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23天《万章下 凡九章》10.7
原文阅读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字词注释
[1] 质：通“贽”，古时见面时所送的礼物。
[2] 云乎：句末语气词，无意义。
[3] 元：脑袋。
[4] 旂（zhān）：赤色的曲柄旗。
[5] 旂（qí）：带有铃铛的旗。
[6] 虞人：管理猎场的人。
[7] “《诗》云”以下四句：出自《诗·小雅·大东》。
[8] 周道：大道。厎：同“砥”。
译文参考
万章问：“请问士人不去拜见诸侯，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住在都城里的士人叫做市井之臣，住在乡野的士人叫做草莽之臣，都是普通百姓。普通百姓不给诸侯送礼称臣，所以不敢去谒见诸侯，这是合乎礼的。”
万章问：“普通百姓，召他去服役，他就去服役；可是君主想见他，召他去，他却不去，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去服役，是合乎义的；去拜见，却是不合乎义的。而且，君主想要见他，为的是什么呢？”
万章说：“因为他见闻广博，因为他贤能。”
孟子说：“如果是因为他见闻广博，那么连天子都不能召唤自己的老师，更何况是诸侯呢？如果是因为他贤能，那我还从未听过想见贤人却用召唤的方法的。缪公经常去拜见子思，说：‘古时候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若与士人交朋友，是怎么样的呢？’子思很不高兴，说：‘古时候的人说的是侍奉吧，怎么说是交朋友呢？’子思之所以不高兴，难道不是认为：‘论地位，你是国君，我是臣子，我怎么敢和国君交朋友呢？论德行，那你应该侍奉我，又怎么能和我交朋友呢？’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想要和他交朋友都不能够，又怎么能召唤呢？齐景公田猎，用旌旗召唤管理猎场的人，那人没来，齐景公就想杀掉他。孔子说他是：‘志士不怕弃尸沟壑，勇士不怕掉了脑袋。’孔子看中他哪一点呢？是看中他不应承不符合他身份的召唤。”
万章问：“那么请问该用什么方式召唤管理猎场的人呢？”
孟子说：“应该用皮帽。召唤百姓用旃，召唤士人用旗，召唤大夫才用旌。用召唤大夫的方式去召唤管理猎场的人，他当然宁死都不敢去。就像用召唤士人的方式去召唤普通百姓，普通百姓怎么敢去呢？更何况用召唤不贤之人的方式去召唤贤人呢？想见贤人却不用适当的方式，就像要请他进来却把门关上了。义就像是路，礼就像是门。只有君子才能沿着义这条路，进出礼这道门。《诗》里说：‘大道平得像磨石，直得像箭枝。君子在上面行走，小人在一旁观看、仿效。’”
万章问：“孔子听到国君召唤，不等马车准备好就赶去了。那么孔子错了吗？”
孟子说：“那是因为孔子当时做官有官职，国君是根据他的官职召唤他的。”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与万章的这段对话围绕“士人为何不应主动拜见诸侯”展开，核心在于探讨礼制规范下的君臣关系与贤士尊严。
万章提出两个疑问：一是士人为何不主动拜见诸侯？“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二是为何庶人应召服役必须去，但诸侯召见贤士却不应去？“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孟子通过礼制与道义的双重视角，阐明士人的行为准则。 首先， 要注意礼制规范下的身份区分 “市井之臣”与“草莽之臣”。未正式任职的士人属于庶民阶层，未向诸侯“传质”，递交见面礼以确立君臣关系，故无义务主动拜见诸侯。庶民若未成为臣属，贸然拜见诸侯是“非礼”之举。这是要遵循礼的界线。其次， 义务与道义的分野。服役是义务，庶民为国家服役是“义”，是应尽责任，故必须前往。召见贤士是失道。诸侯若以权势召见贤士，而非以礼相待，则违背道义。孟子强调：“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再次，孟子进一步说明贤士的尊严与诸侯的待士之道。
孟子引用子思的例子，指出诸侯应以师礼待贤。对贤士应如对待老师，而非以朋友自居。孟子以齐景公招虞人用错旌旗为例，说明不同身份需用不同礼仪召唤。若诸侯以不恰当的方式召贤士，贤士有权拒绝，正如虞人宁死不从。万章质疑：孔子曾“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是否与孟子的观点矛盾？孟子给予解释了孔子当时有官职在身，君主以官职名义召见，符合礼制。这与无职庶民被随意召见性质不同。
这段对话体现了孟子对士人尊严的捍卫：士人不应因权势屈膝，而应以道义为门、礼制为路，维护人格独立。在孟子眼中，规矩与尊严从来不是束缚，而是守护。虞人守礼不畏死，子思持德不媚权，孔子尽责不怠慢——他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以不同的方式守卫着尊严。平民的尊严在于本分，士人的尊严在德行，官员的尊严在职责。每一道“门”，每一件“礼器”，都在无声诉说：我是谁，我该站在何处。从古至今，尊严都是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它藏在普通人拒绝不当召唤的勇气里，在虞人面对旌旗的执拗里，也在孔子闻命即行的担当中。
孟子不往见诸侯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所秉持的上要尊贤及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的理念。这种思想不仅批判了战国时代的功利风气，也强调了贤士不应因权势屈从，而应通过道德与学识赢得尊重，为后世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价值观提供了理论依据。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与人文修养（节选）
