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4天《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2.4
原文阅读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字词注释
[1] 雪宫：齐宣王的离宫。
[2] 非：埋怨。
[3] 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杵臼，庄公的异母弟。晏子：齐景公时的贤相，姓晏名婴。
[4] 转附：山名。朝儛（cháo wǔ）：山名。二者皆疑在今山东境内。
[5] 琅邪：山名，在今山东诸城东南。
[6] 巡狩：天子到诸侯国视察叫巡狩。巡，视察。狩，同“守”。
[7] 豫：与“游”义同。
[8] 睊睊（juàn）：侧目而视的样子。胥：皆，都。谗：诽谤。
[9] 慝（tè）：恶。
[10] 说：同“悦”，高兴。
[11] 《徵招》、《角招》：古乐章名。招，通“韶”。
[12] 尤：过错。
译文参考
齐宣王在他的雪宫里召见了孟子。宣王问：“有贤德的人也有这种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有。人们享受不到这种快乐，就会埋怨他的国君。享受不到这种快乐而指责他的国君，是不对的。作为一国之主却不与百姓共同享受快乐，也是不对的。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百姓也以他的忧愁为忧愁。与天下人同乐，与天下人同忧，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从前，齐景公问晏子：‘我打算到转附、朝儛两座山上去游玩，沿海南下，直到琅邪，我该怎么做才能和先王的巡游相比拟呢？’晏子回答说：‘问得好！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国所守之地。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陈述其在职情况。没有不和政事有关的。春天省视耕种，对贫困的加以补助；秋天视察收割，救济歉收的。夏代谚语说：“我们的国君不出游，我们怎能得到休息？我们的国君不出行，我们怎能得到救济？”国君游游逛逛，足以作为诸侯的法度。现在却不是这样了，队伍一出发，到处筹粮筹米，饥饿的人没有饭吃，劳作的人得不到休息。百姓侧目怒视，埋怨不已，开始做坏事了。放弃先王之命，虐待百姓，吃喝挥霍如流水，流连忘返，荒亡无行，诸侯都为之担忧。从上游顺流而下游玩忘归，叫做流；从下游向上游玩忘归，叫做连；无休止地沉溺于打猎，叫做荒；无节制地喝酒，叫做亡。先王没有流连之乐，没有荒亡之行。大王走哪条路您自己选择吧。’景公非常高兴，在城内做了充分准备，然后到郊外去居留。于是开始开仓赈粮救济贫困的人。又把乐师叫来说：‘为我创作君臣相悦的乐曲。’大概就是《徵招》、《角招》吧。歌词中说：‘畜君有什么过错呢？’畜君，就是喜爱国君的意思。”
核心内容解读
本章的内容主要讨论了两方面内容。首先，在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开篇，齐宣王就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表面是问贤者是否享受物质之乐，实则隐含对孟子主张的质疑：若贤者主张节制欲望，是否排斥君主享受宫室园林之乐？孟子给出了辩证的回答，首先肯定贤者可以享乐，但关键在于是否“与民同乐”。
孟子批判了两种极端观念： 百姓若因得不到快乐而抱怨君主，是不对的；君主若独占快乐而不与民共享，更是错误。孟子依照民本逻辑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强调统治者需与百姓情感相通，将个人之乐扩展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王天下”的政治理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并非否定君主享乐，而是将“乐”与“忧”纳入政治伦理范畴，要求统治者超越私欲，以百姓的苦乐为执政根基。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
本章内容的第二部分用晏子劝谏齐景公的典故进一步探讨君主游乐的行为。齐景公问晏子如何效仿先王巡游（“观”），实则是想为自己的游乐行为寻找合法性。晏子则借机阐发“巡狩”“述职”的本质。 巡狩是天子考察诸侯政绩，述职是诸侯汇报职责，本质是处理政事，如“春省耕补不足，秋省敛助不给”，而非享乐。 晏子引用夏谚，对比古今，批判景公的“流连荒亡”。如古之巡游为民生，今之巡游劳民伤财，“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导致民怨“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文中还对“流连荒亡”做了的具体解释和批判 :“流”是顺流而下忘返，沉溺享乐；“连”是逆流而上忘返，放纵无度；“荒”是狩猎无厌，荒废政事；“亡”是酗酒无度，失德亡身。 晏子借此警示景公：先王之行旨在安民，而非纵欲；若君主行为偏离此道，必致国危。
景公纳谏后，做出了改过的行为，并命作《徵招》《角招》之乐。文中“畜君何尤”一句，有学者解释“畜君”即“匡正君主”，指臣子以道义引导君主向善，使其行为合于仁政。“何尤”的意思是这样的“匡正”并非过错，反而是忠君爱国的表现。 此处彰显孟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臣子有责任规劝君主，而君主需以民为本，从谏如流。
孟子通过两则对话，强调“与民同乐”是王道的实践路径。统治者只有将自身苦乐与百姓命运绑定，民本与王道统一，才能实现“天下归心”。具体到对“君主欲望”的引导上，孟子不否定君主合理的物质享受，但要求其以民为本，将私欲升华为“公心”。晏子劝景公的故事，正是对“畜君”思想的例证——通过臣子的规谏，君主得以节制私欲，回归仁政。孟子借古喻今，对齐宣王提出委婉批评：若其能效法景公改过、与民同乐，则可成王道；若固守私欲，则难免重蹈“流连荒亡”的覆辙。
这一章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孟子的政治智慧。一是辩证性：既承认人性对“乐”的需求，又强调其需与民共享；二是实践性：通过历史案例（如景公纳谏）说明仁政的可操作性； 三是道德性：将政治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要求统治者以“忧乐天下”的道德自觉实现治国理想。 文章也深刻揭示了孟子思想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内核。
