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你每天在这里走，给我买点肉回去啊，今天真是怎么也卖不完”这天傍晚去徒步时，一个猪肉贩大爷对我吆喝着。
其实我每天傍晚都会在这个小镇的街上徒步一小时，尽管叫不出大爷名字，但从每天的照面，偶尔的招呼来往中，已然是熟悉的了。
他七十岁左右的样子，白了胡须和头发，但身材高大，精神气也挺足的。
听到他的吆喝，我面带微笑着跟大爷说，那就帮我称十几块钱的吧！
其实，作为曾经是屠夫的孙女，屠夫的女儿的我，眼里是看不上那块肉的，它的色泽，新鲜度，肥瘦比例远远达不到我买肉的标准。尽管大爷有我爷爷的影子，但那差出来的感觉，让我禁不住黯然神伤。
我不忍他因卖不出而心生焦急的样子。
我的父亲曾是个屠夫，父亲的父亲也是屠夫。
我不知道在外人看来，屠夫在他们的心里是怎样的定义或是形象。没有文化的底层劳动者？粗暴又不讲理的莽夫？邋遢又精于算计的肉贩？
但在我心里，一直以父亲与爷爷是屠夫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在那个村民都依靠着几分地、几亩田、一头猪过日子的年代，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爸爸依靠着杀猪的手艺，走在了村民的领头。
当别的小孩还在因为偷懒干活而挨骂时，因交不起学杂费被老师屡屡点名时，因没钱而早早的缀学去打工时。而我毫无顾虑的傻头傻脑的享受着家人们带给我的美好童年。
在那时的爷爷与父亲都不属于肉贩，他们只是靠手艺拿工钱的屠夫而已。时常会见到很多的村民非常尊重的到我家来询问爷爷什么时候可安排到他们家去杀猪。爷爷安排好每家的杀猪日子，就与父亲分开着去各家手艺。他们只负责杀猪，到镇上卖肉，然后收手艺的工钱。
我记忆中最早的时候工钱是每头三十元，到他们结束屠夫的生涯也是每头五十元。但家里那个古老的大大的算盘，爷爷与父亲那大大的手指头总时不时的拨弄两下，其实应该不怎么需要用到它吧！
每天凌晨三点他们就会起床，我每天都朦胧的知道，但又很快的睡去。不管是风吹，暴雨，雷霆，还是下雪，他们都没停歇过，只在过年时休息三天…。在那完全没有一盏路灯的乡下，带着他们的行当:一块手表，一个装电池的大电筒，一双雨鞋，一个竹篮。竹篮里是他们的几把刀具:一把杀猪的，一把砍肉剁骨头的，一把剥猪皮的，一个刮猪毛的。在那泥泞的小路上，摸索着前行。父亲说，这些路上哪个地方有坑，哪里有不太平，他们都一清二楚的。
也许在那漆黑黑的夜里，一个人行走，人的敏感度就更强吧。哪怕他们还要穿过坟地，走过世人说有鬼故事的地方，除了自已的脚步声，任何的声音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手里挎着的刀具一定给了他们无穷的勇气。
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得了耳膜炎，因当时的医学落后，自己捅破了耳膜，到如今一只耳朵都不怎么听得见。每次有人要买猪肉时，都会红着脖子，扯着嗓子对着我父亲的耳朵大声的喊着，要什么肉，称几斤？
父亲说，如果你想要二十元的肉，我可以一刀切下去不补二刀。那时，我眼里满是崇拜。
爷爷在六十岁时把自己退休了，父亲也因村民大量的涌上广东打工，没多少人养猪而成了肉贩。
成了肉贩的父亲，增添了很多的烦恼。他需要买猪，喂养，杀猪时还要人手帮忙，卖不完时自己得承担起来。那时没有冰柜，卖不完的肉，母亲会陪着拉不下脸面的父亲去到村里到处去卖，或是放在井里吊起来以保鲜。
再后来，因市场需求低，父亲找了个合伙人，一头猪两人杀，两人卖肉。期间又多了许多人事纠纷。
父亲与爷爷的衣服，必须要烧热水用刷子刷才能洗干净。父亲也学着爷爷的样子，每次磨完他们的刀，就用锋利的刮皮刀刮掉他们的粗粗的胡子。
如今，父亲已近六十，放下了屠刀在他乡本份的挣着血汗钱。或许他在听着主管的责备，或许他也会在做错事时害怕，或许他也在回味年轻时屠夫的生涯。
爷爷在去年八十二岁时去世。
爷爷那双每年都会生冻疮的手，被无数次杀猪刀砍到时的鲜血，捧着的野草莓，大大的一根手指头勾着我的整个小手。我满脑里都是他那根又粗又红的手指，我多想用自己温暖的手心包住它。
爷爷与父亲的刀具还在老家的楼梯下面，那是他们以前就一直放置的地方。我回去时，都会看到它们，沾满了灰安静的在那里。我时常想，沾满了油又被父亲用布包扎了的它们，是否也会生锈？是什么时候才生的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