一部《孟子》书，约三万四千言，大半讲的是道德修养、人文教化，即《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孔子所讲修己安人、立己达己与立人达人之道一脉相承。在《孟子》中，既有关于道德修养的长篇大论，也有对历史、现实的独特认知，对人情事理的高明见解，对语言文字的高超驾驭，体现了孟子在道德、认知、文学等方面的修养。这些对于提升今人的人文修养都有很大的引导与启示作用。
（一）《孟子》与道德修养
围绕如何成就君子、圣贤，孟子提出诸多道德修养主张，如修其“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之天爵，“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其心，养其性”，“寡欲”以养心，“养其大者为大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养至大至刚、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居仁由义”，等，蔚然大观。这些修养论主要讲士大夫的修养内容、方法、目标和境界等，实则讲的是人之为人、如何成为大人、君子、贤圣的道理，即人文化成、修齐治平之道，具有丰富的内涵。
首先，这种修养论基于孟子对人的根本依据和人性本善的认识而论。孟子认为人与禽兽之别微乎其微，只有圣贤君子秉承、弘扬仁义之道，才可保持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在孟子看来，人伦道德修养是人与禽兽的根本之别，所谓“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其次，这种道德修养的主体核心是弘仁，如由仁义行、居仁由义、仁义忠信、以仁存心、仁民等。
再次，基本方法是养性，包括养气、养心、养性、养体、养勇、养善等，所谓“养浩然之气”“养勇”“以善养人”“存其心，养其性”“养移体”“养其大者”“寡欲”养心等，实质是以仁道为主、诸德（仁、义、礼、孝悌忠信等）相辅之道。从基本理路和实践途径而言，可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1. 由内而外
《庄子·天下篇》讲“内圣外王之道”，后人常借之，定位儒学主旨，大致不错。孟子的道德修养思想基本遵循由内而外的理路，如居仁由义而以礼为门，独善其身而兼善天下，就是如此。孟子主张以性善为根、仁义为本、礼智相持，来提高道德修养，居仁由义门礼是其修养理论的根本途径。所谓“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人之为人，是因为仁义礼智之心，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所以要以仁义礼智之心与人交往，即“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修养的最终境界就是仁义礼智之善心、仁端由内生而外发，形成信美可观、出神入化的圣贤气象，所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宋儒所谓“学至气质变化方是有功”，即就此而言。这种气象和境界如孟子所言“浩然之气”，它“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它自内而外，自本及末，并非徒具其表或本末倒置，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究其实质，此浩然之气就是《大学》中所言“至于止善”，即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善化之意志”，“能陶冶意志而与性之善融合”。
2. 各安其位
儒家致力于在伦理道德基础上建立一种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其道德修养主要针对基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人伦关系与治国之道而言。在《孟子》中，孟子勾勒出人伦道德修养的标准和理想的社会秩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与《礼记·礼运》所言“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如出一辙。在人际关系处理中，这种道德修养又可概括为一个字——“道”，实际上就是人道，讲人之为人的道德标准，所谓“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而这种人道的核心是仁德，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既重视君臣贤者等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也重视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成员和师生、朋友、长幼等社会群体的人道修养，但以亲亲、贤贤为最紧要之事，所谓“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提倡修身、齐家、治国三大层面的道德修养，涉及各种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处理，于是产生各种人伦关系的相应标准，提出朋友相处之道（“责善，朋友之道也”）、夫妻相处之道（“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父子相处之道（“父子不相责善”“事亲为大”）、婚姻之道（“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师生相处之道（“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等行为准则。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儒家元典导读》，巩宝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4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