背景知识
孟子思想中的“爱民”主张（上）（节选）
孔子主张“德政”，孟子主张“仁政”。其实，“仁政”与“德政”既有本质上的联系，又有时代特点的不同。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周王朝已经彻底衰亡了，连表面上的“共主”地位也丧失了。所以，孟子再也不提周天子了，也不像孔子那样，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的口号了。当时，诸侯国都可以称王称霸，一切取决于武力。但是，战争连年，殃及百姓，人民渴望和平和统一。诸侯争霸都是打着统一的旗号。孟子也是主张统一的；但是，在为什么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孟子和当时的法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仁政”就是孟子实现统一的根本主张。
当时，有一个诸侯王（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即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即只有统一天下才能安定。接着又问：“孰能一之？”谁能统一天下？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好杀人的人（国君）能够统一。“不嗜杀人”就是孟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是从反面说的，从正面说就是“爱民”。
孟子毫不留情地说，当今的诸侯，“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果有一个“不嗜杀人者”出现，他就能够统一天下。“未有不嗜杀人者”，是一个全称判断，也是对当时的政治统治者的一个全面批判。而他所说的“不嗜杀人者”，则是一个针锋相对的主张，也是一个反潮流的说法，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照孟子所说，诸侯们喜欢用杀人的办法实现统一，但这只是“以力服人”而不是“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人民只能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心里并不服；以德服人者，人民就会心悦诚服，自觉自愿跟他走。这就好比七八月间的禾苗盼望雨水一样，“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如果有“不嗜杀人”而能爱民的国君，解救人民的疾苦，天下的人民就会“引领而望之”，伸着脖子仰望他，自觉自愿跟随他，就像河水向下奔流一样，谁能阻挡得住呢？
“不嗜杀人”是孟子针对当时诸侯“好战”的现实提出来的政治主张，可行与否，暂且不论。其中蕴涵的真实意思，就是“仁义”。这正是从孔子的仁学发展而来的。孔子仁学的核心，就是“爱人”。但孔子主要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说的，仁德的实现更多地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孟子进而将仁德推向政治，成为一种政治原则。一方面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战乱，批判“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战争行为；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儒家最重要的政治理想，这就是以“爱民”为核心的“内圣外王”之学。
孟子渴望出现圣人，来治理天下国家，先治理好一个国家，进而统一天下。就像当年的周文王，只有一百里大小的地方，却由于实行仁政，后来终于消灭了殷纣王的暴虐统治而统一了天下。实际上，他所理想的圣人，就是有“仁心”并能行“仁政”之人。仁心不是别的，就是“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就是仁政。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建立在他的人性学说之上的（关于人性学说，以后还要讨论）。他从人君有仁心推导出仁政，实现天下太平，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学说，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其全部政治主张，是建立在“爱人”“爱民”这一基础之上的。他说，不相信自己仁心的人，“自贼者也”，即陷害自己；不相信国君有仁心的人，是“贼其君者也”，即陷害国君。但是，现实中的国君，正如他所说，“未有不嗜杀人者”，那么，怎样才能行仁政呢？这正是孟子最关心的问题。
照孟子的说法，问题不在于国君有没有仁心，而在于一旦做了国君，就容易被权力、地位和欲望所“陷溺”，因而贪图享受，扩充权力，满足个人贪欲。孟子并不反对欲望，有些国君，“好色”“好货”“好乐”“好勇”，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求一己之乐，而不顾人民之忧乐，只满足一己之欲望，而不顾人民的需要。如果能做到“与民同之”，时时考虑到人民的需要，那就是仁政的开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来源。它已成为中国士大夫的重要的政治理念。但是，这需要做国君的，提高道德修养和政治品德，限制个人欲望的膨胀。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虽然是一个普遍的命题，但是，正如人人都要修养一样，对于为政者来说，却有更严格的要求，他必须首先做到这一点，才能谈到行仁政的问题。当然从客观方面说，还要有“大人”以“格君心之非”，即纠正君主的各种不正确的念头。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孟子新注新譯（第二版）》，楊逢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