疤可以佐证。家里当真有蓝色的衣架吗？记忆中大多是红色的吧？那个破碎的碗，是从左手摔落的，还是右手？

还有那可怖的，比我大几岁的堂哥，在大人们嘈杂着打纸牌的间隙，把我偷偷带到另一个房间，嘱咐我不要出声，躺在床上。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引导我，乖乖地躺在那种床上。那是一张很硬的木床，只铺着一张草席，散发着和家里草席一样的味道——一种混合着长期枕睡的汗味和草茎的草青味。草席的卷边因为破损开线，细密而坚硬的草丝扎得我后背发痒生疼。他就那样重重地压下来，在一个年仅6岁的小女孩下体，不断地摩擦……

我忘了有多久，也忘了有几次。那有时隔着一层柔软的布料，有时是某个暴露的器官，在我的下体或重或轻地摩擦着。回忆开始出现残影，像是被刻花了的CD播放出不流畅的画面一样。细密的摩擦有时候变得很轻，像是在我心脏某处轻轻蚕食的虫子一样，一下子很痒，一下子很疼；有时候又变得无比沉重，像是液压机在我身上的每一处碾过，疼得连骨头都要粉碎了一样。

我开始分不清，哪一种感觉是真的，哪一种纯属幻觉。是梦境吧，他可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的亲堂哥。抑或是，这只是一种儿时的小游戏，像捉迷藏、跳格子一样，一个人玩不了的游戏。如果我不是在游戏中，那我一定就是在梦里吧。

合理化某些行为，就不会有太深的痛苦，而只要不是太痛苦的经历，都是容易遗忘的。这种奇怪的生存方式支撑着我一面小心翼翼地活着，一面孤独地咀嚼着痛苦。我开始向身边的人隐藏我的过去，避而不谈我的出身，孤僻又古怪，缺少朋友。

我把自己困在某个自我封闭的高墙内，没有人进得来，自己也出不去。我一直认为，我要想真实地活着，我就必须隐藏一部分自我，而我拒绝承认的是，我继续隐藏那部分自我的话，我将永远无法真实。

隐藏，变成我能活在“真实”里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