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通义 · 琴
应劭，公元二世纪
谨按《世本》：“神农作琴。”《尚书》：“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诗》云：“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非若钟鼓列于虡悬也。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
（虡，汉字，读音jù，意思是古时悬钟鼓木架的两侧立柱。）
以为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哗人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
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故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声，动感正意，故善心胜，邪恶禁。是以古之圣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适，故近之。闲居则为从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穷困，其道闭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达而用事，则著之于琴，以舒其意，以示后人。其道行和乐而作者，命其曲曰畅。畅者，言其道之美畅，犹不敢自安，不骄不溢，好礼不以畅其意也。其遇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灾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失其操者也。
伯子牙方鼓琴，钟子期听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顷之间而意在流水，钟子又曰：“善哉乎!汤sang汤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以为世无足为音者也。
今琴长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
附：
应劭《风俗通义》
应劭出身于汝南应氏，家族中人才辈出。他的父亲应奉以记忆力超群闻名，读书能“五行并下”，汇报上千件案件原被告姓名、原委和判决结果无一差错。应劭的侄子应玚名声更大，是“建安七子”之一。应劭本人和家人也曾在《风俗通义》中多次出镜。例如卷九《怪神》“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一篇就是应劭的祖父应郴的故事。应郴在任汲县县令时请主簿杜宣喝酒，杜宣把酒里弩的影子错认为蛇，喝下后就病了，应郴为他破解心魔，他的病也就好了。这就是成语“杯弓蛇影”的来历。
应劭本人博闻强记，除了《风俗通义》外，还删定律令《汉仪》二百五十篇，另著有《汉官礼仪故事》《状人纪》《中汉辑序》《汉书集解》等，《后汉书·应劭列传》称其有著述一百三十六篇，十余种，可惜都散佚了，即便是《风俗通义》，原来有三十卷，如今也只留存了十卷。
应劭在做泰山太守时，曹操的父亲与弟弟由琅邪郡到泰山郡，曹操令应劭派军队接应，但曹氏父子被徐州刺史陶谦秘密派人截杀，应劭害怕责罚，弃官投奔了冀州袁绍。他去世之后曹操才攻陷了冀州，他算是躲过了冤家对头，得到了善终。
东汉时期，民间有好些传言：比如汉武帝封禅时曾抽到预测寿命的筹策；汉文帝进京即位误了时辰，太阳为此再次回到正午；淮南王刘安白日升天成了神仙；城阳王刘章去世后，到他的祠庙中祈祷特别灵验；汝南郡汝阳县的石人能治病……
这些传言被传得神乎其神，不仅普通百姓，甚至一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都信以为真。但事实证明，这些传言都是空穴来风，没一个是真的。有鉴于这些虚假传言极大干扰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当时的有识之士应劭决定写一部书系统地“辟谣”，批判虚妄言论，以正上下视听，这就是《风俗通义》。
《风俗通义》所“辟”的“谣”包罗甚广，主要可分为四种。第一，人们对典籍的错误理解。如对于“夔一足”的理解，应劭就引用孔子的话，指出它实际是说“有夔这样的人一个就够了”，而不是“夔只有一只脚”。第二，史书中的误记滥记。如《后汉书》记有宋均在九江减轻赋敛刑罚，境内老虎竟都东渡长江的事。应劭则说这事不可信：江面宽七里，老虎怎能越过波涛急流横渡长江呢？再说老虎全部东渡，有谁见到了呢？宋均做九江太守能让老虎过江离开九江，如果宋均身居三公之位，老虎难道还能前后追随着离开中原到蛮荒之地去吗？其他如《汉书》记载了王吉能炼黄金的民间传闻，应劭也批评说班固言论浅陋。第三，一些捕风捉影的不实传闻。如东汉大臣袁贺，出生时正好是汉安帝行冠礼，百官庆贺，他的祖父就给他起名为“贺”，字“元服”。可是不知何故，人们却说袁贺是他父亲居丧期间所生，因为年纪大了怕断了后，所以养育他，为他取字“元服”，表示不掩盖自己的过错。这种说法甚至连他的同乡曾官至司空的宣伯应都相信了。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讲述了袁贺名字的真实来历，算是为袁贺正了名。第四，民间大量鬼怪神妖的灵异故事。如鲖阳的鲍君神不过是商人留下换獐子的腌鱼，南顿的李君神不过是乡民顺手在空桑中栽下的李树等等。可以说应劭《风俗通义》的“辟谣”已经涉及东汉各阶层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应劭撰写《风俗通义》不单单是为了“辟谣”。历来儒生都有一种圣人情结，应劭也是以圣人自勉，他要像圣人那样挽风俗于迷惘之中，正风俗的终极目的是拯救东汉的乱世。他在《风俗通义序》中说，他撰著本书是为了“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就是拨乱反正，纠正不符合儒家正统的论调，树立一套符合儒家伦理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从而帮助东汉王朝摆脱危机，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
首先，他在第一卷《皇霸》就根据儒家经典正本清源，讨论了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六国等几个名号，表明了自己一切以儒家经典为考信原则的态度。其次，他在《愆礼》《过誉》等卷中纠正世人对于陈子威、薛恭祖、赵仲让、周等一些以特立独行来沽名钓誉的人的过高评价，在《十反》《穷通》等卷中通过不同人面对同样的功名利禄、荣辱得失等情境时的不同反应，彰显各人思想境界的高低，给出符合儒家伦理的道德判断。最后，他还通过《声音》《祀典》《山泽》等卷考辨名物，介绍乐器的形制、山泽的命名缘由，国家正式祭祀典礼的程式，并广泛引用经典文献与历史典故予以证实，确立一种“考信于六艺”的名物考辨标准。
尤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应劭“辟谣”也好，“反正”也好，都不仅仅是面对士人，提高士人的认识水平，而是侧重面向广大民间百姓，是要整顿风俗，净化民众的思想。他认为“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风俗通义序》），所以正人心、厚风俗、存典章、复礼仪，把教化工作做到生活日用层面上，才能以达到天下大治。可以说，应劭撰写《风俗通义》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下沉”。
《风俗通义》虽然意在以儒家正统观念整顿风俗，加强教化，救世治国，但因为它因事立论，文辞清辩，语言精美，所以读起来颇为有趣，有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引人入胜。书中叙述精怪故事的诸多篇章，描写细致，环环相扣，张力十足，不少篇章都被《搜神记》采用。如“叶令祠”“鲁相右扶风臧仲英”“太尉梁国桥玄公祖为司徒长史”这三则故事几乎被《搜神记》全文照录。书中以品议人物为主旨的几卷，以省净简练的笔墨记载士人的言行，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与后世《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均已相去不远。所以到清朝，有些学者把《风俗通义》归为“小说家”，龚自珍就曾将它视为“小说之别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