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兴起是文明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意味着有一大批人从粮食生产中脱离出来，并且也不从事与粮食交换有关的活动。这些人是专门的祭司、官员和手工业者，而后者将为都市创造和制作出各种类别的奢侈品，虽然这些奢侈品当初并非单纯为着奢侈的目的而是宗教的目的制作的。由于这些奢侈品(后世称之为艺术品)的传世和出土，使我们有了一部可见的历史。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城市最初是一个祭祀中心，都市的兴起是围绕祭祀展开的。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含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左传》)中有晋献公命太子申生修建新城，首先令其建立宗庙，“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日都，无曰邑”。礼仪制度完备的古人对所谓城市的内涵很明确，必须有条把祖先的宗庙的存在，才可称作“都”，如果不具备祭祀功能，无论建筑多么宏伟也只能算是贵族居住的“邑”。与古代西亚和埃及的宗教不同，古代中国更多的是祖先崇拜而非想象中的神灵，但是城市作为祭把中心的功能在一开始是一样的。从考古资料来看，有比较严格意义的“城”的遗址是河南便师二里头(如图066)。我们前面说过，位于冲积平原上的都市不出产制作珠子的半宝石材料。但是这里出土珠子，这是都市的优势一一资源控制和原材料的大宗贸易。都市也使得手工业成为专门的行业，并且在行业内部进一步分工。在二里头宫城城墙的基础下发现了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球磨的痕迹，还有些因钻孔不正而报废的珠子(如图067)。我们注意到二里头的珠子多绿松石，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绿松石镶嵌饰品，绿松石珠子和绿松石嵌工艺是黄河流域自史前就开始的传统，它们是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渊源。我们还记得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遗址中有绿松石镶嵌的象牙筒，在继大汶口之后的龙山文化中有镶绿松石的玉笄，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山西陶寺遗址也出土了镇绿松石玉笄。
到1987年为止，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了的56座基葬大多数无饰品，可能为一般平民基事;而少数出饰品的墓葬明显身份显要，墓葬虽然大多被盗，出土的绿松石珠仍有上千枚。宋镇豪先生在他的《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一书中将二里头墓葬出土的饰品归纳为五类:镶嵌绿松石片的兽面铜牌饰(如图068);绿松石珠串成的项链;绿松石珠与陶珠混串的项链(如图069);陶珠项链;贝壳串成的项链。其中代表最高等级的饰品可能是颈部穿挂一到两串绿松石项链与胸部有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牌饰组合在一起的方式，而陶珠就质地和工艺以及墓葬等级而言，可能是绿松石一类半宝石珠子的替代品。
河南郑州上街的商代遗址与二里头有连续的关系，发掘报告显示这里出土有陶珠167颗，皆扁圆形，直径不到1厘米，中有穿孔，灰色和棕色两种，出土时大部分整齐排列，推测原本是穿连在起的。由于图像资料缺乏，这种陶珠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根据描述初步判断珠子与二里头出土的陶珠类似，或者就是同一种工艺。但陶珠的流行时间并不长，二里头之前不见出土记录，之后也没有在时间和地域上扩散。由于早期的制陶工艺很发达，推测应该有陶珠的制作，但奇怪的是现阶段发现的实物资料并不多，也许与陶器质地易碎有关。直到战国时期，中原才开始出现有眼圈图案装饰的陶珠，而这种陶珠的工艺很难说与早期陶珠关联，并且它的装饰灵感明显来源于当时盛行一时的“蜻蜓眼”玻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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