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立足中国大地办教育。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民勤劳智慧，产生了光耀人类的华夏文明。华夏文明的早熟，提携了中国教育的先进；中国教育的繁荣，肩驮或支撑起中国古老文明的大厦。立足中国大地办教育的要义之一，就是要通晓中国教育史，切实增强做好当下教育工作的自信心。
近日，终于看完了喻本伐、熊贤君先生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发展史》（以下简称“教育史”），上述感想更为深刻。现择教育目的、学制和教学组织方法这三个要素，将《教育史》中的论述与欧美教育家的论述作一比照，以证明之。
先说教育目的。西方国家较为系统地研究阐述教育目的的，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他被人们认为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创始之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有两个总的目的，一个称之为“可能的目的”，一个称之为“必要的目的”。所谓可能的目的，是为学生将来成年时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准备；所谓必要的目的，是为学生在未来任何场所都必定会遇到的情况做准备。前者可以理解为教会学生做事，后者可以理解为教会学生做人。教育最本质的、最基本的、最高的目的，赫氏认为应该是教会学生做人。这一观点，产生于十九世纪初期。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教育目的，我国的孟子（公元前372·前289）早有阐发。孟子总结“三代”（夏、商和西周）学校教育实践，认为教育目的是“明人伦”。所谓“人伦”，也称五伦或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明人伦”，就是要通过教育，学会正确处置这五种人际关系，即学会做人。
再说学制。西方国家的主要学制有以英国为代表的双轨制、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轨制等。双轨制，萌芽于16世纪初期；单轨制，发端于与19世纪后半期。但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构成了学制的雏形。依据地域和主办者，所有学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设于京城的由中央政府办理的“国学”；一类是设于地方的由地方政府办理的“乡学”。若依据受教育的程度和纵向级别，又可将所有学校分为两级：一级是初等教育性质的“小学”，一级为高等教育性质的“大学”（详见下图）：
最后说说教学组织方法。我们正在深入推进的课程改革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其基本理念是选择性教育理念。具体实施过程是允许学生选科选层，目的是实现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有个性的发展，这一理念和做法的源头，是以芬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但读《教育史》发现，早在北宋时期，深受范仲淹赏识的、曾担任过苏州郡学教授和湖州州学教授的教育家胡瑗，在上述两校任教20余年的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法，世称“苏湖教法”。苏湖教法的核心是分斋教学。它将学校分作经义、治事二斋，前者“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将学生培养成在政、治、刑、教等方面有所作为的官吏；后者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允许学生“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旨在培养精于实用的技术、管理人才。我们可以理解为：分斋教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理分科”制度，让学生根据兴趣和才能选择一种并兼学一种，是现今看来最为系统的选择性教育的生动实践。
都说“读史可以知兴替”，我说读史可以强信心。站在教育发展的源头看教育万象，尽管沧海横流，泾渭仍可分明。我们教育人，要修好中国教育发展史这一课，不断从中汲取文化自信，切实增强做好教育工作的底气和硬气，锐意革新创造，不负时代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